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尚书》与《史记》是中国最重要的两部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远古历史的原始史料。离开了《尚书》与《史记》的历史信息，中国历史将无法成为信史。
《尚书》与《史记》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但因中国历史的久远，流传过程中的客观因素与人为因素，需要对《尚书》与《史记》中的一些谬误加以纠正，正本清源，以使《尚书》与《史记》成为中国史书经典中的经典。《禹贡》在《尚书》与《史记》中的价值与真实性，必须重新认识与明确，以推动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深入发展。
《禹贡》为《尚书》中的名篇，《史记·夏本纪》及《汉书·地理志》均收录《禹贡》全文，《禹贡》的历史价值与地理价值由此凸显，成为我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参考文献。《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的作品。以前的学者都以为《禹贡》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现在早已为学界所否定。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顾颉刚认为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之手；此外还有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
《禹贡》为战国时期、战国人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禹贡》中提到一条河“菏”，菏指菏水，是公元前年吴王夫差为与晋争霸而开凿的一条运河。即此一点就可以断定《禹贡》作于公元前年之后，如果我们把《禹贡》作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其对夏朝历史研究的误导作用，可谓大矣！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记述范围从公元前（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作于公元前～前年之间，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作者左丘明（约前—约前）春秋末期鲁国人。
在《禹贡》明确记载的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在《左传》的历史记载与事件记述中，却却无一处提及九州中的任一州名。由此可见，九州的具体概念在公元前年以前并没形成，以大禹治理九州来研究夏朝历史地理，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夏朝历史观。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以《禹贡》记载为标准的对夏朝历史研究，发生了原则性的错误，其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也就毫无价值。
可以说《左传》作者左丘明在去世时的公元前年，并没看到《禹贡》作品，并没有收到九州概念的影响。而司马迁却受到了《禹贡》的影响，并对《禹贡》深信不疑，记录在《史记》著作里。
《禹贡》实际是一篇具有宏图大略的治理国家方案，撰著这篇《禹贡》的人士根据设想在当时诸侯称雄的局面统一之后，提出的宏伟治理国家蓝图。这是一个宏伟周密的方案，不与寻常相等，故托名大禹，企望能够得到实际的施行，并希望得到当权者的欣赏与重用。这篇《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为九州，这是撰著者理想中的政治区划。此外兼载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无不详加论列。《禹贡》作品的诞生，并不是战国时期人士对大禹与夏朝历史的记述与记载，而是对当时国家治理的方案，不是史书而是规划方案，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的历史事实。《禹贡》为后世大中华地区的国家管理提出了整体构想，其积极意义影响也极为重要。
因此，我们现在对夏文化研究，必须抛开《禹贡》的影响与干扰，综合四千年前的实际情况，作出一个符合当时情况的夏朝历史概念，为夏文化研究指明方向。而不能不顾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以后世概念定义夏朝概念，在后世九州范围内盲目定义夏朝疆域范围，造成现代对夏文化研究的盲目与信心丧失，否定夏朝的历史存在。（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