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开篇是隐公元年，这一年的第一条记载只有短短六个字“元年春，王正月”。
你可千万别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个单纯的日期，这六个字可是有微言大义的，因为在它的字面背后隐藏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微言”到底有多微，它会微小到一个字，甚至没有字；“大义”到底有多大，它会大到为万世垂法。
下面请看我一一拆解。
《公羊传》的体例是一问一答的对话体，详细记录师生问答，于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一句的师生对话，一问一答中讲出了一条质朴而深刻的春秋大义。原文如下：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
元年是国君继位的第一年，春是一年四季的开始。
先说“王”，后说“正月”，是为了表明是周王正朔的正月。
而说周王正朔的正月，是为了弘扬周王统一天下。
注意，这个“大一统”就是这六个字隐含的第一件大事。
我国夏商周三代各自都有历法，分别称为夏历、殷历、周历，不同之处在于每年的第一个月，夏历的正月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农历正月，殷历的正月比夏历提前一个月，也就是夏历前一年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比殷历又提前了一个月，也就是夏历的十一月。所以三代有各自的正月，古人称为“三正”。
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社会稳定、政权维持都严重依赖农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切活动都要不违农时，否则国家必然动荡不安。而农时的确定，自然是依靠历法，所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修订和颁布历法，以便更加精确地指导农业生产。
也正因历法如此重要，每个王朝建立确定自己的要用的历法，有个专用名词叫“定正朔”，“正”指的是每年的第一个月，“朔”指的是每月第一天。在古代，正硕不仅是历法问题，各个具有政治意义。
周朝建立后，国家安排专门的人员观察天象，制定和颁布周历，各国诸侯基本都能遵行，而到了东周时期，天子权威不再，诸侯国纷纷崛起，很多诸侯国也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试用的历法，比如秦国就用了夏历。
而《春秋》在这里专门写了“王正月”，把“王”摆在“正月”前面，就是要强调周朝乃大一统王朝，周天子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注意，虽然“大一统”一词在《公羊传》中只出现了这一次，但这个思想是贯穿了全书的，也正是因为公羊家有大一统的思想，所以才能为汉武帝所看重，从而把它作为大汉朝的统治工具，进而以公羊家为代表的儒家才能“罢黜百家”，独占鳌头。
大一统的问题讲清楚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件。
《左传》对这条记录有注释，说“不书即位，摄也。”
意思是说《春秋》里只提了元年、正月，而没有提即位，是因为隐公只是摄政，是代行君事，而没有举行即位仪式。
对于摄政这个事实，《史记》、《公羊传》、《谷梁传》看法和《左传》是一致的，可为什么没有即位呢？
真实的情况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严重颠覆认知。这得从隐公的家庭成员说起。
隐公的父亲是惠公，惠公的原配妻子，也就是嫡妻，死得早，而且死的时候没有儿子，也就意味着惠公没有嫡子。后来惠公娶了声子做继室，生下了隐公。
等后来隐公成人，惠公为隐公选了宋国的公主仲子做儿媳妇，可没想到，等人到了鲁国之后，惠公贪恋仲子的美貌，竟然据为己有，立为夫人，原本的儿媳妇就这样成了自己的老婆。
原本以为鲁国是周礼所在，道德礼仪典范中的典范，不想，鲁惠公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干出这么不道德的事，由此也能看见礼乐崩坏到何种程度。
后来仲子给隐公生了个弟弟，就是桓公。然后，没多久，惠公就去世了。由此，我们知道，隐公和桓公年龄相差巨大，单看年龄完全可以认为是两代人。所以当惠公去世的时候，恒公还很小，而隐公早就是个成熟的成年人了。
对于接班人的选择，周朝的宗法制度已经相当明确了：立嫡立长，这个想必就不用解释了，影视剧已经普及的差不多了。
我们知道，隐公的母亲是继室，是妾，所以隐公是庶子，而桓公虽然年少，却是嫡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隐公应该是没有继承权的。
即便如此，鲁国人考虑到桓公当时年幼，共同拥立了年长且贤能的隐公摄政。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隐公和桓公背后，分明有两种政治力量在博弈，而隐公摄政却不即位、留待桓公成年再还政的安排或许是两种势力互相协商妥协、维持暂时平衡的结果。
所以，我们读书，不但要看书中写了什么，更要看的书中没写什么，往往没有明写的反而更重要。
对于隐公该不该摄政、该不该即位，《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有不同的看法，篇幅所限就不多讲了，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
至此，《春秋》的第一条记录就讲完了，六个字，隐含了两件大事。如果不是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做注解，打死我们也不可能想到后面还有这些隐情。
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在著书立说时，都带有严重的个人观点甚至是政治倾向，我们只有多听多看多思考，才能有自己的判断，才不会偏听偏信，不会被他人所误导。
开卷有益，祝你天天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