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可略过，直接看白话）：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白话：
淮南王刘长接到薄昭书信，很不高兴，指派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余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谋，准备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发动叛乱；刘长还派出使者，去与闽越、匈奴联络。反情败露，有关机构追究此事来龙去脉；文帝派使臣召淮南王进京。
淮南王刘长来到长安，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职责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大臣启奏：“刘长应被处以死刑。”文帝命令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去王号；把他遣送安置在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与刘长通谋造反的人，都被处死。刘长被安置在囚车中，文帝下令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进谏说：“皇上一直骄宠淮南王，不为他配设严厉的太傅和相，所以才发展到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刚烈，现在如此突然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死于途中，陛下将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说：“我的本意，只不过要让刘长受点困苦罢了，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
淮南王刘长果然愤恨绝食而死。
今天讲刘长。
正史上记载，他是谋反失败死的。所以有人认为，刘长完全是自己作死。我对这个看法存疑。
先说一点：所有能给我们看到的信息，都是表层的，都是对稳定无害，对君主统治有利的，这也叫主流。与之对应的是，里层信息。
历史也一样。能给我们看的，是当权者想让我们看的，目的是为了稳固统治。（当然有些人看了也不信，这玩儿的就是概率）
道理和股票一样，要哪一天我们看到各种信息渠道都是铺天盖地的某只股票，那大概率是庄贾想让我们看到的，目的是庄家要吸引更多人入场当韭菜。
所以对这些唾手可得的表层信息，要保持警惕，历史同样，不能看什么信什么。有这么个皇帝，盲信表层历史描述的仁君作为，最后吊死在煤山上。君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我们普通人。
我一直不认为刘长真的谋反，虽然史书上这么记载，但并不可信。执笔者能把搞偷袭的武王和杀兄弟的太宗都给洗白了，抹黑一个刘长简直小意思。
我们看《通鉴》怎么记载他谋反的：
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这是照搬的《史记》）
我越看越懵逼，七十来个人加四十辆车谋反，这不找死吗？刘长虽然骄横，但他不傻呀。当年诛吕的时候，宗室的形势大好，他刘长也没出头捞功，如今天下大定，他还敢谋反吗？
而且，突然冒出的柴奇也很奇怪，这里说的是刘长勾结柴奇一起谋反，但是，据《史记》中记载：
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迁之蜀，轞车传送。
这说的是，柴奇自己要谋反，事先被发觉，牵连到了刘长。
两段都是太史公写的，但相互矛盾。到底是搞错了，还是有意为之？
仔细品一品上述材料：先是说“淮南王益横”，然后到了柴奇谋反，再“连淮南王”，就像柴奇谋反是为了“连淮南王”准备的。而且，淮南王作为高祖儿子，宗室贵胄，一个“连”字就能给他扣上谋反的帽子了？事情经过都不交代清楚，这也太对付了吧。
这么重要的事情，却一笔带过，这背后谁在“捣鬼”不言而喻。
还有，刘长被捕后，43位朝臣组团上书文帝请求弄死刘长。对这个素来无恩无怨又无威胁的诸侯，朝臣们竟然能像对抗法西斯一样团结，要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利益，这绝对不可能，必然是有更强大的力量，左右了他们的行为。
这个力量是谁呢？
当然是太史公不能直接说出来的人，只好用这种模糊的方式来暗示。
刘恒收到朝臣的请求后，也没有直接弄死刘长，而是把他装在囚车里，一路押送至蜀。注意史书上的用词：
令县以次传之。
让沿途各县依次传送，这是游街示众的加强版，是刻意对诸侯王刘长的羞辱。骄横惯了的刘长，性格刚烈，忍受不了，绝食死了。
诸侯王谋反这种大事，就被这么几笔带过，很多细节根本没有。这种越是对重要事情，采用模糊化记录的方式，就意味着越是要掩饰事情真相。
整个淮南王谋反事件，疑点重重，语焉不详，所以刘长谋反很可能是假。
真实原因是刘恒要他死。
因为政治需要。
当年刘恒登基的时候，面对着的是强势的功臣集团和宗室。刘恒要获取更多权力，不仅要在朝中有自己人，更重要的是在宗室中也有支持者。
最终他把目光落到了刘长身上。
刘长坐拥淮南四郡，实力很强，而且他是小人心态，诛吕的时候不敢出手，如今只敢凭着与皇帝关系亲近，干些发泄私怨、不守规矩的事情。
这样的人，刘恒用起来顺手。
所以，在刘恒执政前期，对刘长是百般纵容，目的是要拉拢刘长，作为自己强势的外藩拥趸，形成对功臣集团的震慑，还可以顺便为其他尚不愿归附的宗室做榜样，告诉他们老刘家是一家人，支持我，有你们的好处。
而且，刘恒过分纵容刘长，培养他的骄横，会让他陷入孤立，这样的人只能依附刘恒。刘恒要用他时，他是个乖宝宝，不要用他时，随时把他消化掉。
到了后面，刘恒根基渐稳，功臣集团也被削弱得七零八落，最终还是要把强势的藩王消灭掉，削弱宗室力量，进一步巩固皇权。
于是，我们先后看到了刘襄、刘章两兄弟，莫名其妙死了，刘兴居偏偏起兵造反，兵败被杀，这些有能力有实力的王侯都死了，换上了听话的好宝宝。
跨州连郡的淮南王，待遇当然也要一样，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皇帝有潜在威胁就要死。
随着刘长愈发骄横，且失去利用价值后，终于到了刘恒收网的时候。
为什么刘恒不直接弄死刘长，非得兜这么大一圈子，逼他自杀呢？
很简单，为了名。
刘恒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靠“贤明”之名望继位的皇帝，也是第一位善于塑造和利用自己名望的皇帝。所以先有“代王…仁孝宽厚”，后有“（文帝）亲尝汤药”，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群众支持，这是他执政合法性的部分来源。
所以，哪怕是刘恒心里再想杀刘长，也得先给他扣上谋反的大帽子，这样刘恒才能杀得心安理得，刘长才能死得理所当然，因为道义站在了刘恒这一边。
更何况，刘恒没有下手杀刘长，是刘长自杀的，应该做而不做，正好可以再收集一波声誉。
这是什么？是大大的仁君啊。
不是说刘恒本性就这么黑，而是时势使然，没有办法。
太史公在记录这段史料的时候，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他能看不出事件背后的真相吗？肯定看出来了，不然不至于前后矛盾。但他也不能学《春秋》笔法，直接拟“文帝克长于蜀”，这在当时是政治不正确。
所以，当他写到这类敏感话题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又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操守，也就是说既不能完全写真的，也不能瞎写，只好隐去部分真相，再用这种暗示的手法，留下些蛛丝马迹。
这让我突然想起另一个典故：“崔杼（zhù）弑其君”。
崔杼弄死给他戴帽子的齐庄公后，想让史官篡改事实。结果太史一家四兄弟，都是头铁硬汉。连着被崔杼杀掉三个，老四还是宁死不改。最终，崔杼服软。
头这么铁的史官，后世不多见。
原因很简单：史书是留给后人看的，但命是自己的。这种二选一，不是所有史家都愿意拿命做题的。怕死，才是人性；不怕死，那叫反人性。
之前看过狼被驯化成狗的文章，说最开始，人类把性格比较温顺的狼，圈养起来，让它们产崽。崽子长大后，再把性格暴烈的弄死，性格温和的继续养大，再产崽，再杀一批，养一批。这么循环操作几十代下来，最终成为人类忠实的好朋友。
其实，史家被权力“驯化”的过程，跟狼被驯化的套路一样，那些头铁脖子硬、不怕死的都被“淹没”了，能活下来的，都是怕死的、听话的。同理，能保留下来，被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当时的掌权者愿意给后人看的，至于那些不能给我们看的历史……大家都懂。
所以，“崔杼弑君”可以看作史官职业发展史的一个转折，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史书上轮番上演的一幅奇景：当权者，莫不是仁君做派，哪怕是烧杀抢掠，也要迫不得已。参考典型：唐太宗。
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名或利，干嘛非得搞得跟崔杼和太史一样，臭的臭，死的死呢？代价太大。
不如大家都学乖一点，迂回一点。于是，当权者在下黑手的时候，总要套个仁义道德的外衣；史家在记录的时候，都要用上矛盾暗示的笔法。至于真假，那是后人的事。
要不然魏文帝怎么会先“三上书辞让（禅位）”，后又“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呢？
作为当权者，为了自身合法性或是道义需求，自然会刻意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当塑造不出来，只好影响史家。
作为史家，既有对当权者的忌讳，又有出于对职业操守的残存尊重，这会导致他们在记录一些不利于当权者的史料时，采取一种迂回、暗示的写法，乍一看毫无问题，但留下些蛛丝马迹，让后人参破真相。
这就是历史的表和里。
以上就是我读《资治通鉴》时的感悟，有很多朋友和网友问我，是怎么从《资治通鉴》中读出这么多内容来的。
我的回答从来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多读几遍。一部质量上乘的《资治通鉴》，绝对是值得反复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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