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家风”的提法始自章学诚，然却是对中国史学重视贯通古今、强调通识观念传统的概括。章学诚把这一传统追溯到司马迁：“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他认为“通史家风”发端于司马迁，而到郑樵著《通志》“益以博雅”，达到了“通史家风”的最高境界，而成就了一家之言。认为“通史家风”始自于司马迁未必确当，起码之前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即是通史之作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应该考察他为什么会推崇“通史”，他看重“通史”的缘由何在？
章学诚推崇通史，并不包含有对断代为史的贬抑，他很明白断代史也承载着它特有的学术使命。他在《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讲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时说：“《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可见，章学诚是把《汉书》看做史书体裁发展演变的一个阶段，毫无褒贬之意地看待《史记》《汉书》的历史地位，称“皆为纪传之祖”。有鉴于此，可以断言章学诚看重通史，一定是有其特别的寄托，并不在于对不同史书体裁的偏好或偏见。其实，考察章学诚的大量论述，他推崇通史也就在于通史的一个“通”字。他认为，只有通史这种体裁，才能更好地原始察终、贯通古今，从整体上考察历史发展之大势，明了历史的盛衰变迁之道，从而发挥以史明道、经邦济世的社会功用。同时，也只有通史才能真正地使史家发挥通识之才能，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盛观衰，“别识心裁”而“独断于一心”，“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就其本质而言，章学诚提倡“通史家风”是看重其“通识”二字。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谈及史学的功用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史学的功用在“经世”，这是章学诚对史学最本质的理解。而如何经世，那是需要有宏大的历史考察、有睿通之智才可能从历史中提取的，史学的不朽之业，需要在通史的贯通性考察中去获取“独见别裁”。他在《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中说：“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所以，他特别寄望于历史学家能够像孔夫子或司马迁那样具有通识眼光的旷世之才。《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写道：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章学诚提倡“通史家风”真正的用意在“通识”，而重视“通识”也是一个很古老很传统的史学观念。《礼记·经解》篇有孔子的话：“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是不是都有“通识”之意呢？白寿彝先生有专文《说“疏通知远”》，把“疏通知远”看作是“先秦人运用历史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从“知远”来解释“疏通”，可能是“疏通知远”之本意。但是，要真的通晓历史，获取正确的历史知识，汲取深刻的历史启迪，没有“通识”是达不到目的的，所以，“疏通知远”应该是包含了对“通识”的要求的，这应该看作是“通识”思想最早的表述。至于《周易·系辞上》说圣人看到天下万物的变动而能有“会通”之思，洞察它们融会贯通的道理，所表现出的自然也是“通识”眼光。看来，“通识”观念是由来已久了。单纯就史学史上看，第一个最具通识眼光并有自觉的通识意识的就是司马迁了。他在《报任安书》中那段名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在介绍《史记》百三十篇之要旨时所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都明显有着“通识”的理性自觉。他要用通识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兴衰变迁，并深究其变迁之道。刘知幾是有明确通识主张的史学家。他在《史通·鉴识》篇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识有通塞”，就是明确提出通识的问题。有了通识的眼光，才可能鉴有定识，铨核得中，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获得有益于今人的历史借鉴。他在《暗惑》篇中，再次提到史家著述需要“探赜索隐”“辨其纰缪”的问题，并说往昔史学著述中的诸多自相矛盾、乖离抵牾之失，多是由于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所致。所谓“识惟愚滞”，就是没有通识之才。刘知幾之后，最具通识理念的就是章学诚所推崇的郑樵了，他在《通志总序》中所表达的“会通”思想，核心理念即是通识。他说：“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正是如此地崇尚“会通”之通识，才有了他被章学诚赞为“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的《通志》之作。通识无疑是古代一切优秀历史作品最可宝贵的品格。通识是通达之学识，体现着一种宏大的历史思维和整体性的历史眼光。通识的核心在于思维的整体性，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无论是古今贯通、体现历史发展连续性的整体性，还是“能同天下之文”、联系万物为一体的横向把握的整体性，都是“通识”的体现，都是通识的内在要求。或者用今人的话说，“通识”是表现为纵通和横通两个面向的。从这个角度说，郑樵和章学诚从通识出发而轻忽断代为史，是有失偏颇的。能不能有通识，并不取决于史著之体裁，断代史依然可以有通识的眼光，有宏大的历史构建。就像班固的《汉书》，难道不也是宏伟的历史著作吗？不也体现了历史的整体性思维吗？班固在《汉书·叙传下》说《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这样的历史著述，其叙事之宏大，眼光之开阔，包罗宏富又连为一体，有严谨的构建逻辑，颜师古评论说：“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汉书》虽说是断代为史，也不失为是一种宏观性的历史著述，贯彻其中的也是整体性思维和通识的眼光。古人的历史著述为什么如此重视通识，重视整体性思维，王夫之的一段话很有见地。他在《读通鉴论》中说：“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于是乎而有独断。有通识而成其独断，一旦毅然行之，大骇乎流俗。”“有通识而成其独断”，这就是谜底。无论经国还是著述，都需要有独断之识。治国之“通识”在于远见卓识；而治史之“通识”，则在于宏观通达，力透纸背。史学著述，有独断之识方为上乘。章学诚说：“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而“高明者多独断之学”。学术上的所谓“独断”，是富有学术个性的学术创新，是具有个体风格的“别识心裁”，是学术著作真正有价值的根本所在。一切可以称得上是“一家之言”的历史著述，都是独断之学，正所谓刘知幾所言：“成其一家，独断而已。”有通识才有独断，有独断才有价值，而通识从哪里来？如何才能有通识呢？其实，所谓通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体性思维。章学诚把司马迁、郑樵看做是富有通识的典型，所分析的也就是他们的思维的整体性。司马迁著《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不是观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会通一切可能占有的历史资料，对历史作出了整体性考察，才成就了“一家之言”吗？而章学诚所批评的“不通”，也恰恰是缺乏整体性观察而割裂历史联系的胪列编排之作。他在“释通”篇批评明代的一些所谓“通志”，就反映出他评判的着眼点在于缺乏整体性思维。他说：前明改元代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所隶府州县卫，各有本志。使司幅员既广，所在府县，惧其各自为书未能一辙也，於是裒合所部，别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县、山、川、人、物，分类为编，以府领县，以县领事实人文，摘比分标，不相联合。如是为书，则读者但阅府县本志可矣，又何所取于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领不过数十州县，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为虞，良由识乏通材，遂使书同胥史矣。这些所谓“通志”，只是将省内府、州、县、山、川、人、物分类为编，摘比分标而不相联合，没有义例，缺乏识断，完全没有“通”的性质。所以如此，就是其缺乏整体性的思维，没有明确的义例贯彻而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章学诚所批评的这些反面的例子，也恰恰证明“通识”之作的核心要领是整体性思维。整体性思维是一种思维品质，并不局限于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无论是思考什么样范围的问题，是通史还是断代，是宏观还是微观，都需要整体性思维，都需要有通识的眼光。整体性思维，是由历史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笔者在《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一文中，谈历史思维的特征问题时，首先谈到的就是整体性思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织而形成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的运动过程。任何历史事物、历史现象都处在与其他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复杂的历史联系之中。像一位西方史学家所说：“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的分门别类的总和，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但水既不像氢，又不像氧。”单独研究氢和氧，并不能理解水。研究历史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如果割断它和其他历史现象的联系单独加以研究，都不可能达到认识它的目的。因此，历史思维就要求有整体性的眼光，把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去考察。因此，整体性，就成为历史学家观察问题时，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特殊角度。整体性思维，就成为历史思维的一个明显特征。所以，从整体性的角度看问题，是历史学研究所必须的思维品质，也是中国古代通识观念所主张的思维品质。如果我们用通识观念或整体性思维来诊断一下当下的中国历史学，那就有必要发出“当下中国史学需要通识性眼光”“需要整体性思维”的强烈呼吁。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批评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而其“碎片化”的根源，就使历史研究失去了重视通识的传统，失去了整体性思维的优良品质，失去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和能力，而陶醉于无数细枝末节的琐碎事件的描述之中。一篇评论“碎片化”倾向的文章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人进入这些新兴领域，尤其是刚刚跨入学术门坎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纷纷选择具体而微的专题作为初入学术的门径，群相跟进，势成风气，使得这种“碎片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微观研究发展开来，导致研究问题趋于细小，研究方法偏重深描，走向极端便出现脱离整体关联的“碎片化”偏向，研究题目零星琐碎，七零八落，缺乏内在与外在的关联，成为游离于历史意义之外的碎片、尘埃，因而失去了历史价值。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