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多年的历史。《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就是“善于说明事理，说得清楚明白又不显耀，语言朴素大方又不粗俗。”司马迁司马迁撰写《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以其记事翔实、内容丰富，首创纪传体编史方法而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宫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但，如果从纯粹的历史事实来说，任何史书都是后人对前人的历史进行分析、总结、提炼的结果，都毫无例外地滞后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可能百分之百、原汁原味地还原和再现当时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从上古的黄帝时代至秦汉初期，距离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越久远，一些历史事实留存下来的资料越模糊、稀缺，就越难以真实再现真正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也不能苛求所有的史书都能做到百分之百、原汁原味地还原和再现当时的历史事实。李陵至于有人说司马迁乐于杜撰“困厄造英雄”的故事，则完全是无稽之谈，也是幼稚可笑的言论。什么是历史？历史本来不就是“困厄造英雄”和“英雄战胜困厄”的过程吗？本质上，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梁启超语），再加上帝王将相之外的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经历，这些人物的生平经历就构成了历史。一方面，能够载入历史的必然是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往往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英雄，而不是寻常人、更不是张三李四这样的普通人；另一方面，载入历史的也不是英雄的“吃喝拉撒”这些无聊的事情，必定是影响社会和历史的重大事件，这些人要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必然是要经历许多和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势力的斗争，这些斗争有流血，有牺牲，这些流血和牺牲也就构成了英雄的困厄，英雄也就是在不断战胜困厄的过程中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汉武帝就拿司马迁本人的经历而言何尝不是英雄战胜困厄的过程？司马迁为李陵之冤鸣不平，以致触怒汉武帝而惨遭宫刑（割除男性生殖器）。司马迁也曾想到一死了之，虽然名节可保，但壮志未酬，父亲遗愿未曾实现，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则轻如鸿毛，与蝼蚁之死无异。司马迁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最终，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宫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为后人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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