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武帝时，先后任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记载从黄帝至汉代的纪传体通史，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大部分，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著作。
史记.太史公自序(选录)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教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且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遂致力于《史记》的写作。但在48岁时因“李陵之祸”被处宫刑，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击，加深了对统治阶级的认识。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决心“发愤著书”，为了《史记》而“隐忍苟活”，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阶级社会中，进步人士由于遭受剥削统治阶级的迫害而加深了对阶级社会和剥削统治的本质的认识，激起对进步理想和真善美的追求，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性有质的飞跃，并获得创作的动力，最终写出优秀的作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正揭示了这一普遍的规律。其中既有对前人著述经验的总结，也有自己的深切体会与认识。正是由于宫刑之辱，使其后所完成的《史记》在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虚伪、狡诈，歌颂下层人民的淳朴善良、真诚守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历代史书望尘莫及。
《史记》历来被誉为“实录”之作，但并非没有思想倾向。司马迁认为：孔子的《春秋》“采善贬恶”，“非独刺讥而已”，即既有歌颂，也有揭露，但更强调它是针对“乱世”而作。这就指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并非就事论事，而应从进步的思想出发作出评价，褒贬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人受到教育。
司马迁虽然推崇孔子的《春秋》，但他并不囿于儒家的成见。历来效忠封建王朝的学者文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还说《史记》是“谤书”。这正说明他能够从史实材料出发独立思考揭露和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的结合。这一点与他重视文学的讽谏传统是一致的。
司马迁在序中记述了他自己出身史官世家，祖先世代为周室太史，其父司马谈学问渊博，古代文化修养深厚，他自幼受其教诲，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了根基。青年时代漫游东南、北历齐鲁、随帝出巡和奉使巴蜀，通过实地采访和考察的机会搜集了全国各地的经济情况和见闻传说、风土人情，在任太史令和中书令期间又有机会阅读国家图书馆的大量书籍和接触机密档案材料，这无疑为他的《史记》的写作准备了丰富的资料和深厚的生活体验。
其父死后司马迁立志实现其遗愿，以此作为起点，以孔子作《春秋》为榜样，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史记》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与志向，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和文学创作中的能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都是有启迪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