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犯边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余年。及秦灭，匈奴复稍南渡河①。
起初，匈奴畏惧秦朝，向北迁徙了十多年。待到秦朝灭亡，匈奴又再次逐渐南渡黄河。
①南渡河：黄河的流向呈“几”字形，故其中有两段是由西向东流的，一是“几”字横折弯钩中的“横”，二是“几”字横折弯钩中的“弯”。之前在谈论秦末及楚汉战争时，我们多次提及的南渡黄河是指渡过黄河“几”字的“弯”，即自今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以西的河段，而此次匈奴南渡的黄河是指黄河“几”字的“横”，即自今内蒙古巴彦淖尔至托克托之间的河段。这段黄河以南的地区，被称为“河南地”，又由于这块地区三面都被黄河围住，仿佛黄河就像是个套子，故又称其为“河套”。清代何丙勋《河套图考·序》记：“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
在河套地区，有三个水草丰美、物产富饶的平原，故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这三个平原分别是贺兰山以东的银川平原、狼山以南的巴彦淖尔平原和大青山以南的土默川平原。其中，银川平原又称为“西套”，巴彦淖尔平原又称“后套”，土默川平原又称“前套”，前套和后套合称为“东套”。一般地，人们将三大平原合称为“河套平原”，亦有人将河套平原作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河套平原即三大平原，狭义的河套平原就只指东套，甚至只指后套。东套平原以北的狼山、乌拉山和大青山，皆隶属阴山山脉，如下图所示：
《史记·匈奴列传》记：“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巉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也就是说，在秦国、赵国和燕国的北方，原本是有许多胡人部落的。由于三国的持续北伐，驱逐胡人而后设置边郡，致使三国皆与匈奴的势力接壤。其中，位于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正是赵国的领土，隶属云中郡管辖。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进攻，赵武灵王还在此修建了长城。当李牧驻防边境时，匈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由此可知，李牧曾在边境大破匈奴，斩杀匈奴骑兵十多万，这才致使匈奴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内不敢靠近赵国边境的城镇。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李牧大破匈奴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其必定发生在赵悼襄王元年之前。因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接着写道：“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赵悼襄王元年，即公元前年，李牧在这一年已经离开匈奴前线。十年后，即前年，秦将桓齮伐赵，攻占赵国的雁门郡、云中郡。又过了五年，即前年，李牧被赵幽缪王杀害。或许正是由于这两件事，才导致匈奴敢于在被李牧击败的十余年后再次入侵河南地，而当时秦始皇正忙于兼并六国，亦无暇顾及北境的匈奴。待到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便命蒙恬率兵北击匈奴，收复了全部的河南地，之后又以黄河为边塞，依托阴山山脉的地形修建长城。匈奴不敌蒙恬，只能向北迁徙以避锋芒。秦始皇去世后，胡亥矫诏陷害蒙恬，军权落到其副将王离手中。陈胜起义后，王离率军南下协助章邯平叛，致使边境防务空虚，匈奴遂得以再次南下。
单于头曼有太子曰冒顿①。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立之。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乃使冒顿质于月氏。既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
当时的匈奴单于名叫头曼，头曼的太子名叫冒顿。后来，头曼所爱的阏氏生下了小儿子，头曼想改立他为太子。当时，匈奴东边的东胡部落强大，西边的月氏部落强盛，于是头曼就派冒顿到月氏去做人质。不久之后，头曼又出兵紧急攻打月氏，致使月氏想要杀死冒顿。冒顿偷得月氏的良马，骑着逃回了匈奴。头曼觉得冒顿非常雄壮，命他统领一万骑兵。
①单（chán）于：匈奴君主的称号。《汉书·匈奴传》记：“单于姓挛鞮（dī）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单于的正妻，称为阏（yān）氏（zhī）。头曼是匈奴的第一任单于，头曼为其名，其姓为挛鞮，其太子名叫冒（mò）顿（dú）。
冒顿乃作鸣镝①，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冒顿乃以鸣镝自射其善马，既又射其爱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斩之。最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可用；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遂杀头曼，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②。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于是制作鸣镝，用来训练部队的骑射。冒顿下令道：“凡我鸣镝所射之处而将士不能跟着射出的，一律斩首！”遂以鸣镝射向其喜爱的宝马，之后又射向其喜爱的妻子，身边有些人不敢跟着射的，都被处斩了。最后，冒顿以鸣镝射单于的宝马，身边的人都一齐射出。于是，冒顿知道这支部队可以用了。在跟随头曼单于打猎时，冒顿以鸣镝射向头曼，其身边的人也随之射出。就这样，冒顿杀死了头曼，随后诛杀不听从其号令的后母、弟弟和大臣，自立为单于。
①鸣镝：古代一种射出后有响声的箭，又称“响箭”“嚆矢”。《天工开物·佳兵》记：“响箭则以寸木空中，锥眼为窍，矢过招风而飞鸣，即《庄子》所谓嚆矢也。”
②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对于这句话，许多史家的解读是冒顿诛杀了其所有的后母、弟弟以及不听从号令的大臣，这是不准确的。盖《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敬曰：“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冒顿既妻群母，可知其后母没有尽数诛杀，只诛杀了那些不肯听从其号令的。
东胡闻冒顿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居顷之，东胡又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东胡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此弃地，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出者斩！”遂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冒顿遂灭东胡。
东胡听说冒顿自立为单于，便派使者对冒顿道：“我想要得到头曼单于在位时的千里马。”冒顿询问群臣，群臣皆道：“这是匈奴的宝马，不要给他！”冒顿道：“与邻国打交道，怎么能吝惜一匹马呢！”遂将宝马赠予东胡。没过多久，东胡又派使者对冒顿道：“我想要得到单于的一位阏氏。”冒顿又问左右，左右都怒道：“东胡毫无道义，竟敢索要阏氏！请派兵攻打！”冒顿道：“与邻国打交道，怎么能吝惜一个女子呢！”遂将所爱的阏氏赠予东胡。东胡王变得越发骄横起来。在东胡与匈奴交界的中间地带，有一条无人居住的弃地，长达一千多里，双方在无人区的边缘设立了守备的哨卡。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这块弃地，匈奴想要占据。”冒顿询问群臣，群臣中有人道：“这是块弃地，给他们也行，不给他们也行。”冒顿大怒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够送人！”遂将所有说可以赠送土地的人全部斩杀。冒顿上马，下令道：“国中有延后出发者，全部斩杀！”遂率军袭击东胡。东胡人最初轻视冒顿，没有作防备；冒顿遂灭了东胡。
①瓯脱：古代游牧民族在边界上修建的土室，供侦察兵驻防和守望用。两边瓯脱之间的弃地，是双方边界的缓冲地带。
既归，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诸国。
冒顿得胜回来后，又向西打跑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和白羊河南王，于是又入侵燕、代，将蒙恬所夺的匈奴故地尽数收复，还占领了汉朝边关在黄河以南的要塞，直至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当时，汉军正在与项羽军相持，中央之国因战乱而疲惫不堪，故而冒顿得以发展壮大，拥有三十多万弯弓射箭的士兵，声威震慑诸国。
自战国末年以来，中央之国的北方主要盘踞着匈奴、月氏和东胡三大部落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绝不仅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于地理因素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请看下图：
在阿尔泰山以东，大兴安岭以西，萨彦岭和雅布洛诺夫山（兴安山）以南，阴山和燕山以北的这片广袤土地，就是著名的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上又有着两座呈倒八字走向的山脉，即杭爱山（燕然山）和肯特山（狼居胥山）。倒八字山体的接口处向南，则是宽广的戈壁。戈壁本是蒙古语，即沙漠、荒漠、干旱的意思。以戈壁为界，又产生了两个地理名词，戈壁以北称为“漠北”，戈壁以南称为“漠南”。漠南的南端，就是阴山山脉。至于漠北，在杭爱山以东，肯特山以西，贝加尔湖以南的这块辽阔区域，由于外有名山大川作为阻隔，内有色楞格河、鄂尔浑河等丰沛的水资源，所以迟早会诞生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部落集团。当中央之国处在战国末期时，这里正是匈奴的核心统治区。
在肯特山以东直至大兴安岭的这块区域，由于同样是外有名山大川作阻隔，内有克鲁伦河、鄂嫩河等丰沛的水资源，所以迟早也会诞生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当中国处在战国末期时，这里正是东胡的核心统治区。之前东胡也曾南下入侵，但为燕将秦开所破，撤退千里。燕国随即在北境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又修建长城以抵御东胡。李牧驻防赵国北境时，亦曾大败东胡。
自阿尔泰山的东麓南下离开蒙古高原，这里同样是大片的戈壁和沙漠。穿过这片戈壁和沙漠，我们就看到了一条狭长的绿洲。绿洲的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南侧是祁连山脉，长约一千公里，宽则在数公里至两百公里不等。因其地形狭长，又位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走廊”。当中央之国处在战国末期时，这里正是月氏的核心统治区。河西走廊再往东不远处，就是水草丰美的西套平原。
《史记·匈奴列传》之集解引徐广曰，称冒顿弑父自立是在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年。之后，冒顿向东灭亡东胡，向西打跑月氏，向南吞并位于河南地的楼烦和白羊。这样一来，匈奴就成为在中央之国北面空前强大的游牧民族，可以调动整个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的战略资源入侵中央之国。对此，《史记·匈奴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也就是说：冒顿单于将其领地划分为三大战略区，因其是自北向南入侵中央之国，故以东方为左，以西方为右。冒顿单于自己统领原匈奴核心区，兵锋于中路正对着中央之国的代郡、云中郡一带；以太子为左贤王，统领原东胡核心区，兵锋于东路正对着中央之国的上谷郡以东地区，以右贤王统领原月氏核心区，兵锋于西路正对着中央之国的上郡以西地区。
秋，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九月，以马邑降匈奴。匈奴冒顿因引兵南逾句注①，攻太原，至晋阳。
秋季，匈奴将韩王信围困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前往匈奴，请求和解。汉朝发兵救援韩王信，刘邦怀疑韩王信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匈奴是有二心，派使者责怪韩王信。韩王信害怕会杀，九月，率马邑投降匈奴。匈奴的冒顿单于遂得以引兵南下，越过句注山，攻击太原郡，兵锋直抵晋阳（今山西太原）。
①句（gōu）注：亦作勾注山，又名雁门山、西陉山，在今山西代县北，因山形勾转，水势流注而得名。山上有雁门关，是以险要而著称的军事要塞，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
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刘邦将秦朝繁琐严苛的礼仪全部去除，推行简单易懂的法度。可是群臣饮酒争功，喝醉后，有些人狂喊乱叫，有些人拔剑击柱，这让刘邦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叔孙通建议刘邦道：“儒生虽然很难用来攻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治国。我希望能征召鲁地的儒生，让他们和我的弟子一起共同制定朝廷的礼仪。”刘邦道：“不会很难吧？”叔孙通道：“五帝的音乐各异，三王的礼法不同。所谓礼，都是要适应具体的时代人情的行为规范。我愿意采纳一部分古礼，然后与秦代的礼仪相融合，以制定汉礼。”刘邦道：“可以试着做做看，但一定要简单易懂，估计是我能够施行的才去做。”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去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①，野外习之。月余，言于上曰：“可试观矣。”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
于是叔孙通出使鲁地，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有两位鲁地的儒生不肯前行，道：“你前后侍奉了十位主人，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而得以亲信富贵的。如今天下初定，死者尚未埋葬，伤着尚未痊愈，却要推行礼乐。所谓礼乐的制定，那是需要积德百年，然后才可以兴建的。我们接受不了你做的那些事，你赶紧走吧，不要玷污了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些迂腐的儒生，不懂得时代的变迁。”于是与所征召的三十多名儒生西行，加上刘邦左右的学者和自己的弟子，共一百多人，在野外拉起绳索，包扎茅草，以演习礼仪。一个多月后，叔孙通对刘邦说：“可以试着去看看了。”刘邦命儒生演习礼仪，道：“我可以做这些。”于是下令群臣学习演练。
①绵蕞（zuì）：绵，即联结绳索为营，以代表朝廷；蕞，即包扎茅草排列，以代表官员。后常以“绵蕞”来指代制定礼仪、整顿朝纲。
叔孙通在鲁地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与其一同前往长安制定礼仪，有两位儒生不肯前行。观两鲁生拒绝的理由，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叔孙其人非其人，二是制礼其时非其时。
所谓叔孙其人非其人，指的是叔孙通人品不佳，曾前后侍奉了十位主人。可按照史书的记载，叔孙通先后侍奉的主人只有嬴政、胡亥、项梁、芈心、项羽和刘邦六人。或许仅就数字而言，侍奉六位主人的朝秦暮楚之举亦足以让人觉得叔孙通是个缺乏忠诚度的小人。可一旦深究其实质，叔孙通的行为也都是合乎情理的。首先，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叔孙通因精通文学而被征召为待诏博士。秦始皇病逝后，其子胡亥即位，叔孙通遂继续侍奉胡亥，这难道能算作更换主人的不义之举吗？陈胜起义爆发后，由于深刻认识到了胡亥的昏庸无能，叔孙通出于自保而逃离咸阳，返回故乡薛郡。刚回到薛郡，正好起兵江东的项梁入驻薛郡，叔孙通遂得以侍奉项梁。身为战国时期楚国薛郡人的叔孙通，在秦朝将灭之际逃回故乡，加入一支楚国的军队，这不正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吗？叔孙通何错之有？项梁死后，芈心北上彭城以执掌楚国朝政，叔孙通遂侍奉芈心。项羽天下分封后，将楚怀王迁往郴县，叔孙通遂留在彭城继续侍奉项羽。之后，刘邦率诸侯联军攻入彭城，叔孙通遂投降刘邦。由此可见，叔孙通自项梁而事芈心，自芈心而事项羽，自项羽而事刘邦，都只不过是随世事变迁而已。对于这样一位怀抱理想的儒生，我们又能要求他怎么样呢？非得要自杀殉主才叫忠贞吗？即以汉朝的开国皇帝来作比较，刘邦本是秦朝的官员，因犯罪而隐匿于芒砀山中。之后在沛县起义响应陈胜，遇挫后投奔秦嘉所立之楚王景驹。景驹为项梁所击败后，刘邦改投项梁。项梁战死于定陶后，刘邦又成为芈心的部将。秦朝灭亡后，刘邦受项羽之封当了汉王，不久又背叛项羽，甚至最终将其逼死在乌江。由此观之，刘邦又何尝不是先后侍奉过嬴政、陈胜、景驹、项梁、芈心和项羽六位主人？事实上，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年代，有志之士为实现理想而改投明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两鲁生不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就不必身事多主，可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如此自我感觉良好，进而鄙视叔孙通呢？
其次，两鲁生认为当时死者尚未埋葬，伤者尚未痊愈，所以不适合制定礼乐。要制定礼乐，得等到积德百年之后才能着手实施。那么问题来了，汉兴的前一百年怎么办？难道就不要礼乐了吗？礼乐之于治国平天下，究竟是只能用于锦上添花，还是亦能用于雪中送炭？如果礼乐不只是用作粉饰太平，而确实有助于治国安民，那么，当此死者尚未埋葬，伤者尚未痊愈之时，岂非更需要礼乐来发挥作用？两鲁生口口声声说要积德百年，却不知其所谓的积德究竟是要积什么德？难道叔孙通采纳古礼、融合秦仪以制定汉礼，这都不叫积德，非得要放任天下处于没有礼乐的状态达百年之久，这反而叫作积德吗？由此观之，叔孙通称两鲁生“真鄙儒也，不知时变”，确实是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
公元前年辛丑
汉高帝七年
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先平明，谒者治礼，以次引入殿门，陈东、西乡①。卫官侠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②，赐金五百斤。
冬季，十月，长乐宫建成，诸侯及群臣皆前往朝贺。礼仪是这样进行的，天亮之前，谒者主持典礼，按照次序将众人引入殿门，按照东西两个方向排列。侍卫官员有的沿台阶站立两旁，有的排列在朝廷之中，皆手持利刃，树立旗帜。于是，皇帝传令警戒，乘坐辇车从寝宫出来。负责典礼的官员引导着诸侯王以下直至六百石级别的官员按照顺序向刘邦朝拜祝贺，这些人没有不诚惶诚恐、肃然起敬的。待到典礼结束，再按礼法设置酒宴。那些陪坐在大殿上的诸侯官员，都弯腰低头，按照尊卑次序起立向皇帝祝寿。喝了九巡后，谒者传令“酒宴结束”。席间由御史负责执法，将那些举止不合乎礼仪者请出。整个朝会和酒会，都没有出现敢于大声喧哗而违背礼仪之人。于是刘邦道：“我直到今天才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贵啊！”遂拜叔孙通为太常，赏赐他五百金。
①陈东、西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意思是说：功臣、列侯、众将军、军官，按照次序排在西边，面向东边；文官自丞相以下排在东边，面向西边。
②太常：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
初，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其书，后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民臣莫有言者焉。
当初，秦并天下后，收集综合了六国的全部礼仪，选取其中尊崇君主、抑制臣子的部分保存下来。待到叔孙通制礼，进行了不少增减和减损，但基本上还是沿袭秦朝原先制定的礼仪，自天子的称号以下至臣僚、宫殿和官员的名号，都很少有改动。这些记载礼仪的书，后来与法律条令一同抄录，由司法部门收藏保管。法家在推行过程中，不再传授其中的道理和精神，所以民间百姓和朝廷官员就都没有能够谈论它的了。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已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臣司马光认为：礼教的功用实在是太大了！将其用于自身，则动静皆有法则而言行得以完善；将其用于家庭，则内外亲疏有别而家族得以和睦。将其用于乡里，则长幼合乎伦理而风俗得以美好；将其用于国家，则君臣尊卑有序而政治得以稳定；将其用于天下，则诸侯归顺服从而纲纪得以端正；又岂止是用于在酒席之上、门户之间维护秩序，使之不至于发生混乱呢？以汉高祖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所说的言论而称赞，看到叔孙所制的礼仪而叹息，可他的成就不能与三代的王者并列，原因就在于他不肯学习啊！在那个时候，如果真能有大儒出来辅佐，与他一起用礼教来治理天下，其功业难道会就只到此为止吗？可惜啊！叔孙通的格局太小了！他只不过是窃取了礼教的糟粕，用以依附当世，迎合时俗，谋求恩宠罢了，致使古代圣王所制的礼教沉沦埋没而不能振兴，以至于今天这个地步，这岂不是太令人痛心了！因此，扬雄讥笑他道：“从前鲁地有位大臣，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有人问他道：‘怎样才能算作大儒？’他回答：‘叔孙通想要制定君臣之礼时，曾经在鲁地征召儒生，其中不肯接受征召的那两位，就算是大儒。’又问：‘要照这么说，那孔子周游列国去见诸侯也是不对的吗？’答：‘孔子周游列国，是要推行自己所学的礼教精神。如果委屈自己以迎合别人，即便有了礼教的规矩和准则，又如何能够推行呢！’”扬雄的评论说得真好啊！所谓大儒，是不肯毁弃自己的规矩和准则，去谋求一时的功用的。
对于叔孙通制礼，扬雄和司马光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其所采用的逻辑，则是一如既往地野蛮粗暴而又不切实际。按照扬雄、司马光的说法，叔孙通制礼的错误在于未能完全照搬先王之礼教，而是掺杂了不少秦朝之仪，这就导致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汉朝的伟大无法比肩于三代，二是先王之礼无法完整流传。在扬雄、司马光看来，如果当时能有真正的大儒，而刘邦又能任用这位真正的大儒，以上两个恶果就可以避免了。
首先，汉朝的成就未必就不能比肩于三代。就统治时间而言，汉朝的四百年并不逊色于三代；就统治疆域而言，汉朝的幅员更是远胜于三代。不仅如此，在有史可据的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次朝代变迁。时至今日，中国的主体民族被称作汉族，而不是夏族、商族和周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汉朝的伟大。
其次，孔子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由此可见，以孔子的博学好礼，尚不足以完全了解夏商之礼。这就充分说明，商朝的圣王并没有完全照搬夏礼，周朝的圣王也没有完全照搬商礼，以至于身处春秋末期的孔子会有文献不足之憾。既然孔子都不能断言三代之礼，更何况孔子身后三百年的汉初儒生？司马光又焉能将“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的责任怪在叔孙通身上？
其实，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叔孙通建议刘邦的原话是“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资治通鉴》在转载时，其它内容皆无变更，单单删减了“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一句。叔孙通明明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夏商周三代的礼仪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增删革新，所以历代的礼仪都不重复。可是司马光故意删除如此关键的一句话，然后指责正是由于叔孙通采纳秦仪才导致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这实在未免有愧于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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