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做《春秋》，表面上像是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蕴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
司马迁当时是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董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后事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的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旬卿著《荀子》以及董生《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发表尔。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