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本一介布衣，却怀有强烈的圣人情结和担当意识。早在正德六年，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后来他又将这潜意识中的圣人情结发展成有意识的追求，“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进不失本，退不遗末，止至善之道也。”在王艮的感召下，一大批平民出身的学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历来争议最大的，便是以颜山农、何心隐为代表的所谓“狂侠派”。
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於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如何理解？下面我们从“狂”和“侠”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一、泰州学派之“狂”。“狂”的第一个表现是具有强烈的圣人情怀和救世热情。泰州后学多布衣，他们甘居素位，却又有积极救世、勇于承担的“出位之思”，这是泰州学派为最突出的特征。王艮身为平民，却要“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这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士民之分”的传统观念有强烈反差，所以他与王阳明初次见面即对此发生争辩：“夫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师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夫子曰：‘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师曰：‘当时有尧在上。’（《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谱余》）而何心隐也曾经多次表达过济世之志，而他的救世方式也是聚友讲学。他说“某静夜为公细搜，天下无一空处可补，以报朝廷。惟仲尼之道，海内寥寥莫闻，诚为一大空尔。此空一补，岂小补哉？补之何如？亦不过聚英才以育之，将使英才布满于下以待上用，即周子所谓善人多而朝廷正，天下治矣。”
然而泰州布衣学者之“狂”，更重要的表现在于其张皇自大，多惊世骇俗之举，超出了传统儒家士人的行为范式。王艮原是盐场一灶丁，家贫不能竟学，随父从商于山东，自学《孝经》、《论语》、《大学》诸书，参究证悟。拜王阳明为师后，自制小蒲轮，题其上曰“天下一个，万物一体”，招摇过市，入京讲学。他的耸动视听的异常行为，遭到在京的阳明学生欧阳德等人的批评，劝其速回。阳明见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王艮才渐渐收敛。
二、狂侠派之“侠”。关于“侠”，司马迁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荀悦说：“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谓之游侠。”（《游侠列传》集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互为盗贼也。”（《汉纪》）。
综合来说，“侠”的主要特点是有勇力、尚意气，好急人之难，不轨于正义而有多于私德。正因为“侠”往往多意气而少理性，多任性而少自律，所以有沦为盗贼的可能。颜山农、何心隐在他们的时代，就已经被视为“侠”了。对这种“侠行”，有赞赏的，如李贽。在赞赏者眼里，他们是敢作敢为、以身殉道的英雄人物，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则是“窃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颜钧为什么会被目为盗犯而被捕？何心隐为什么会以盗犯、逆犯、妖犯、奸犯而被缉捕，最终被杀害，便与他们的“侠行”有关。
另外，侠者多勇力而缺乏理性思考，往往过于自大、逞意气而蔑视既有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所以传统儒家士大夫都会“侠”持批评态度。明末泰州狂侠派的出现，是儒学和侠文化的结合，也呼应了当时意气相激的时代思潮。学者对他们偶发的不法行为的宽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纲常名教的衰落、价值观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