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跨越两千年;邂逅,司马迁密码。
“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这句话出自《史记·货殖列传》。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偷坟掘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靠这个发家的。
《货殖列传》在《史记》中第一百二十九卷,为列传的第六十九篇。而《史记》第一百零四卷,为《田叔列传》,列传的第四十四篇。
《史记》中前后两篇列传中提到的“田叔”应该为同一人。
《货殖列传》中在介绍田叔时,前面还提到一句话,“此其章章尤异者,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这些人”(前文提及的卓王孙、程郑以及关中富商大贾田啬、田兰、韦家、杜氏等)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或者有俸禄收入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
而《田叔列传》中介绍的“田叔”明显不在“这些人”之列,他是吃俸禄的人,明确为官家身份。也就是说田叔与其他人勤劳致富手段不同——掘坟盗墓。
那么,司马迁究竟是为什么要给田叔这个盗墓贼立传扬名呢?
司马迁偏心为田叔立传
“田叔者,赵陉城(今河北无极东北)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田叔是赵国陉城人,祖上是齐国田氏的后代。“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田叔喜欢剑术,曾向乐巨公学习黄、老的学说。喜欢剑术却学习了黄老学说,田叔明显的专业不对口。然而,这些行为缺符合刘邦的胃口。
“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田叔为人严正廉直并以此自得,喜欢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游。“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国人把他推荐给赵相赵午,赵午又推荐给了赵王张敖。
从这里判断田叔比较会做人,日常表现的非常正直,交游的都是说话管用的人。因为人缘不错,所以大家一致推荐下轻松进入仕途。
“赵王以为郎中”,张敖任命田叔为郎中,比较低级的官吏。“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田叔在任几年,表现得峻切刚直清廉公平,得到了赵王张敖的赏识。
自此之后,田叔混迹于朝堂,从张敖郎中到汉高祖汉中守,再到汉景帝时为诸侯国相,几番宦海沉浮,最终死在鲁国国相任上。除了田叔,司马迁顺便对田叔的小儿子田仁作了相应记录。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田仁以为身强体健成为卫青的门客,多次跟随出征匈奴。在卫青推荐下,田仁为郎中,没过几年升任为丞相长史,接着又失去官职。后来派他侦视检举河南、河东、河内三郡。最后,田仁在司直任上,“坐纵太子,下吏诛死”,因为放太子出城而被汉武帝诛杀。
“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在文末司马迁评论中的一句话,田仁和我关系很好,我所以把田叔、田仁放在一起进行叙述。司马迁真是出于个人交情而对田叔、田仁的记录?
我认为存在这个可能,列传中田叔是正直爱民的好官,这形象与掘坟盗墓的贼截然不同。但是,田叔没有抢眼的政绩,完全可以归类于第一百零三卷,与《石奋、直不疑、卫绾、周文等列传》合并叙述,完全没有必要单独列传。所以,这个可能又不太符合司马迁做史的初衷。
司马迁为何重复贯高谋逆
田叔作为三朝元老,事奉过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尤其是在汉高祖时,见证了张敖叛乱;在汉景帝时,审理梁孝王叛乱案件。所有这些又显得格外的重要。
“未及迁”,张敖没有来得及提拔田叔,“会陈豨反代”,恰巧碰上了陈豨在代地造反。“汉七年,高祖往诛之”,即公元前年,刘邦亲自带兵前去诛讨陈豨。
此处存在明显错误,根据《高祖本纪》,汉五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汉六年十二月,韩信被人上告谋反,刘邦用计擒韩信改封淮阴侯;汉七年,匈奴攻打韩王信马邑,韩王信因此据太原造反;而陈豨造反在汉十年八月。因此刘邦应该是自西向东平叛韩王信,路过赵国。
汉五年刘邦分封诸侯王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禹县)”。汉六年,刘邦改封韩信为淮阴侯的同时,“徙韩王信太原(今山西太原)”。
太原与赵国邯郸基本不在一条线上。而刘邦在平叛韩王信过程中曾两次到赵国。
“(汉七年)二月,高祖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过赵、洛阳”;“(汉)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古城村)”;公元前年,赵王张敖因为谋反被废为侯,“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
从空间来看,无论是平城还是东垣,距离赵国邯郸路途遥远;从时间来看,七年绕路到了赵国,八年再次踏上赵国。刘邦出征平叛却绕道到邯郸,是为了看闺女探亲,还是有其他的目的?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无论是《高祖本纪》,还是《张耳陈余列传》,赵相贯高、赵午“谋弑”刘邦已成定论,为何在《田叔列传》中再次重复呢?司马迁对同一历史事件基本做到避免重复,譬如“鸿门宴事件”在《项羽本纪》详细记录之后,《高祖本纪》仅仅寥寥数语,或者用“语在《项羽》事中”一笔带过。
这种叙述方式明显有别于其他的地方,司马迁重复应该不是强调,而是隐藏着秘密。
但是,《田叔列传》重复贯高“谋弑”好像仍然与田叔没有关系。
张敖根本不同意贯高谋逆
汉七年刘邦路过赵国,“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张敖亲自端食盘献食,表现得十分恭敬,而汉高祖却十分傲慢地骂骂咧咧。
按说刘邦性格本来大大咧咧,“箕踞”应该是生活习惯,刘邦接见儒生或者韩信时都是如此坐姿。“骂之”也没有什么,张敖毕竟是刘邦的女婿,“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
但是,张敖手下人看不过去了,“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十几个人对赵王张敖说:“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意思是张敖侍奉刘邦礼节周全,但是刘邦对待张敖有点过分,所以要求造反。
由此猜测众臣被逼造反肯定有更过分的原因,或者说张敖造反纯粹是刘邦故意为之,只是司马迁不能明确。众臣岂能因为刘邦的“箕踞”、“骂之”而造反。
在《淮南厉王列传》中司马迁明确,“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意思是公元前年,刘邦再次经过赵国时,女婿张敖竟然“献上”自己的妾。“美人”,是诸侯王后宫妃嫔的一个等级。而张敖“献上”的这个“美人”就是刘邦之子刘长的生母。
司马迁在《淮南厉王列传》用的这个“献”字,背后有少霸占的意味呢,又或者又有多少羞辱的成分呢?这或许才是贯高、赵午造反的关键原因吧!还有没有更过分的呢?只有上天才知道,司马迁没有披露。
当众臣将密谋告诉张敖之后,“赵王啮指出血”,赵王咬破自己的指头出了血。司马迁在《张耳陈余列传》、《田叔列传》重复了两次,张敖此举既可能是包含着对刘邦——老丈人兼皇帝,既愤恨又恐惧的情绪;也可能是对强硬臣子们的愤恨和忧虑。
赵王张敖虽然是异姓王,但的的确确没有谋反的意图,而贯高、赵午等(应该不包括田叔)“谋弑”刘邦纯粹是自发行为。为什么诸侯王张敖能容忍了,而臣子贯高、赵午却不甘心忍受屈辱呢?
当张敖得知贯高等人的谋划之后,张敖咬破手指对臣下这么说的:
“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史记·列传第四十四田叔附任安》
我的父亲失去了国家,没有陛下(指刘邦),我们早已死后尸体生蛆无人收尸,你们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要再说了!
“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愿君毋复出口。”——《史记·列传第二十九张耳陈余》
您这是什么话!当初我们先王丢了国,全仗着皇上才得以恢复,以至于我才有今天,我们这里的一丝一毫都是皇上给的。希望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张敖不仅没有谋反的打算,反而劝阻臣下谋反。
再从《张耳陈余列传》梳理一下有关时间:汉三年,张耳跟韩信打败陈余、赵歇,从而被封为赵王;汉五年,张耳去世,张敖接班为赵王;汉七年,刘邦从平城经过赵国,贯高、赵午等人意欲谋反。
根据以上分析,张敖虽然继任为王,但是却是比较懦弱没有野心,如贯高所说“吾王孱王也”,甘心顺民逆来顺受;其次,张敖跟刘邦为翁婿关系,因此根本没有谋反的打算;其三,张敖没有自己的心腹,“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发现田叔贤能却“未及迁”,没有官职给升迁。
所以,张敖根本不具备谋反的实力。但是,贯高等人商量后认为:张敖是忠厚长者,不肯背弃皇上的恩德。“卒私相与谋弑上”,最终私下里一起谋划弑杀刘邦。
重要一点,无论是《高祖本纪》,还是《张耳陈余列传》,以及《田叔列传》都明确贯高“谋弑”与田叔无关。田叔可能知道消息,但是根本没有参与行动,况且刺杀刘邦也根本不需要太多人谋划。
贯高“谋弑”与田叔无关
然而,“谋弑”行动败露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暴露的呢?
汉八年,刘邦从东垣返回,又路过赵地,于是贯高等便在柏人县驿馆的夹墙内埋伏了刺客,准备乘机行刺。结果刘邦突然“心动”,所以没有留宿。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今河北隆尧西),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史记·本纪第八高祖》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不宿而去。”——《史记·列传第二十九张耳陈余》
“心动”究竟是神乎其神的心理感应,还是做了亏心事而惊悚呢?大概是后者,毕竟屡次逼迫女婿造反,而且做法有点过分,不然不至于亏心。
在《张耳陈余列传》中,司马迁说“汉九年,贯高怨家(仇家)知其谋”,刺杀皇帝的事情怎么可能被仇家知道呢?而且还是刺杀失败后的第二年。还有一个疑点:贯高刺杀行动等待皇帝刘邦来到赵国才执行,而不是跑到长安冲进未央宫。我甚至都怀疑贯高谋划的目的。
“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事情败露后,汉朝下命令逮捕赵王和谋反的群臣。“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于是赵午等人都自杀了,只有贯高主动投案被捕。赵午等人自杀不想受辱或者牵连家人,而贯高主动投案为了替张敖辩白脱罪。
当时汉朝又下诏书,赵国有胆敢跟随张敖进京的罪及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只有孟舒、田叔等十多人穿着赤褐色的囚衣,自己剃掉头发,颈上带着刑具,假称赵王的家奴跟随张敖到了长安。
“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贯高主动承担谋逆罪责,表明张敖并不知情,因此张敖被释放,而废王为侯。“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张敖随后向刘邦推荐了自己臣子十多个人。
“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刘邦召见了张敖推荐的人,谈话之后发现都是贤能的人才,汉朝廷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于是,“上悦,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田叔为何被任命为汉中守
“叔为汉中守十余年”,田叔被任命为汉中郡守,一干就是十多年。
“汉中”是汉元年项羽分封时,刘邦、张良通过项伯特意申请的封地,“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刘邦革命起事的大本营,而且萧何经营多年,相对云中守边境郡县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汉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汉文帝即位之后,特意召见田叔问政。“公知天下长者乎?”“长者”为德高望重,才能超群的人。
司马迁为何要写汉文帝召见田叔呢?而且咨询这个问题又是为何?确实令人诧异。
“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田叔谦虚一番,然后向汉文帝推荐了在赵国的老同事孟舒。当时孟舒因为抵御匈奴犯边抢劫不力而被免职。
孟舒跟田叔便是一同被刘邦任命为郡守,孟舒被安排到云中郡——靠近匈奴的边境。难道孟舒做云中郡守是命运的问题?
“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拒,士卒疲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疲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史记·列传第四十四田叔》
田叔向汉文帝解释孟舒为长者的具体内容,可以说了解十分详细。对这段话不做过多分析,单就贯高谋反败露后进京赴死这句话来分析。
贯高等人谋反,皇上下达了确切明白的诏书,赵国有敢跟随赵王张敖的人罪及三族。然而孟舒自己剃掉头发颈带刑具,跟随赵王张敖到他要去的地方,想要为他效死,自己哪里料到要做云中郡太守呢!
这莫非也是田叔的心里话?
又或者田叔当时并非慷慨赴死,而是早知会自己被重用?因为,赵王谋反的告密者始终没有出现,而且相关涉案人员不过孟舒、田叔、贯高、赵午,赵午、贯高已经自杀,而孟舒被派守边,况且此三人曾多次出现,而田叔出现的有点突兀。
田叔为人机智狡黠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没有具体时间,没有明确事由,田叔“失官”肯定是汉中守。这点联系到《货殖列传》,大概是田叔拿着俸禄干着掘坟盗墓勾当。
田叔仕途并没有因为盗墓而终结。梁孝王派人刺杀了吴相袁盎,原因是袁盎进谏汉景帝拒绝传位给梁孝王。“景帝召田叔案梁”,田叔受汉景帝委托去梁国审理此案。
田叔到梁国后很快结案,回朝报告。
汉景帝说:“梁王有派人暗杀袁盎的事吗?”
田叔说:“臣死罪!梁王有那件事!”
景帝说:“有罪证吗?”
田叔说:“烧了。皇上不要过问梁王的事。”
汉景帝问:“为什么呢?”
田叔说:“梁王如不伏法被处死,这是汉朝的刑法不能实行啊;如果他伏法而死,太后就会吃饭不香睡眠不安,这又是您的忧虑啊!”
汉景帝非常赏识他,让他做了鲁国的丞相。
田叔刚到任,一百多名百姓拦路状告鲁王强抢财物。田叔抓住为首的二十个人,每人笞打五十大板,其余的人各打手心二十,对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怎么敢毁谤君主呢!”
鲁王听说后非常惭愧,拿钱让国相偿还他们。田叔说:“君王自己夺来的,让国相偿还,这是君王做坏事而国相做好事。我不能这么干。”于是鲁王就亲自偿还给百姓。
鲁王喜欢打猎,田叔跟随相伴。田叔故意在烈日下暴晒等待鲁王,而不到馆舍休息。鲁王有所触动,从此不再大举出外游猎。
几年后,田叔在鲁国国相的任上死去。
“盗墓贼”田叔的故事,司马迁就讲到这里了。故事相对其他列传比较平淡,几乎没有一点儿吸引力,如果从这点来说确实可能是个人交情。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列传第七十太史公自序》
但是,司马迁认为五百年出一圣人,从孔子到他差不多五百年了,司马迁立志著述“扬名于后世”,而《史记》背负如此使命,司马迁不可能明显掺杂自己私心。至于《田叔列传》附录的任安列传纯属后人附会,从而影响了众人对田叔的判断、误读。
其一,张敖“谋反”其实说到底是刘邦杀戮异姓王的开端,让其他的诸侯异姓王看看,连女婿都不放心也不放过,更何况他人。
其二,贯高等人被逼无奈谋划了刺杀行动,不排除与刘邦勾结的可能,毕竟刺杀未付诸实施而流产。
其三,从田叔任命云中守,到刘邦柏人不宿,再到贯高“谋弑”被告密,隐约之间又好像与田叔有关联。莫非田叔是贯高“谋弑”败露的元凶?要不然找不出来更合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