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学术界,文化和文化史的探讨风靡一时,形成了所谓“文化热”。上海曾出版一本报告文学性质的书,标题就叫《的文化热》。进入九十年代后,一般泛论文化的作品减少了,代之出现的是对文化和文化史更严肃、更深入的研究。
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文化与文化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趋向之一。区域文化的提出,自然不是近来才开始的。例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作为专门的研究范围,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不过那时虽有一些学者热心倡导,限于历史条件,成绩有限,影响也不很大。近年区域文化研究的规模和势头,远非过去所能比。首先兴起的,大约是楚文化,随后种种区域文化相继提出,差不多把国内区域普遍覆盖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讲区域文化,大都侧重于比较边远的地区,现在中原文化也被包括进来,成为区域文化研究的对象。这更有利于完整体现古代文化的景观。大家知道,“中原”这个词,正如《辞源》所解释,作为地域名称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中原系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则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无论怎样理解,河洛都是中原的中心。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河洛文化,可以说是把握了中原文化研究的关键。
河洛文化究竟有哪些特点,同其他区域文化有什么差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问题。我觉得,河洛文化的性质,是和河洛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分不开的。一九九二年春天,我为洛阳几位学者所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部论文集写序,讲到在古人的观念里河洛是天下之中。后来细读该论文集内韩国磐、唐嘉弘等先生大作,对这一点也有很好的论述。河洛居天下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河洛文化的若干特点,初步归纳,可以有以下几条:
首先,是河洛文化的传统性。我在上述小序里曾经引到,《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古代王朝建都常在中原,其间“周人都河南”,指的便是在今洛阳的成周。其后又有许多朝代在洛阳建都,是众所熟知的。所以,河洛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不仅成为中原文化的基干,在整个古代文化中也有其特殊的位置及作用。
周人在今洛阳地方修建成周,原是武王的决策。关于这件史事的记载,见于《逸周书》的《度邑》一篇。后来司马迁撮引其文,写进《史记》的《周本纪》。据说武王在克殷以后,返回镐京,彻夜不眠。周公前往探问,武王向他讲了自己心中的忧虑,以及巩固周朝统治的计划,其间就有在伊洛一带建设新都的设想。
这里应该说一下,《度邑》和《周本纪》所记武王的这段事迹,以前有不少人是不相信的。比如清乾嘉时期的崔述(号东壁),他所撰《丰镐考信录》有《辨武王营洛之说》,认为这是“后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近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了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内容和《度邑》等记载完全符合,证明了崔述等的怀疑是错误的。
周武王选定伊洛一带建都,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曾是“有夏之居”。《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阳城是夏禹的都邑,在今登封,那里被古人认为是天下之中的中心点。《周礼》记载着用仪器“土圭”测量日影以确定天下之中的方法,即在夏至日建立八尺高的垂直标竿“表”,正午时分,竿影映在向正北伸出的度尺“圭”上,如果恰好长一尺五寸,当地就是天下之中。现在登封有观星台,传说便是周公测影台的故址。这当然是由于古人长期在那里建都,于是将当地日影的特点作为天下之中的标准了。从这里不难看出,西周始建东都成周时,已经注重于那一地区文化上的传统性。
其次,是河洛文化的开放性。武王选择伊洛一带,特别强调“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洛汭是洛水入河处,在今巩义北,伊汭是伊水入洛处,在今偃师西南。以此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地势平旷,没有明显的障塞险阻,适合古人建都的需要。
学术界对古代建都的原则,有时产生一些误解。有的意见认为,城市的兴起必须便于防守,墙垣壕沟,以及周围的关隘,都是不可缺少的。从实际的考古考察来看,不少古都不合于这样的条件。例如安阳的殷墟,迄今没有发现城墙,附近也没有任何天然险阻,然而商朝晚期却在那里建都二百多年。武王克殷之后选定新都位置,也不是从防守的角度着眼的。
为什么要寻找“居易无固”的地点来建都呢?这是因为当时的都邑是“都国诸侯所聚会”,是四方交往的中心,政治、经济的枢纽。周公在确定了成周位置后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表明周朝重视新都应当便于四方的往来相聚。后来建都洛阳的王朝也常有类似的考虑。韩国磐先生在前述《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集子中的论文《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就提到,东汉都于洛阳,“除客观上长安残破的原因外,主要是洛阳有其主观上的优势”。他引述班固《东都赋》对洛阳的描写:“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土中”即天下之中,“平夷洞达”即“居易无固”,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形成的文化传统,自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由上面说的两点,又可推出河洛文化的综合性。河洛位于天下之中,万方辐辏,易于成为各种类型文化交会融合的焦点。
在的辽阔疆域上,早在史前时期便出现了各有所优长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就考古学文化而言,在龙山时代(龙山文化及年代相当的其他文化的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互影响已经非常频繁显著,在相当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形成有共同文化因素的“场”。到夏、商、周三代,这种现象更趋明显。以许多学者赞成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为例,其分布中心在河南西北部,偃师二里头系其典型遗址,但这一文化的不少因素可以追溯到其他地区的文化。商、周文化源于四方的,就更多了。
一九八一年,我为陈显泗先生《中原文物丛谈》写序,曾谈及近年关于中原以外地区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人们对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还能不能称为文明的摇篮有所怀疑。当时我说:“尽管我们对各地的文化发展有了新的估计,必须认识到,中原在我们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仍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这是由于当文明产生萌长的时期,中原地区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枢纽。”
中原地区的特殊作用,很可能正在于对四方不同类型文化的吸收和综合。过去我们对古人的交往能力每每估计过低,忽视了中原同四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特别是一些遗物的科学鉴定,使人们认识到,三代的中原与很边远的地区,甚至境外,都有一定的交往关系。这有利于我们更多地从综合性这一方面,来研究古代的中原文化,尤其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的先导性,则是以上述几点为基础的。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成周,制礼作乐,有着很重要的文化影响。杨向奎先生《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对此有精要的讨论。周朝衰落,周礼在鲁,孔子及其后学的追崇周公是有渊源的。对西周河洛地区的文化,今后很应该深入探索,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课题。
还可以提到北宋时这一地区在文化上的意义。道学的兴起,与洛阳有很密切的关系。前人提到这一时期学术,常说“五星聚奎,伊洛钟秀”。朱子叙述道学统绪的书,即题为《伊洛渊源录》,说明道学起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学者,其中更直接的是二程的洛学。那时司马光等都贬居洛阳,一时人才荟萃,洛学的产生便以此为背景。后来向四方传播,加上宋室南迁的形势,道学中心南移,终以朱子集其大成。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课题。
河洛地区何以在学术文化史上屡次起先导的作用,这仍然是由于它身为政治、经济枢纽,各地文化与人才聚合汇集中心的缘故。传统性、开放性、综合性、先导性这四点,是我对河洛文化性质的一些想法,在此与大家商榷。
作者/来源：陕说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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