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斋秋拍杏林宝典重广补注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籍,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今本各八十一篇。《内经》的体例以语录体为主,记载黄帝与岐伯的问对。所谓“岐黄之术”一词就是来源于《内经》中二人对于医学原理的探讨,代指医术。

医家祖师|神话与巫术

黄帝与岐伯是传说中的人物,古代其他史籍中有关医家祖师的记载也有一定的神话和巫术色彩。如与黄帝同时的俞跗,相传是黄帝的臣子。《韩诗外传》记载:“俞跗之为医也,榒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更生。”(韩婴著,赖炎元注译《韩诗外传今注今释》,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再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得长桑君所传医方,嘱咐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扁鹊依言而行,此后竟能“视见垣一方人”,视病人则能“尽见五脏症结”。(司马迁《史记》第九册,中华书局年版,第页。)这些记载都是远古时期巫医同源的证明。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书《汉书·艺文志》中有关于该书的著录:“《黄帝内经》十八卷”,隶属“方技略”“医经”类。(班固《汉书》第六册,中华书局年版,第页。)书籍托名黄帝,实际上不可能是黄帝一人所作,而是历代医师总结医学相关知识,累次增削,最终才呈现出今天所看到的面貌。明代医学家吕复即认为该书:“观其意旨,殆非一时之言。及其撰述,亦非一人之手。”我国历来有“托古自重”的传统,书籍领域也不例外。从《汉书·艺文志》中可以看出,书籍越古则托名现象越严重。尤其是“神仙”类典籍,动辙神农黄帝,实则书成众手。

释名《素问》、《灵枢》

《内经》作为最早的医籍,问世之后得以广泛流传,历代都不乏优秀的注本。《素问》前有唐宝应年间王冰序,《灵枢》前有宋绍兴年间史崧序。序中提出:“古人有言曰: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不孝也。”这种观念极大地推动了《内经》等医籍的传播。同时,由于《内经》的重要地位,从汉代开始即受到医家的重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王叔和《脉经》等的撰写都曾借鉴《内经》。

“素问”之名,“著于《隋志》上,见于汉代也。”“素问”之意,宋代校正后序言给出了两种解释。其一引全元起(隋代医家,最早为《素问》作注解的人。)释义:“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杨亿等校正者认为此解不甚明朗,遂引《易纬·乾凿度》中语:“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又说:“气形质具而疴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后一种解释与道家纬书理论结合得更加紧密,且更加明确。至于“灵枢”之名,则依据字面意思解释为“神灵之枢要”(张介宾释义)即可。

《内经》不同的版本系统卷数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于古书是以单篇形式编订的,后世逐渐排定篇目,增补篇次,重新校订,加入注释,如此就会形成不同的版本系统。时代不同,编订者所起的书名也不同,这就是“同书异本”现象。后世医家对典籍的理解不同,则随文附写的注解也不同,由此形成多种多样的版本系统。越是重要的典籍,其版本系统往往越复杂。从目录学史的角度来关照,经学书籍,也就是“六艺略”所统御的书籍这个现象尤其明显,《内经》作为医籍中的经书,其版本系统复杂多样也是势所必然的。

魏晋时医家皇普谧把《内经》叫做《甲乙经》,包括《针经》和《素问》两部分,《针经》也就是今本的《灵枢》部分。注解形式一般是大字为正文,小字为注释。如此,注释内容越多则注本的卷数越多,如隋唐间杨上善有《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明代张介宾有《类经》三十二卷,马莳有《素问注证发微》和《灵枢注证发微》各九卷,吴昆有《素问吴注》二十四卷,清张志聪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和《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各九卷。《内经》传到海外,在周边国家也引起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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