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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七，一个喜欢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一个沉迷于扯淡的萌妹子。这篇稿子来自于知北游。
现在看到的《山海经》是十八篇，即《五藏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五臧山经》简称《山经》，后面的部分简称《海经》。
根据何幼琦先生的研究，《海经》部分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的古书《禹本纪》，和《山经》一样都是记录“怪物”的书，所以后人才把它们合编在一起，这个看法我们很赞成。
《山经》的部分很单纯，只有那么五篇，可后面的《海经》部分就复杂了，导致《山海经》的篇目问题迷雾重重。
首先是《海经》十三篇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的版本，顾颉刚先生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就指出：
“《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系；《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
其中《海内经》四篇最后一篇是《海内东经》，这篇后面从“岷三江首”开始以下本不是《海内经》的内容，清代学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中已经怀疑这部分是一种《水经》，他说：
“自‘岷三江首’已下，疑《水经》也。《隋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郭璞撰。’此《水经》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经》后，又是郭注，当即此也。”
袁珂先生赞同毕沅的说法，认为这部分文字“确与经文无关”。
另外，毕沅还指出：“文有云‘象郡’、云‘长城’，知是秦人所著”，认为这个《水经》是秦代人作的；后据周振鹤先生研究，它确是秦代的一种《水经》著作，认为“应当名正言顺地称它为秦代《水经》”，是很有道理的（下文暂称这部分为《秦水经》）。
但它是不是《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那个郭璞注（或撰）的《水经》，是没法确定的。因为这部分一直是作为《海内东经》的组成部分保存在《山海经》里，并没有独立成书。
大概是这篇《秦水经》里面的一些地名和《海经》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刘秀（即刘歆）等人收集《山海经》诸篇的时候，把它也当成了《海经》的篇章，附录在《海内东经》的最后，成为传本《海内东经》的组成部分，并非单独的一篇。
可是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山海经》是十三篇，而今见刘秀《上山海经表》中说是“十八篇”，二者篇目不同，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讨论的学者太多，歧异纷纭，清代郝懿行作《山海经笺疏》的时候，在《叙》里作过一番辨析，是这么说的：
“《山海经》古本三十二篇，刘子骏校定为一十八篇，即郭景纯所传是也。今考《南山经》三篇，《西山经》四篇，《北山经》三篇，《东山经》四篇，《中山经》十二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除《大荒经》已下不数，已得三十四篇，则与古经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书·经籍志》《山海经》二十三卷，《旧唐书》十八卷，又《图赞》二卷，音二卷，并郭璞撰；此则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复与《经籍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汉书·艺文志》《山海经》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谓十八篇者，《南山经》至《中山经》本二十六篇合为《五臧山经》五篇，加《海外经》已下八篇，及《大荒经》已下五篇为十八篇也。所谓十三篇者，去《荒经》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与经别行，为释经之外篇。及郭作传，据刘氏定本，复为十八篇，即又与《艺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
郝懿行的看法是，《汉书·艺文志》里说的“十三篇”，是《五臧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和《海内经》四篇，共十三篇；十八篇则是后面有加上了《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这五篇不在《汉志》记载的那个本子里，是“与经别行”，到了郭璞给《山海经》作传的时候，又把这五篇收进书里，成为十八篇。
限于篇幅，这里也没法把诸家的说法一一罗列，只陈述一下我们的看法——郝懿行的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
刘歆曾经领校皇室秘府的图书，后来他“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这是一本类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书，后来班固撰《汉书》中的《艺文志》，就根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就是《艺文志》是在《七略》的基础上删编而成。
《艺文志》明确记录的是《山海经》十三篇，这应是刘歆在《七略》里写出来的篇目数；而现在流传的刘歆《上山海经表》里却说“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和今本《山海经》相合。
同样一个人写的作品，说的同一本书，一个“十三篇”，一个“十八篇”，这是怎么回事？说法可就纷纭了，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刘秀（即刘歆）等人的校本里是否包含《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的问题，有人认为包含，有人认为不包含，到底谁对呢？
《山海经目录》在最后一篇《海内经》的下面有条注文说：
“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
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里说“宋本、毛扆本作‘逸在外’。”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里作了个说明和推测：
“此《目录》下注字今本所无。《目录》下总十八卷注字《玉海》有，已下注字明藏经本有。其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言《山海经》古本十三篇，刘秀校进时又附五篇于后，为十八篇也。此郭璞注与？”
毕沅揣测那句话是郭璞的注，但是不敢肯定。他认为《山海经》古本十三篇，刘秀校进时又附五篇于后，但是这可能吗？看看《汉书·艺文志》的记载：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上面说过，《汉书·艺文志》的书目卷数是根据刘歆的《七略》，《七略》是什么情况？汉成帝时让刘向领校图书，每校完一种，刘向就梳理一下书的篇目、概括一下内容，然后写成奏表奏进给皇帝，这些内容后来被汇集成了一本专著叫《别录》。
由此形成了惯例，到了刘歆这里也是一样，那么可以知道，刘歆《七略》里写的书名、卷数，都是奏进的校定本的名称和卷数，他怎么可能写《七略》的时候“十三篇”，到了奏进的时候却成了“十八篇”？
如果按照毕沅说的“古本十三篇”，可刘秀（刘歆）在上表中明确地说“《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古本应该是三十二篇也不是十三篇。
很显然这里面出了问题，应该是刘秀奏进的《山海经》本来就是十三篇，即《五臧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那篇附录的《秦水经》恰好就在最后的《海内东经》的后面，说明《海内东经》就是刘秀校本的最后一篇，所以他在《七略》里写的也是十三篇。
后面的《大荒经》以下五篇他们校定的本子里本来就没有，清代学者毕沅、郝懿行都是这个看法，是最为合理的。郝懿行和袁珂先生认为后面的五篇是郭璞给《山海经》作注的时候才加上去的，我看这个完全正确。
我们知道“本皆进（逸）在外”是一句后人的注语，不是刘秀等人的话，因为刘秀、丁望等人的校语在《山海经》里都被算作正文处理了，它一定是刘秀校本之后才有的，其中所说的“本”就是指刘秀等人校订后的奏进本。
那么这话先不管是不是郭璞说的，都足以证明刘秀校本的《山海经》里没有《大荒经》五篇，否则这就是一句毫无意义和用处的废话。所以说今本刘秀《上山海经表》的“一十八篇”应是后人根据郭璞注本的数目所改，他上表的本文一定是“一十三篇”，后人发现与传本的实际篇数不合，所以改成“一十八篇”。
《大荒经》等五篇是一个最古老的本子，袁珂先生说：“《大荒经》以下五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中年以前”，这个看法应该是对的。这个本子应该也在刘歆等收集到的三十二篇之中，但是因古老而断烂得厉害，本来后面的《海内经》四篇残得都没法分辨最后被凑成一篇就是明证。
刘秀等人给皇帝校书，首先是收集诸篇、删除重复，而《大荒经》等五篇就是前面《海外经》《海内经》的另一个版本，就涉嫌重复，二者只能取其一；其次是校书注重的是篇章完整性，前面的《海外》《海内》八篇后出而完整，后面的《大荒经》五篇早出却残缺，所以这个本子就被校书者给抛弃了，没有采用。
但是没采用的版本不等于就被销毁或不流传了，它还是被收藏在皇家图书馆里，被看做《山海经》的别本在流传的，因为当时刘秀等人收集到的32篇，包括那些重复的篇章和没被采用的版本，统统都被称为《山海经》。
所以东汉时期的王逸《楚辞章句》时还能引述《大荒经》五篇中的内容，也称是《山海经》；到晋代的郭璞仍旧能看到这五篇，也知道它也是《山海经》，并且也给它作了注，说明这五篇从东汉一直到魏晋都一直保存着并流传着，郝懿行说“古本此五篇皆在外，与经别行”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有学者根据《吕氏春秋》《列子》《楚辞章句》等书里也引用《大荒经》五篇的文字来证明这五篇也在刘秀的校本之内，那根本就不能成立。
就象《诗经》，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论衡·正说》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也就是说，古人收集到的古诗有三千多篇，后来删去重复，选了其中的篇编成《诗经》，只不过选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诗经》篇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古人引用的时候都称“《诗》曰”；但是先秦古书中和出土文献中还有许多引用的“《诗》曰”不见于《诗经》，古人称之为“逸《诗》”，明显是出自那些没被编入《诗经》的诗篇，可如果非要根据它们也称“《诗》曰”就说这些诗本来也都是在《诗经》里的，是很不合理的。
其实那些收集来的诗篇不管是否被编入《诗经》，都被认为是“诗”，引用的时候都可以称“《诗》曰”或“《诗》云”；同样的道理，刘秀等人收集到的32篇《山海经》，不管是否被编入校定本，引用其中的篇章都可以称“《山海经》曰”，这根本就不能作为是否被收入校定本的依据。
因此，我们非常赞成郝懿行和袁珂的看法，《大荒经》五篇是郭璞给《山海经》作传时才收录进《山海经》里的。大概当时的《山海经》传本就他这一家注，自然他的本子也就成了后来的通行本，晋代以后诸家著录的《山海经》都是郭璞的注本，这个时候《山海经》已经变成了十八篇。
而且《大荒经》以下五篇都有郭璞的注，那么这五篇必定是郭璞加上的，那句“本皆进（逸）在外”的话也必定是郭璞的注文，只有他才可能知道这五篇本不在汉代传本的《山海经》里，他以后的人不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传承郭璞注本的人看到刘秀的上表里是“十三篇”，与郭璞注本不合，才根据郭注本改成了“十八篇”。
《山海经》的篇目，刘秀他们收集到的版本是32篇，各篇的情况，诸家分析不同，这里说下我们的看法，其详细情况如下：
（一）《五臧山经》5篇。这个里面没有“一曰”之类的校语，篇末也没有刘秀等人校书款识，说明只有一个版本，只有这么5篇，没有校治。
（二）《海外四经》4篇×3=12篇。《海外南经》：“狄山……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鳖鱼在夭野北，其为鱼也如鲤。”校语里常连着两个“一曰”，说明《海外四经》除了底本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校，所以刘秀他们收集到的《海外四经》是三个版本共12篇。篇末有刘秀等人的校书款识：“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说明校书的工作主要是由臣望完成的，文中那些“一曰”的话，都是臣望写的校语，并不是原有的正文。
（三）《海内四经》4篇×2=8篇。《海内四经》的校语里每条只有一个“一曰”，说明它除了底本之外，还有一个版本对校，共两个版本8篇。这也说明《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曾经单篇单独流传，所以《海外》四经有三个版本，而《海内》四经只有两个版本。
（四）《秦水经》1篇×2=2篇。《秦水经》就是刘秀校本最后一篇《海内东经》后半部分“岷三江首”以下的部分，刘秀等人也把它当成《山海经》的一篇附录在整个校本的最后，但没有独立成篇，因为《海内东经》只有十条文字，实在是太短，所以算作《海内东经》的组成部分处理了，所以它和《海内东经》算作一篇。其中也有“一曰”这样内容，说明它与《海内经》四篇一样也有两个版本，共2篇。篇末有与《海外四经》一样的校书款识。
（五）《大荒四经》4篇
（六）《海内经》1篇。袁珂先生认为这篇本来也应该四篇，因为残缺得过于厉害，已经没法再分篇，所以合并成一篇，这个看法正确；但是他又说是郭璞合并的，这就不对了。这种情况，应该在刘秀他们收集到的时候已经如此，这也是这个版本没被采用的原因之一。以上五篇只有一个版本，而且没被收入刘秀校进本里，所以篇末也无校书款识。裴骃《史记集解》中引此篇的内容称为《山海经·大荒经》，可能是误记，也可能是他把这篇当成《大荒经》的组成部分。
这样，刘秀他们搜集到的版本就是5+12+8+2+4+1=32篇。去掉没被采用的《大荒经》版本的5篇和重复的14篇，正好是《七略》里著录的数目13篇；郭璞注本把没被采用的残缺古本5篇收录进自己的注本里，就成为今传本《山海经》的18篇。
总结一下本文的观点，就是以下几点：
1、《山海经》是《五藏山经》、《禹本纪》、《秦水经》的合编。
2、《禹本纪》是《海经》部分（不包括《秦水经》），包括两个版本：一个是《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八篇的版本，一个是《大荒四经》、《海内经》五篇的版本，其中后者的版本最为古老，它本来应该也是八篇，因为《海内四经》残缺断烂得厉害，被凑成了一篇。
3、刘秀等人的校进本只有十三篇，即刘秀《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篇数，没有《大荒经》以下五篇，故附录的《秦水经》就在其校本最后一篇的《海内东经》之后。
4、《大荒经》等五篇是晋代郭璞注《山海经》时才收录进来的，使《山海经》变成了“十八篇”，成为通行的唯一传本，因此后人根据这个篇数把刘秀《上山海经表》中的数字“十三篇”改成了“十八篇”。
[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清]郝懿行撰，刘朝飞点校：《山海经笺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年。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年第2期。
周振鹤：《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略论〈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的写作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年第1期。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我是小七，一个沉迷于研究山海经与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喜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