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古代，能将完整的历史呈现到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众多史学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他们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既要保证历史的准确性，又要不触动当时的皇权，这项挑战本身就是伟大又艰难。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出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在史书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在后世也有一本史书与《史记》并称，而它的作者是司马光，因此他和司马迁也被一并称之为“史学两司马”，它是什么书呢？
宋神宗是北宋的第六位皇帝，也是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有着锐意改革的决心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推行了大家都耳熟能详在历史也有着一定地位的变法，正是王安石变法，也叫做熙宁变法。
宋神宗继位的时候，北宋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虽说表面上还是一片盛世，但其实由于每年要向辽和西夏赠送钱财，北宋的财政年年亏损，而内部又频频发生暴动。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刚20岁的宋神宗决意推行新法，再加上王安石是他的老师，他当然对之无比相信，于是一场充满争议的变法开始了。
自古大凡变法，有激进的改革派，自然就会有保守派的反对。很难分清谁对谁错，只能交给历史证明。司马光就对王安石的变法持有反对意见，其实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还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变法伊始司马光并不完全反对，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的时候司马光还会斥责，但是当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时候，司马光则表达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但是当时王安石权倾朝野，司马光愤而离京，去洛阳编撰史书，从此也不问政事。
到达洛阳之后，司马光开始了他十余年的修史生涯。与他一起充当他的助手的，还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3人。他们分工合作，每个人都对不同时期的历史有着充分的了解，最后由司马光拍板，并对其中的语言加以修改。在编修的过程中，司马光曾将部分文稿上呈给宋神宗，宋神宗看完后非常满意，亲自为这篇史书写序。
由于司马光在书里总结出许多的经验教训，一改之前史书沉重的叙事，反而加以对整个历史的总结。宋神宗认为这对统治者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赞它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历史的得失作为借鉴，于是就叫做《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历史，一共是年。司马光编著的时候，他先收集众多的史料，然而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记载了每一年的大事件，并且在事件下注明相关资料的篇卷名，这也被称之为“从目”。
值得一提的是，“从目”都还注明了史料出处，这是如果有后人好奇的话以供核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作为史书《资治通鉴》文风严谨，毕竟对待历史马虎不得。
《资治通鉴》有别与其他史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司马光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作，都知道他反对新法却不能改变当局，心中有苦闷无处发泄。刚好可以通过编纂史书来表现自己的看法。他希望统治者能通过这本史书了解史实，以史为鉴，才可以治理好国家，这也是《资治通鉴》最大的意义所在。
由于《资治通鉴》是搜罗众多史料加以润色而成，在条件落后的古代，难免会有着一定性的不足。它虽然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是本身仍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它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于政治有着太多的笔墨，而关于经济和文学，却不怎么描写。我们熟知的诗圣杜甫，按说在古代文学史上应当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资治通鉴》只提到了一次。关于这种特点顾炎武曾说道“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可见，《资治通鉴》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之一。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历史最经典的历史著作之一，能与《史记》并称足可以看出它的历史地位。在它成书之后，后世无数人模仿它独属的“通鉴体”记叙历史。总之能得到皇帝的亲自赐名，它本身就是一部不朽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