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赵魏韩三世家史实之间,

驰名中外的赵氏孤儿故事，居然是虚构的？而且，司马迁很可能明明知道这个故事并非史实，却坚持把它写进《史记·赵世家》，这是为什么？他是个很容易上当的人吗？

上一节我们讲了《郑世家》，这一节我们讲《赵世家》《魏世家》和《韩世家》。

我一提三篇世家的名称，读者朋友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要把《赵世家》《魏世家》和《韩世家》三篇，放在一起讲？

因为这三家，赵、魏、韩，原本是一家，都属于中原土豪—晋国，他们的主人，原本都是给土豪国君打工的。后来三家依仗各自的势力，强强联合，先把跟自己差不多吨位的晋国的其他三个大户—范氏、中行氏、智氏，先后搞倒，然后把主人家晋国也搞倒，还打土豪，分田地，分了主人的田地和家产，各占一份，自己过小日子了，这就是三家分晋。

影印蒙古中统二年刻本《史记》里的《赵世家》卷端（选自《中华再造善本》）

三家分晋之后，三家就反客为主，自己做主人了。而三家的关系，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原先的三方合作，变成三家争斗。时不时地，还有东边的齐国和南边的楚国来掺和，最后是西边的秦国趁虚而入，各个击破，三晋大地，尽数归入了秦国的囊中。

因为《赵世家》《魏世家》和《韩世家》记录了三家这般合而分、又分而合的复杂过程，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讲，有对比和照应，也许更好些。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史记》的《赵世家》《魏世家》和《韩世家》三篇，是依据什么样的史料编写而成的？

这个比较复杂。因为三篇的来源各有不同。到目前为止，研究得最多的，是《赵世家》。

日本有一位学者叫藤田胜久，曾对《史记》的几篇重要世家的史料来源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的结论是，《赵世家》战国以前的部分，主要是根据传世的世系资料、《左传》和传说编写而成；《赵世家》战国以后的部分，在世系和系年方面，依据的可能并不是《史记》里常用的秦记，而是来源于赵国首都邯郸的第一手史料。而《赵世家》里出现的某些纪年，跟《史记》其他有关篇章的记录相比，会有一年的差异，可能也不是写错了，而是因为赵国当时所用的历法，跟秦国不同，不是以十月为岁首的。

但《赵世家》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史记》世家篇章，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

影视剧照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熟悉。《赵世家》记录的情节，是晋景公时期的大夫屠岸贾，追究《晋世家》里讲过的那位“赵盾弑其君”的大臣家族的责任，对赵氏实施灭族政策，赵盾的儿子赵朔，在一个叫下宫的地方被害。赵朔死的时候，他太太已经怀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以后，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朋友程婴，设计了个调包加假告密的计谋，先由公孙带着假赵氏孤儿自我牺牲，再由程婴带着真赵氏孤儿拼死隐藏，最终在晋景公晚年反败为胜，不仅灭了屠岸贾家族，还让成年后的赵氏孤儿赵武，重新获得赵氏宗族的田地城池。事成之后，程婴为了报答九泉之下的主人和老友，也自杀了。

赵氏孤儿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18世纪还传入欧洲，为西方所知。而《赵世家》有关的文字，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找到的这个故事的最早记录。不过，清代以来，不止一位学者研究《赵世家》里记载的这个故事，得出的结论却是：它是虚构的，不真实的。

18世纪法国马若瑟翻译的法文版《赵氏孤儿》（收入杜赫德编《中华帝国志》第3卷）

为什么呢？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赵翼，在他写的《陔余丛考》一书里，对此事做过详细的考证。简单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证据，证明赵氏孤儿的故事不是历史事实：第一，屠岸贾这个人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地位不高，却可以随便杀晋国大臣，很可疑；第二，赵氏孤儿赵武，在《左传》里出现过，但并不是赵朔的遗腹子，而是赵朔活着的时候就生下来的；第三，公孙杵臼和程婴，在历史文献中，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人物。

赵翼的考证很有逻辑，可谓滴水不漏。但他说太史公是“好奇之过”，才把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塞进《赵世家》，却似乎总有点儿牵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晋世家》里，太史公记了有关赵氏孤儿赵武被发现而恢复田邑的史事，却对那个极富戏剧性的赵氏孤儿故事只字未提，当然也见不到屠岸贾、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名字。从《赵世家》的纪事顺次看，赵氏孤儿故事出现之前和之后的史事，大都可以在《左传》等传世文献里找到源头。也就是说，太史公在写《赵世家》时，其实是知道那些有更明确的史料来源的有关赵武的记录的，但他就是不用，而坚持要用这个很可能他也知道并非史实的赵氏孤儿故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果真如日本的另一位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宫崎市定所说，在史料方面，面对新奇的故事，司马迁是个很容易上当的人吗？

这里涉及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个赵氏孤儿的故事，究竟来自哪里？这篇《赵世家》，究竟是谁主笔写的？

顾颉刚是中国最早对《赵世家》的主笔者做过研究的历史学者。在他写的《史林杂识初编》一书里，收了一篇题为《司马谈作史》的论文，文中指出，《赵世家》里记载的很多奇特好玩、匪夷所思的故事，比如造父给巡游四海的周穆王当马车司机，比如赵简子做梦，梦见上帝送给他一条外国狗，又比如赵武灵王梦见处女弹琴唱歌，当然还包括赵氏孤儿故事，等等，诸如此类，不见于一般的春秋战国文献的故事，都应该是司马迁他爸司马谈，从自己的好朋友——“冯唐易老”的那个冯唐的儿子冯王孙那里听来的。因为《赵世家》最后的“太史公曰”开头，就有“吾闻之冯王孙”怎么怎么的话，而从年辈上推算，这里的太史公，不可能是司马迁，只能是司马谈。

因此，我想除了保留难得的有关赵国史的传闻，司马迁在为《史记》统稿时，最后让赵氏孤儿这个可能并不真实的故事，留在《赵世家》里，也有一点保留他父亲遗墨的意思吧。当然，其中应该还有更深的意味，我们留到最后再说。

相比之下，《魏世家》和《韩世家》的史料来源似乎都要明确简单些。

我们先说《魏世家》。《魏世家》的编纂，主要依据是《左传》《国语》《国策》，此外也用到了《孟子》和《吕氏春秋》。

影印蒙古中统二年刻本《史记》里的《魏世家》卷端（选自《中华再造善本》）

以这些史料为基础，《魏世家》所呈现的魏国大事，在三家分晋之前，最耀眼的是魏文侯的故事。而魏文侯故事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于人才的尊重。

魏文侯时代，出现在《魏世家》的人才，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和吴起。据说魏文侯“受子夏经艺”，也就是在儒家经典的学习方面，拜子夏为师。又说：“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意思是请段干木来做自己的客卿，每次经过段干木住的小区，都在专车上起身站立，扶着车前的横木，深情地向段干木住的地方行注目礼。顺便说一下，这个“轼”字，在古籍里也写作“式”，是指车前的横木。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字子瞻，这个“子瞻”的意思，就是源自魏文侯敬段干木的这一则典故。

魏文侯看中的人才里，还有一个叫李克的门客，特别能说金句，像“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就出自这位李先生之口。当文侯问李克：“咱们的丞相，目前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我弟弟魏成子，另一个是翟璜，您看我们选谁好啊？”这位李克巧妙地避开了对具体人选的讨论，而教给文侯一套很实用的选人办法，就是著名的“五视法”。他说：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意思是平常时候看他亲近谁，富了看他拿什么东西给人，发达了看他举荐什么人，落难时看他不做什么，贫困时看他不拿什么，这五个方面，足可以判断一个人了，哪里还需要我李克来说啊。

三家分晋之后，《魏世家》里所记的魏国大事，集中在魏惠王时期。其中写了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败魏桂陵。也写了著名的马陵之战，齐虏魏太子申，杀魏将军庞涓。这些故事的来源，是《战国策》的《魏策》一系的史料。不过，战国时代的军事家里，有一位叫孙膑的，跟写《孙子兵法》孙武不是同一个人，以前很多人不知道。一般认为先秦军事家里，只有一个孙子。直到年，在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墓里，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竹简本，孙膑实有其人，才被学界普遍接受。

《魏世家》写梁惠王，还写到了孟子见惠王，劝说他“君不可以言利”。这显然是用了先秦儒家典籍《孟子》里的记载。《孟子》里的惠王，不叫魏惠王，而称为梁惠王，这是因为魏国最初的首都在安邑，后来从安邑迁都到了大梁，所以魏王在人们的口中也变成了梁王。而魏国之所以要迁都，是因为安邑靠秦国太近，容易受到攻击。但即便迁都到了大梁，秦国最后还是用灌水的办法，冲垮魏都城墙，俘虏魏国末代国王假，把魏给灭了。魏国的末路情节，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得如此详细生动，我们看《魏世家》最后的“太史公曰”可以知道，那是因为他曾亲赴大梁，在已成废墟的魏国故都采访过。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选自《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年）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选自《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年）

我们再看《韩世家》。《韩世家》在赵、魏、韩三篇世家里，篇幅最短，所用史料也最有限。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韩世家》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三家分晋之前，跟《赵世家》一样，其中有赵氏孤儿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韩世家》在写了韩国先祖韩厥当年不站队在屠岸贾一边，而帮助赵朔逃亡的情节之后，又在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说：“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之孤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并把韩能够跟赵、魏两家一起当诸侯、延续十多世，归结为韩厥的功劳。而《太史公自序》里为《韩世家》写提要，开头就说“韩厥阴德，赵武攸兴”，也是同样的意思。

三家分晋之后，《韩世家》里写到了郑国和韩国的关系，韩灭郑，并把首都都迁到了原来是郑国首都的新郑。不过像《魏世家》曾提到，魏安釐王十二年，信陵君无忌说“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就不见于《韩世家》记载。从时间上看，信陵君所谓的弱主，应该是《韩世家》里出现过的韩国末代君王韩王安的父亲桓惠王。

好在《韩世家》记录不够详细的部分，今天已经被考古发现弥补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的周边地区，相继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九世侯王陵墓群，共计十一处、二十八座陵寝。其中的胡庄大墓，考古发现有三重的地下围墙，棺椁的外形是前所未见的带有三角斜坡屋顶的式样，车马坑出土的车具也颇为讲究，墓主人据说很可能就是韩桓惠王。可见虽然是个弱弱的主子，讲排场的风气一如既往。

影印蒙古中统二年刻本《史记》里的《韩世家》卷端（选自《中华再造善本》）

最后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撰写赵、魏、韩三篇世家时，整体上遇到的史料缺乏的问题，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由于赵国是秦始皇的母家，邯郸方面的史料，因此部分避免了焚书之灾，在六国中比其他五国的史料保存得相对较多，是《赵世家》得以比《魏世家》《韩世家》篇幅更长，内容更丰富的前提。但《赵世家》和《韩世家》把真实性存在明显疑问的赵氏孤儿的故事，都放在了显著的位置，理由却不在史料的多寡，而是故事本身的指向。在一个价值观混乱、政局极度不稳的时代里，具体的君王和国家其实都已经难以成为个人切实的依靠，支撑个人行为的最重要的价值指向是什么？太史公父子通过叙事表达了他们的意见，那就是：超越眼前利益，看得更远一点，积德行义，历史会在你的身后，按照你所期待的样子前进。

（本文节选自陈正宏著《血缘：〈史记〉的世家》，中华书局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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