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于研究西汉之前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后世对于《史记》的评价极高，很多后世再编的《史书》或者创作的故事也有很多是从《史记》中提炼出来的。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离骚》是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该评价既表达了鲁迅先生对于《史记》文学地位的肯定，又能得知《史记》中是有《离骚》的影子的。
所有由古人记载的史书都不是冰冷的文物，而更加像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浓缩了作者心血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史记》也不例外，从中能够看出司马迁对先秦文学做出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一、先秦文学观经历了从修饰词到思想的转变
最初的文章指的是交错的线条，“文章”可以近似地理解为“纹章”。从字面意思就是纹理和章法，以规律的各色线条表达对事物的修饰形式。随着历史和古人的思想发展，才逐渐延伸出更加精确的意义。
1.“文”在先秦时期的概念变化
从西周时期到秦代近千年的历史中，文字在交流中逐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文”的：“文，错话也，象交文。”也就是说文字是用交错的线条来修饰表达的一种形式。
《周礼·考工记》中直接用色彩比作“文”：“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因此，先秦时期有的人认为任何具有修饰性或者“错画”性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文章。当然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广义上的“文”，而狭义上的“文”指的是文学、文化中的“文”。
《论语·学而》中记载了孔子认为的“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的文指的是文化上的修养，他认为文是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语言，而非粗野的语言。而《墨子·非命》中的“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是把学术归为文学，诸子百家的出现也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的喷薄爆发，思想的碰撞铸就了各有所长的学术派系。
百家争鸣的展开使得“文章”的含义大大增加，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促进了“文学”的狭义化定义，“文”不再代表广义上的意义，而是具体地突出文学、文化、文章的含义。
2.言辞在思想表达中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和思想的爆发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随着诸侯国的发展，周天子对于诸侯的管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各国在名义上、表面上听从周天子的统治，实际上对与周天子没有丝毫的忠心可言。
各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土手段齐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总是顺应局势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需要通过外交的形式来解决，那么能够在言辞上更加突出的人就更容易取得社会地位。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以“横”破“纵”、游说六国入秦的张仪，以一番说辞劝退秦军的烛之武，都是在言辞方面有过人之处的名人。
归根结底，言辞只是思想的表达方式，思想的深度。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身的优势，时常和其它学说辩驳，因此都比较重视言辞的表达技巧。荀子就在《荀子·非相》中表达了言辞的重要性：“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也记载了孔子的看法：“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如果不能分辨一个人所说的话，就无法真正地了解他。
而语言是直接对话表达思想的方式；文学，则是用以记录下来、流传下去的言辞表达形式。
二、《史记》中对先秦文学观的继承表现在人和作品两方面
虽然《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体裁上是开创者，但他在内容方面着实表现了对先秦文学观的认可和继承。
1.《史记》中多处观点引用自前人的作品
《史记》对于先秦作品有不少引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就直接引用了《诗经》中的“戎狄是应，荆荼是徵。”《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之祖出生时的天降异象景象借用了《诗经·商颂·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东方朔的事迹时，直接引用了《论语·泰伯》中的句子：“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表达了自己的感慨。当时儒家学说还并未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司马迁却毫无更改地引用，也是源于对前人文学的认可态度。
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既说明了司马迁对于先秦作品的熟记和精通，又说明了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文学观。《史记》中除了对先秦历史的记录以外，还包含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这既是在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又是在借用作品对当权者的委婉劝谏。
在作品中引用前人的观点和言辞，是对自身观点的佐证，是对著作的尽心，也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2.司马迁对先秦文学家非常重视
古代的纪传体史书大多是通过人物的生平事迹推动历史的发展，突出“在”政局中的作用。比如张仲景和华佗同为东汉末年的伟大医学家，虽然华佗在多部史书中有传记，但张仲景却难以在官方中找到记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华佗和曹操、关羽等多位重要政界人物有交集，这些人物是三国历史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与他们产生交集的华佗自然而然地在史书中留下了不少笔墨。
司马迁和之后的史学家不一样，他对文学家非常重视。比如屈原在战国时期的史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史料，而他在战国时期的威望也并不算高，但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却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载屈原的史记。司马迁用“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样的高度评价表达屈原的伟大，推崇之情溢于文字。
此外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里收录了《子虚赋》、《上林赋》等大量司马相如的文章，使之成为《史记》中收录作品最多的一篇传记。司马迁对于文学家不惜笔墨的记载，是他对文学家高度重视的外在表现。
三、司马迁在继承先秦文学观的同时也进行了发展和突破
《史记》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历史方面，它的文学价值丝毫不逊于历史价值。是司马迁对于历史、文学、先秦思想的理解才诞生出《史记》这么伟大的作品，在继承的前提下，作出发展和突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司马迁对于文学的看法
《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对于“诗”的看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比较宽泛的说法。司马迁的看法是“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认为诗文之功用在于“怨”、在于“愤”，在于对社会、政治的讽谏。
司马迁认为“《诗》以达意”，诗赋文章，都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即便是描写山川鸟鱼等自然景象的作品，也是为了通过外界景象委婉地表达出作者的深意。这样的看法是对先贤作品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也是司马迁本人文学观的核心内容。
在当时还并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诞生，春秋战国时期留下的璀璨的百家学说已足以让文人消化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文学本身的研究少之又少，司马迁通过《史记》展现出了自己优秀的文学素养。
2.司马迁和《史记》对于后世的文学观念影响是巨大的
司马迁对前人的传记中常常有自己本身的评价，而这些评价虽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更能引起后人阅读《史记》时更多的主动思考。《史记》中已能看出司马迁对于孔子的尊崇了，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评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种深明大义、毅然决绝的磅礴气势感染了无数后人。他本人在写《报任安书》时正值狱中，他罗列出西伯、李斯、韩信等饱含屈辱而坚强生存的事例激励自己，表现出了崇高的人生信念。
司马迁最早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这正是对先秦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的表现，这种理念的突破是难能可贵的，也因此而使司马迁的文学观点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推进了文学思想的发展。
参考资料：
《史记》
《说文解字》
《周礼·考工记》
《周礼·考工记》
《论语》
《墨子·非命》
《荀子·非相》
《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