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傲娇高冷的《史记》从来是被奉在书架上吃灰。
不是不想读，只是文言文理解能力有限，读完后半部分，忘记了前半部分。
书中还有大量缩减的社会背景、文化知识，想到要读完这部书，还得读很多其他的相关书籍才能看懂，这浩大的工程就有些让人轻松不起来。
幸运地是，张大可老师的这本《史记精编本》上市了，情节精彩，语言通俗，分析深刻，讲解全面，可以帮助大众读者理解历史、走进历史。
张大可老师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堪称国内《史记》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秦汉三国史方向的研究，他出版了10余本解读《史记》的书籍和高校教材，
这本书精心在梁启超精选的《史记》十大名篇的基础上，作了白话文翻译，便于读者与原文对照阅读，也结合历史进行了深度讲析。有文学功底的历史爱好者，可以根据张大可老师拓展的人物线条，进行深度阅读。
司马迁写人物，既有对才华、功绩的肯定，也有根据个人自身性格分析的主观评价。
项羽是司马迁的偏爱，不是例外。
司马迁将项羽的传记定为“本纪”，编列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体现了项羽作为历史的中心人物，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体现了项羽灭秦国汉朝创立送人头的功劳。
司马迁是极其疼惜项羽的，他跳出成王败寇的写史逻辑，根据贡献把项羽作为秦朝末年反抗暴政的悲剧英雄来讴歌，充分肯定了项羽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认为项羽在设鸿门宴时，不过是个27岁的马背将军，不懂得搞阴谋；
又不懂得用人之术，赶走了范增，听信项伯这个内奸的笨方法。
种种原因，致使他“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自刎乌江谢罪。
司马迁评价韩信多少也带着一股怜悯与疼惜。
韩信曾是浪荡少年，常常赖在别人家吃白食，却情愿遭受了胯下之辱也不与莽夫搏斗，因为他从小立大志，不屑在小事上消耗精力。
几经曲折坎坷，韩信终于得到汉高祖赏识，为打江山四处征战，立下汗马功劳，最终因功高震主被刘邦用计杀害。
在司马迁看来，韩信是功名心切，糊涂一时，招致杀身之祸。但也为他的名节辩驳，韩信绝无背叛刘邦，争夺天下之心。
除了写人物，司马迁还善于做各种体系的思考，《货殖列传》就是他对经济发展的考察和探索市场规律的思考。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他根据历史的发展之势，提出应当按照农工商虞共同发展的模式推动市场经济，批判了道家小国寡民的理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
他提出社会应当重视财富，因为财富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能给人带来幸福感。
他总结了商人的治生经验，探索了市场价值规律，他的商品经济理论具有超前性。
他认为商业的发展依靠资源和人才：
秦朝商人卓氏被发配边远地区，卓氏依托资源丰富的地方采挖铁矿冶炼，他的财富“拟于人君”；
商人刀间任用人人头痛难管的“桀黠奴”，发挥其所长经营商业，结果“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他认为致富的关键在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逐时而居货”，干旱的时候进购船只、洪水时节囤积车马，根据时节在反季节时低价进货，等到市场需要的时候高价卖出赚取利润。
“易腐败而食之货勿取，无敢居贵。”容易腐败坏掉的货物不必囤积，薄利多销就好。
司马迁在市场经济方面有着敏锐地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可惜未能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不然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许又将是另一番面貌。
司马迁继承父志撰写《史记》，既有博览群书的知识储备，又有周游天下的寻访调查，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求真求实地态度严谨地对待自己落笔的每一个字。
行文有理性客观地记录，又有“太史公曰”的感性点评，对历史人物处理感情与史实的关系处理，做到爱憎分明，又体现了褒贬公允。
通过张大可老师的讲析，我们可以全面、立体地了解司马迁和他胸怀山河宇宙的《史记》。
司马迁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也具备立意高远，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和才华，更有创造“纪传体通史”和内容体系的创新，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先进思考，才成就了《史记》这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
《史记》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内容总结历史，又创新了经济史传、军事史传、民族史传、学术史传，每读一次，都被司马迁的思想深度和才华所深深吸引。
《史记》被鲁迅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梁启超也强烈推荐“凡属学人，必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