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记录历史最可贵的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尊重现实，只可惜，古往今来，很多统治者为了避重就轻，史料记载已在无形之中有失偏颇。而堪称史料记载鼻祖的司马迁，一生历经荣宠屈辱，用一部《史记》名垂青史，有如班固所言，司马迁尊重了史实也赢来了千百年的认可。
不过，司马迁的一生还是历经坎坷的，据《史记.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因得罪武帝被处以宫刑，可以说是非常痛苦了。但其能够坚持自己的专业与理想，在狱中完成了史记的撰写。精神足以让人钦佩。
如今纵观司马迁的一生，恰恰是他早年的不堪遭遇以及发妻的不离不弃，让他能够身受宫刑而不自弃，一步一步成就《史记》这部旷世巨作。
司马迁从小家境殷实出生于汉景帝时期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可以说是现在的小康之家。受到家庭文化影响的熏陶，司马迁从小就开始大量阅读，十岁的司马迁就能够阅读《尚书》、《左传》等。等到可以独自外出游览的年纪，司马迁在父亲的要求下来到京城，做好了去全国各地游览领略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广泛学习，增长自己的见闻。最终游历归来，司马迁想留在京城做一个郎中。
公元前年，司马谈重病，最后弥留之际，其召见司马迁，对其进行衷衷教导和认真嘱咐，希望司马迁能够继续自己的事业，在史官这一职务中更进一筹，传承家风和历史传统。同时完成对历史事件的撰写。
司马迁自然是惟命是从，而且其本身对历史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热爱。在此期间，其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广泛结交天下名士。武帝开始，为了迎合大一统中央统治的需要，汉初的黄老之学已经不再适用。此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独树一帜，得到武帝的青睐。
他可以经常出入宫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结交了很多达官贵人有的对其学术思想影响较大。董仲舒对司马迁的影响，在《史记》中也都有体现。史记中的人物评价标准与当时被皇家所推崇的流行学者的思想也有一定关系。如大一统，以民为本，尚俭等，这些都对史记成文有影响。当然也不能一言以蔽之，都是史学界的研究思想，本无定论只作为学术探讨之用。
汉武帝是西汉历史上承前启后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位皇帝，武帝非常喜欢向外扩张，其文治武功在不管是当时还是整个历史长河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当时大汉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武帝此时也是采取武力手段，在霍去病以及卫青等人的努力下，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匈奴的压制。
公元前99年的时候，李陵自请五千步兵，孤军奋战，想战败匈奴的单于。但是李陵行军至浚稽山时，遭遇单于突袭，救援的军队迟迟没有到达，此时李陵危在旦夕有全军覆没之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所不受。
但最终的解释权在皇帝手中，所以是非常矛盾的，此时李陵为了三军将士考虑，于弹尽粮绝投降匈奴。大汉王朝气势恢宏怎么能够投降，群臣皆声讨李陵，此时司马迁显示出了其史学家严谨和客观的思维，没有人云亦云而是说李陵无罪。
司马迁上奏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之数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投降，也有可能是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结果是李陵并没有在大汉皇恩的感召下回归汉朝，不知是其身不由已而是个人志向。李陵没有归汉，直接受害人司马迁也被定了诬罔罪，按律当斩。但是武帝考虑到司马迁史官的职业以及其家世忠良，特赐以宫刑赎罪，后来司马迁在狱中忍辱负重完成史记。
伴君如伴虎，祸兮福之所伏，司马迁忍辱在狱中完成的鸿篇巨制史记被历代名家称赞，可见其在史学界之地位之高。或许也是其用自己遭遇换来的福气，司马迁遭受宫刑，他的发妻该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司马迁家世清白，也是书香门第，其发妻柳倩娘也是出生名门，自小是知书达理，喜欢温润如玉的读书人。因此和司马迁是天作之合，婚后司马迁和柳倩娘也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生活。在司马谈尚在之时，其携手发妻四处游历，也是羡煞众人。后来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柳倩娘在伤痛之余，一直暗暗支持司马迁。
司马迁在狱中坚持写完《史记》，柳倩娘一直把史记珍藏起来，在她看来这就是丈夫的影子。这或许是很多女子都会做出的选择，但身处其中我们还是对其感到可歌可叹。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局限，都可以被爱情和亲情等感情所跨越，这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自古帝王被评薄情，其有杀伐决断不顾情谊的一面，也有帝王百姓同乐同享的一天。司马迁的遭遇很坎坷，但其在坎坷的背景下，坚持立于天地之间，虽然不能立于马上封侯，但其笔杆子可以做到这样。
史记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等，若非好好研读非一定功力不能完成。司马迁与其发妻的遭遇或许被认为少传奇色彩，但其遭遇就是传奇，不能令人不为之动容。班固评价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也是非常真实的，细读史记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浑然天成之处，没有太多的穿凿。语言丰富，言辞恳切精简，梁启超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认为是读书人都应该一读。坎坷的遭遇不是失败的借口，是成功者的动力，司马迁治学精神与专业素养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司马迁的存在对于后人来讲是绝佳的典范，他也同样在塑造着我们的精神。这是一种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积极追求，不是无为而治和顺势而为，而是一贯坚持，找到最有爆发力的自己。正如司马迁曾说的那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身为国家栋梁，理应保存有用之躯，做有益于国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