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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祠墓,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梁山。梁山,是韩城西部横贯南北之山,因山顶平直似栋梁得名。朱熹《诗集传》云:“梁山,韩之镇也,今在同州韩城县。”又《韩城县志》载:“梁山在县西北九十里。”
地处“河山之阳”的芝川,以雄奇山川、肥沃原野,哺育一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13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陕西韩城)人。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其祖上为史官世家,父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20岁时就已开始游历祖国各地,为著作《史记》奠定坚实的基础。
正如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史官记史,难免要秉笔直书,但不免会遭到君主不满。天汉二年(前99年),因李陵事件汉武帝迁怒司马迁,将其投入大牢处以宫刑。
为了让《史记》传世,司马迁蒙辱苟活,出狱后改任中书令,依然博览群书,勤奋写作,否则以他的倔强的脾气以及一个男人的尊严,大概率不会苟活于世。
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无明确记载,死因也众说纷纭,这里就不展开了。司马迁丰富的学识和崇高的境界,无人能传承、效仿,这样一个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名垂青史。
所著鸿篇巨制--《史记》,计有130卷,52万余字,几乎耗费司马迁一生的时间与心血,后人也不得不为他的这份恒心与毅力所叹服。
清朝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也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可见,《史记》开创了新体例,并创下新规模,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产生深远影响。鲁迅曾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而司马迁顽强地与悲剧命运抗争的精神,以及忍辱负重的信念,还有那让人望尘莫及的学识,都让后人极其敬佩。
后人正是有感于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就在芝川修建司马迁祠。
祠堂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宋代扩建,元代又重修。据《韩城县志》载“太史公传”云:“迁卒葬高门东南八里岭上,东望黄河,一丘岿然。”
司马迁祠原有的建筑物,主要有寝殿、献殿、祠门、山门和四座牌坊,除第三座牌坊已不存在外,余皆完好。
祠堂进口,为一座古朴的大牌楼,上书“汉太史司马祠”牌坊。牌坊后面是“司马坡”,之后过九十九级台阶才能到达祠门,上书“太史祠”三字。
祠内古柏参天,肃穆幽静。
寝宫正中,为司马迁塑像,面貌雍容,呈现出超凡气势。塑像端正,但头部却略向北偏转。传说这是太史公向北凝视苏武墓,对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而不辱汉节的精神表示敬佩。像前楹联“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正是司马迁一生的写照。
接着就是献殿,内碑石林立,多为宋、金、元、明、清各代碑记和名人凭吊吟咏,诗文雅健,书法挺秀。
其中两则碑记尤为瞩目。一则碑记上载: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在同州任职期间,一天夜晚忽梦见一盛妆女子,诉说自己是司马迁侍妾,名唤隋清娱。司马迁年轻出游时曾携其同行,西上返京时她留在同州。听说司马迁在京城受刑,她郁郁而终,葬于同州常乐寺西边,特意来求褚遂良给她作一墓志。
还有一则碑记,为康熙不准给司马迁谥号之事。
尽管历代帝王均不给司马迁谥号,但他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祠院后为司马迁墓,青砖砌圆形,周边嵌以八卦砖雕、花卉图案十六幅;南北两面嵌金、清两代碑石四方,墓前石碑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陕西巡抚毕沅题“汉太史司马公墓”。
墓顶古柏参天,若巨掌撑天,矫龙挚云。清初李因笃曾吟诗“海岳飘零同绝笔,乾坤一半到斯岑。尚余古柏风霜苦,空对长河日夜深”,认为明末清初乾坤扭转之时,天下文人翘首司马坡,或许,正是太史公饱经风霜之苦的坎坷人生,给予人们精神鼓舞以及文化寄托。
后面为司马古道,路面为大小不等的石料铺砌。自战国至今,历经二千余年风雨剥蚀、车马磨损,凸凹不平,足见岁月之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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