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寒光老师授权发布。
《潜邱劄记》编刻与删定考论
李寒光
摘要：阎若璩的《潜邱劄记》最早由阎学林刻于眷西堂，内容驳杂，后之学者多有批校。上海图书馆藏删定本经由吴玉搢、华玉淳、程晋芳、阮葵生等多人校订，是《四库》底本之底本。《四库》本删去了更多抄录原文或无关考证的条目，其实际分卷情况与删定本不同；对与钱谦益有关条目的删改，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此书的删定，是考据学繁荣的结果，又影响学者以专做考据的姿态以及专收考据的方法编纂考证笔记，推动考据学的发展。
关键词：《潜邱劄记》；删定；程晋芳；《四库》底本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山西太原人。著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等。若璩上承明末清初方以智、黄生、顾炎武，下启乾嘉考据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被学界所公认。《四库全书总目》曰：“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1]给予高度评价。除上述专著外，阎氏还有一部重要的考证笔记《潜邱劄记》。此书为未定之稿，卒后由其孙阎学林搜罗遗文，于乾隆九年（）刊刻行世，即眷西堂刻本。但此刻本所收内容过于驳杂，多有随手抄录未加考订者。因此，有学者重新删定，乾隆中后期抄入《四库全书》。而阎学林刻本则被称为“别本潜邱劄记”，《四库》仅存其目。眷西堂刻本、删定本、《四库全书》本皆为后人对阎氏考证笔记的整理，三者有明确的前后继承关系，又各有差异。今以此书为例，考察由他人编纂的清人考证笔记的成书过程。
一、眷西堂刻本《潜邱劄记》的求全原则
《潜邱劄记》于乾隆九年（）由阎学林刊刻于眷西堂[2]，近年《清代诗文集汇编》据此刻影印。是本书前有阎学林按语：
《劄记》卷一至卷六乃先大父有疑即录，自为问难之书，其中有已校订者，有止存旧说而未校订者。或谓林曰：已校订者自当付梓，未校订者乃古人旧说，似宜删去。林对曰：是皆先人疑而未订之义，虽存旧说，正多创论，补前人所不及，何敢妄加去取。至卷五一册，乃仲弟学机竭数年之力，于夙夕往来问难之家寻先人手迹，陆续成帙。若分门别类，林幼而失学，不敢漫为分晰，惟依笥中原本付梓开雕，以成先志云尔。[3]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读出阎学林刊刻其祖遗著的去取之意，即对阎若璩的读书劄记、遗文遗诗，无论是否经过校订，一并刊刻，不做任何内容上的删改，凡六卷。这六卷的内容：卷一、卷二为诸书考证，卷三为释地余论，卷四上为策、序、跋、启、哀辞，卷四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书简，卷六为诗赋。
对于各卷内容，最受非议的是其中抄录原文未加考订的条目，刊刻之前即有人建议删去，但阎学林予以拒绝，他认为即使没有辨证，也是阎若璩认为有疑惑的地方，可以引起后人的注意，所以应当保留。至于书简一卷，“乃仲弟学机竭数年之力于夙夕往来问难之家”搜寻所得，采辑十分不易，遂一并刊入《劄记》。对于内容分类，学林则认为自己学识不足，“不敢漫为分晰”。总之，眷西堂刻本旨在最大数量地保存先人遗稿，并最大程度地保存原貌。《四库总目》曰：
盖学林尊其家学，不欲一字散失，故全录旧文，漫无体例。如卷一中突出一条云“此自其胜场，安可争锋”；又突出一条云“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此类至多，当时不过以备简牍之用，乃一概录之，亦复何取。[4]
《总目》在批评此本的同时，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刊刻者的纂辑心态。这说明，阎学林在编纂时，完全坚持了求全的原则，而缺乏精善的选择。也正因如此，才有后来学者的重新删定。[5]
二、孙冯翼校本《潜邱劄记》删定者考证
《潜邱劄记》的刊刻，对阎若璩的学术起到极大的表彰作用。同时，由于此书为阎氏未定之稿，学界对其内容及学林之编纂颇为不满，于是不断有学者加以批注或删定。《四库存目标注》著录从清初到清晚期多个批校本：南京图书馆藏清初王闻远家钞本，潘耒校；上海图书馆藏清孙（凤）〔冯〕翼批校本；湖南图书馆藏清梁同书、钱大昕批校本，叶德辉跋；上海图书馆藏清吴骞校并跋、清抄本，陈鱣、洪颐煊跋；东北师大藏清缪荃孙校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傅增湘校并跋[6]。另据《中国古籍总目》，尚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佚名批点本；南京图书馆藏清赵烈文批校、佚名校本[7]。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段朝端跋本；南京图书馆藏佚名过录潘耒批点本[8]。以上诸本除王闻远家钞本出现于眷西堂本之前[9]、吴骞校本为抄本，其他各本皆是在眷西堂本上批校。如叶德辉记梁、钱二氏校本曰：
乾隆十年（）其孙学林刻之家塾者。……此书经钱大昕、梁同书两家评校，皆用纸条粘附书中，日久必因脱糊散失，宜如何有以保存之？梁本工书，虽随手签题，殊见风致，钱书余有手钞《南宋馆阁录》，与此笔迹无异，信可宝也。[10]
傅增湘藏本乃据伪书《风庭扫叶录》校勘眷西堂本[11]。而上海图书馆藏孙校本，即《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者，亦为眷西堂所刻。
“孙校本”或“孙冯翼批校本”的名称，是我们沿用了上海图书馆及《四库存目标注》的叫法，实则此本上的批注绝大部分并非孙氏所书。从这个本子的批校和抄写符号的笔迹判断，此本的删定并非出于一手。关于删定者，我们可以参考另一批校本，即嘉德公司于年秋季拍卖的黄裳的藏本，亦为眷西堂刻本。但遗憾的是我们无从得知此本现归何氏，只能从网络上看到四张照片。第一张是书前手抄的赵执信所撰《潜邱先生墓志并铭》半叶，书眉有朱批曰：“精论，无一字虚饰。”第二张为手抄《墓志铭》末半叶，书眉有朱批曰“亦确”，又曰“先生之学只是善引善触”。[12]第三张为卷一首半叶，正文有朱、墨圈点，眉上有二色批校，书写工整。与上图藏孙校本相校，此本书眉右侧多四行墨字，先是“朱笔华师道先生，墨笔朱竹君、吴山夫先生”二行，又小字“后晤鱼门云间列己评，非竹君也”二行。第四张为卷末黄裳跋，曰：
此眷西堂本《潜邱劄记》。余前已收有一本，今日过市观书，又见此朱墨批本，后更附旧抄《左汾近稿》一册，因更收之。潜邱此书刻于身后，编次零杂，漫无次第，山阳吴氏为之重编刻之，即《四库》所著录者也。此本与《四库》本亦未尽同，山夫之外尚有朱笥河、华师道两君所注，外更有墨笔批语甚富，曰“循按”，不知系焦里堂先生笔否？固是珍物，因不惮重收复本也。暇日当重为校定之，并求教于世之识里堂墨迹者。
丁酉春分日黄裳漫记于来燕榭中。
百诗文中多及牧翁，此本每每墨涂去，不知何也。岂在钱氏著作厉禁之时耶？又识。
今按：结合第三张照片所见钤印“黄裳藏本”，知确为黄氏故物。但此本或此跋皆不见于《来燕榭书跋》《来燕榭读书记》《梦雨斋读书记》等书，所以很难了解更多的细节。黄藏本卷首半叶的三条批校内容与圈删符号，与孙校本几乎完全一致。所不同有二：一是黄藏本另有说明批注的内容，即上文所述；二是孙校本字迹显非出于一手，而黄藏本字迹工整。二本均是朱墨二色，且相同内容的批注、圈删颜色一致。由此，我们推知黄藏本是孙校本的直接或间接过录本。[13]通过这些信息，可以补充我们对孙校本的认识。今将孙校本上的批注删校分为六类，从而推求其删定者。
1.吴玉搢（-）
黄藏本上的批校说明提到“墨笔朱竹君、吴山夫先生”，又曰“后晤鱼门云间列己评，非竹君也”。那么，全书中的墨笔批注至少出自吴、程二人之手。但细审各处笔迹，情况似乎更加复杂。我们首先确定吴氏手迹，见卷一“延平府志”条书眉，有墨笔批校引《宁波府志·选举志》，并曰：“此段较《延平志》及《温志》焉详，故录之。”（卷一，页39）这则眉批并没有署名，但之后又有其他人批校此注。先是在其右侧用朱笔批注“此段入之于注”，又有墨笔在朱批与原批之间书写“吴玉搢曰”四字。因为朱批紧挨原批书写，所以“吴玉搢曰”四字字号极小，硬挤到二者之间。因此，我们判定朱批在墨批之前，而最早书写的墨笔眉批，乃吴玉搢手迹。
确定了“延平府志”条眉批为吴玉搢手迹，相当于为判断是否吴批找到了标准。根据这条眉批，我们认为写在书眉上的排列整齐、字迹工整的小字，即为吴校，审其字体笔势，也比较一致，出于一手，当无疑问。吴玉搢的批注数量很多，但没有一则是署名的，“延平府志”一条的“吴玉搢曰”四字，就是后来的校注者补记的。不过，卷一“古者不分银锡”条书眉有墨笔粘签，论铜、锡搀合之事[14]。其后又有朱笔曰：“此辩入之注中，上加‘山阳吴玉搢云’六字。”（卷一，页25）似乎也是追署吴氏姓名。但是，全书中这种墨笔书写的粘签数量并不多，且字迹略显潦草，与前文所述明显不同。因为后人在提到重新删定《潜邱劄记》时，首先想到吴玉搢，那么吴氏之功必然大于他人。所以我们认为此条虽然标记吴氏姓名，但未必是吴氏亲笔，疑后人审之不详而误。而且，在后来的《四库全书》抄本中，这条眉批也没有作为注文抄写在阎氏原文之下。
吴玉搢的删定，除了数量颇多的眉批，还有表示删存的符号，要抄存的条目在上栏外画一“〇”，要删去的内容，则在首字处画一“┓”，或分别在首末字处画“┓”“┗”。这些都是古人批校古书的通用符号，在吴氏之后，他人的删改也用同样的符号表示。因此，哪些是吴氏的删存意见，哪些属于其他删定者，比眉批注语的判定更加困难。这里，我们只能大致推测墨笔标记的部分符号出于吴氏之手。
综合各种不同的批注笔迹及删存符号，我们很容易发现，吴玉搢是最早校订这个刻本的学者，他做的大量工作，初步显示出以《四库全书》本为定型的《潜邱劄记》的面貌，后来的删定，都是在吴氏改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在删定《潜邱劄记》的学者中，吴氏知名度最高。[15]
2.朱筠（-）
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顺天大兴人[16]。黄藏本上的批校说明，先说墨笔有出自朱筠手者，后又说实为程晋芳手评，与朱筠无关。在所有批注中，也找不到与朱氏相关的任何信息。然而，书眉上有少量墨笔粘签，即上文误为吴玉搢手书者之类，字迹潦草，与吴氏手迹有明显差异，又在华氏朱批之前。阮葵生、程晋芳的批注又都是直接写在书页上的，且阮氏有署名。（并见下文。）因此，这种墨笔所书粘签与其他删定者的批注情况都不相同，或即朱筠所为。今无确证，特记于此，暂付阙如。
3.华玉淳（-）
“朱笔华师道先生”。师道，玉淳字，号南林，江苏金匮人[17]。在全书的批校中，华氏姓名也从没有出现过。在其他著作中，也没有见到华师道校改《潜邱劄记》的蛛丝马迹。若非黄藏本的说明，恐怕华氏删定之功没矣。现在看来，因为颜色的不同，华氏手迹反而成为最容易辨别的一种[18]。
华师道的批校分为三类：一是增加了多处吴玉搢没有批校的内容。如卷二“余尝发愤叹息”条，吴氏欲抄存，标“〇”，华氏亦标“〇”，又在“三百年文章学问”句旁朱笔注曰：“应增‘前明’二字。”（卷二，页51）又如卷三“按江西之名有三”条，吴、华皆标“〇”抄存，华氏又有朱笔眉批：“《史记·项羽纪》：会稽守通谓项梁曰江西皆反云云。其所指更广，亦难考。”（卷三，页）二是针对吴氏批语再作说明。如上文提到的两处标注将眉批抄入注文的地方。又如卷一“旧郑樵好说中原山川”条，吴玉搢眉批曰：“‘旧’字不可解，可去此一字，于文理无碍。”华氏朱笔增注曰：“此条入‘释地余论’。”（卷一，页15。“释地余论”的问题见下文。）等等。三是确定并调整吴氏的删存意见。如在原来标记的抄存符号“〇”上方再画一“〇”；或原来用“┓”删掉的条目，华氏用朱笔在上栏外画一“〇”，表示仍可抄存；或在原用“〇”表示抄存的条目书眉处批注，说明应当删去的理由，等等。如卷一“尚书是正”五条，原删定者（当为吴玉搢。）标“〇”，华氏于第一条书眉批注曰：“按：此诸条已见《尚书是正》，此非难得之书，则所择之语可以不录。”（卷一，页5）又如“郑樵氏族略曰”条，吴氏眉批：“此条可不必存，第二卷有一条较此为详，存彼可也。”华氏将“此条可不必”五字删去，并在本条首字旁加了“〇”，表示前后二条可并存。（卷二，页24）再如卷二“吾学编”条，吴氏标“〇”拟抄存，华氏不标“〇”，朱笔眉批曰：“《明史》已载其略。”（卷二，页66）表示删去此条。此皆华玉淳删存与吴玉搢不同者。
由此可见，华玉淳对《潜邱劄记》的删定是全方位的，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修正和调整了吴玉搢的一些删存意见，使《潜邱劄记》的内容更偏重考据辨证。这一点，应当引起学者的特别重视。
4.程晋芳（-）
孙校本凡六册，每册书衣均有“吟晖楼”三字。吟晖楼为歙县程茂读书之所[19]，茂著有《晚甘园诗》《吟晖楼遗文》。而程晋芳与程茂均为安徽歙县人，且为同族兄弟。二人交好，乾隆十六年（），尝与华淞、边寿民、许震林等会于茂之晚甘园[20]，程茂辞世后，晋芳为之撰《晚甘先生传》[21]。由此可知，程晋芳有接触此本的条件与可能。
除“吟晖楼”三字外，第五册书衣还有署程晋芳字号的手书跋语一则：
此不必重抄，留刻全集录入书简一门可也。鱼门。（第五册书衣，页）
说明程氏重抄了此本，并对拟删书简一卷的归属提出建议。此本归孙冯翼之后，孙氏在上二跋后及第二、三、六册书衣都有手书记语，反复强调程氏校订之善：
篇中多未定论，经程鱼门重校，更精益求精矣。十四日记。（第二册书衣，页42）
此书经鱼门太史手定，未能手写副本，其率。后余从废书得之，欲录一通，又匆匆少暇。今年秋闱后，晤方石亭，渠许觅抄，亦未能之。不知何时方了此愿也。凤卿记。时庚申十月。（第三册书衣，页82）
此卷五同卷四上序、跋、启、策皆不必抄入，留刻入全集。鱼门之言为善。凤记。（第五册书衣，页）
此外在各册书衣上还有孙氏关于抄写此书其他事项的跋语，不一一抄录。孙冯翼，字凤卿，于嘉庆中刻《问经堂丛书》六十四种。据第二则手记，知此书后为孙氏所得，庚申当为嘉庆五年（）。“程鱼门”“鱼门太史”即程晋芳，晋芳字鱼门，官至翰林院编修，故有此称。
结合黄藏本所记“后晤鱼门云间列己评”之语，可以推断书中的墨笔批注及删存符号，也有出自程氏之手者。遗憾的是，与华师道批注一样，也没有任何署名。华氏用朱笔，容易辨别。程氏用墨笔，则难以确指。墨笔批注除了书写工整、字体一致的吴玉搢手迹外，还可明显分为四类：一是上文提及的不能确定是否朱筠手笔的粘签，二是署名“吾山”或“吾山记”的9处眉批或旁注，三是署名“礼山”的粘签，四为直接批于书眉上而字画较为潦草的文字。其中，最有可能属于程晋芳的，显然是第四类批注。
程晋芳删定的时间，必然在吴玉搢、华玉淳之后。上文卷一“延平府志”条于朱墨二批之间挤入的“吴玉搢曰”四字就是这类情况，还在右侧写了一个“抄”字。这些都可以证明其书写时间较晚。（页39）程晋芳的批注，基本上不涉及内容的辨证或论据的订补，而是偏重于单纯是否抄写的指示，如“抄”“以下五条抄”“皆照抄”“释地”“入丧服翼注”“此本全写”“删”等等。这些删存指示与吴、华二校基本一致，同时也对一些条目的去取做了适当的调整。
5.阮葵生（-）
阮葵生的批注为墨笔手书，是唯一明确署名的一类，分别为卷四上“春秋左传属事”条（页）、“贺黄公载酒园诗话”条（页）、卷五“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得林字”条（页）、“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条（页）、“又与戴唐器”条（页）眉批及卷二“野望因过常少仙”条（页52）、“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条（页63）、“罗虞臣长子亦可为人后议”条（页74）、卷五“特假旧唐书”条（页）旁注，凡9处，校语下均小字书“吾山”或“吾山记”。吾山为山阳阮葵生之别号，可知阮氏亦对阎书加以删定。其《茶余客话》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吾山”定为阮氏无疑。卷二一曰：
《潜丘劄记》乃先生未定之书，零笺碎纸，投入一笥。捐馆后，家人与计簿食草并入笥中，学林不知抉择，将他人往还手迹及陈言狎语游戏之词，悉条举而剞劂之，砆玉并陈，大失潜丘面目。予尝删存十之五六，卓然可传不朽。[22]
根据这段记载，阮葵生曾对眷西堂刻本《潜邱劄记》做了大量的删定工作，删去全书一半多的分量。不过除了以上9条，其他批校均无从判定是否出自阮氏之手。我们认为，书中的“〇”“┓”等删存符号，应当有阮葵生标记者。关于阮氏删定的时间，只能确定在吴玉搢、华玉淳之后。卷二“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条，吴氏眉批曰：
此不知致粟于何处，道路之费，如此之多。能考核明白，则妙矣。
此条下又有署名“吾山”的墨笔旁注曰：
三十钟致一粟，见《汉书·主父偃传》，潜邱谓人所共晓，故不著篇名。上评甚陋。吾山记。（卷二，页63）
显然，阮氏此论是针对吴校而发，则阮校必在吴校之后。并且，阮校亦为亲笔手书，而非从他处转录。由此，我们更加肯定阮氏用“〇”“┓”删定阎书的可能性很大。
又如卷五“长洲苑对短簿祠”条，有“勿求于心学问雷何思太史以为千古大受用人也”句，吴氏眉批曰：
“雷”字下“何”字当是“同”字，然下三字又难解。
阮氏加“〇”接着写道：
此评似误，“学问”二字当属上句读，“雷何思”乃太史之姓字也。既点破句，文义又致不通。甚矣，评书之不易也。吾山。（卷五，页）
此亦由吴校而发，而写至“太史之”时，因下有朱、墨二“〇”上下并列，故转行。据此，则先有华玉淳标抄存符号“〇”，再有阮氏此论。故阮校在华校之后。至于阮校与程校的先后次序，我们无法考证[23]。
6.礼山
署名“礼山”的墨笔粘签共有3条，分别见于卷四上“宋中丞荦七十寿”条、（页。此签原不在此，脱落，夹于此处。）卷六《与唐器》诗条（页）及书末。其中《与唐器》诗处的粘签署“戊戌九月二日”，钤“礼山”朱文小方印。今按：礼山不知何人，戊戌亦无法考订为何年。或与前述未署名的墨笔粘签出于一手，然朱筠无字号为“礼山”者，则朱筠或真如黄藏本所云，未有手删校订之事。此亦存疑。
除以上六家之外，孙冯翼与常循也需一提。孙氏虽然收藏此本，并约方石亭同校，在书衣上写下题跋，拟重新抄录，但书中似乎并没有孙氏删校的实例。又，黄裳跋语中提到的“循按”，在孙校本中并没有发现，黄氏猜测为焦循，但实为常循，与据孙校本过录的另一抄本有关[24]。此二事亦有关于眷西堂本《潜邱劄记》的删定，特记于此。
综上所论，上海图书馆藏孙冯翼藏本眷西堂刻《潜邱劄记》历经多位学者校注删定，可以确定的是，吴玉搢为此本的第一删定者。在此基础上，华玉淳又进一步修正、调整吴氏删存意见。之后，阮葵生也参加了此本的删定工作，可能是受了程晋芳的委托。最后，程晋芳依托各家成果，再次确定抄存或删削的条目，为重新编纂一部符合当时考据学风尚的《潜邱劄记》做好铺垫。
三、孙校本《潜邱劄记》的历史定位
孙校本上各家删定的情况，说明清代学者不满于阎学林编纂的“一味求全”，表现出想要重新整理《潜邱劄记》的意愿。而程晋芳对孙校本删定的参与，使这个本子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由于《四库全书》所据底本为“编修程晋芳家藏本”[25]，因此，我们不禁怀疑，孙校本是否就是《四库全书》抄录《潜邱劄记》的底本呢？其实不然，因为孙校本的内容、批注与《四库全书考证》的校勘记并不相符。《四库全书考证》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所形成的一部群书校勘记，张升教授详考其成书过程，总结到：
一般来说，《四库》书经纂修、分校、覆校等校办后，粘贴校签，然后经由总纂、总校、总裁等审核，酌定、认可其中的一些校签，并从中选取一些写成黄签。可以说，黄签是校签的精选。《四库全书考证》即是汇编、加工上述黄签而成的。[26]
检《四库全书考证》卷五十三，有校《潜邱劄记》10条，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说明孙校本并非阎书之《四库》底本。为表述清晰，我们以表格形式加以比较。
以上10处校勘，孙校本只在第1、9两处有眉批，而这两处中，第9“炳烛”条孙校本与《四库》底本并不一致，其他8条中，亦只有第2“寒”字、第8“都”字条孙校本与《四库》底本一致，另6条则否。况且，在孙校本上，我们也没有发现《四库》底本上通常会有的“翰林院印”满汉文方章或其他内府印迹。由此可证，孙校本的眉批并非《四库》馆校勘官之校语，孙校本亦非《潜邱劄记》之《四库》底本，而是在孙校本与《四库全书》本之间，还有一个抄本。
前文已经确定，孙校本先后经历了吴玉搢、华玉淳、程晋芳[28]的删定，而《四库总目》著录说是吴玉搢删定本，未言及他人名氏。那么《四库》底本的抄录是在吴校之后，还是在华校之后，抑或在程校之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关系到对《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形成过程的梳理。我们将吴氏、华氏、程氏校定结论的明确不同之处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比较，以期探求《四库》底本的版本来源[29]。今以眷西堂刻本卷一（相当于《四库》本卷一前半）为例，罗列各次删定意见及《四库》本的抄存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四库全书》本的抄存情况与吴玉搢的删定意见不合的有55条，这55条包括14条与华玉淳删定意见相同，21条与程晋芳意见相同，（其中9条与华玉淳意见一致。）另29条与吴、华、程三者的意见都不同。相比较而言，《四库》本的删存情况与程晋芳的删定更加接近。这说明《四库》底本重抄的时间，不仅在吴玉搢删定之后，而且在程氏删定之后。某些具体条目的校改、增注，也体现出这一点。如“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条，若璩引用明太祖朱元璋言论，至“未尝不以数言”。阎氏接着说：“大哉圣训，真可续入六经矣。”华校删去“大哉”一句，并于“言”旁添写“也”字。（页31）《四库》本即据此抄写，以“未尝不以数言也”结句。（页）“李方叔责功子瞻不荐己”条，华氏校“惟司马君实与老叔兄弟耳”曰：“按本文无‘老’字。”（页34）《四库》本亦删去“老”字。（页）“延平府志”条，吴校眉批抄录《宁波府志·选举志》，华氏曰“此段入之于注”，程校补写“吴玉搢曰”四字，（页39）《四库》本即以“吴玉搢曰”起首抄于正文下，（页）等等。因此，孙校本汇集三次删定，是眷西堂原本向《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的过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吴玉搢、华玉淳、阮葵生、程晋芳等多名学者反复删改校订，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面貌。而清人及《四库总目》屡称“山阳吴玉搢所删定”[30]，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综上所论，上海图书馆所藏孙冯翼旧藏本《潜邱劄记》，先经吴玉搢批校，之后华玉淳、阮葵生、程晋芳等人都在前人基础上再加删定。因此本为程茂吟晖楼藏书，所以很可能是程晋芳主持了后来的删定活动，并将数次删定的结果抄成一个新的本子，即程晋芳所献《四库》底本[31]。在重新抄写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做了一些删改调整，因而《四库》本的抄存情况有与三次意见均不同者。所以，我们得出结论，程晋芳删定过的《潜邱劄记》，当为《四库》底本之底本。
四、删定本与《四库》本之异同
孙冯翼旧藏吴玉搢、华玉淳等人先后删定的《潜邱劄记》为《四库》底本之底本，但删定本与文渊阁《四库》本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在内容上，《四库》本删去了更多抄录原文或无关考证的条目，但删定原则与吴、华一致；在分卷上，删定本所拟定的分卷与《四库》本的实际分卷情况也不一致。
（一）删定本与《四库》本内容之比较
学者对眷西堂刻本不满有二：一是收入内容过杂；二是不合考证笔记编纂体例。针对这两个问题，每位学者所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删减其中不合考证之旨的文字，包括仅录旧文无所发明的杂抄、荒诞狎谑语涉不经的议论及与考证无关的诗赋策论等。其次，对全书内容适当分类，重新分卷。
吴玉搢删定时，已在眉批中交代了理由，如卷一首页吴氏眉批曰：“凡节钞古书数句，而别无议论发明者，皆可去之。”（页3）又如“刘兰列传”条，眉批：“此等话即载之正史，亦不必特录出。”（页26）再如卷二“金华王象之”及以下三条，吴曰：“此数条皆系考《禹贡》三江，既入之文，但类聚于此而未加论断耳。”（页53）皆欲将仅抄录经史百家之言删去，以阎氏未加考论也，此类情况最多。也有对重复内容的删削，如卷一“直卿问古以百步为亩”条，吴氏眉批：“后又见此条。”而没有标“〇”，（页16）并且在后一条上标记“〇”。（页18）又如“贾公彦曰凡言互文者”条，吴氏眉批：“此句又见第五卷，此处无他语，或可不存。”（页25）吴氏不仅认为这些抄录古书或重复的条目不合著书之旨，而且指出有些内容大损阎若璩名声。如卷一录夏侯审、杜牧诗二首：“夏侯审《咏被中绣鞋》云：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沈醉也摩挲。陈王当日风流减，只向波心觅袜罗。杜牧《双行缠》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吴玉搢认为这类艳情诗当然不能出现在以考据著称的学者的著作中，乃曰：“此种亦刻入，累先生不少。”（页29）故删去。卷四上《宋中丞荦七十寿》一篇，吴氏曰：“非但谄谀太甚，直是文理不通，考据家出丑乃尔。”（页）等等。后来的删定者对吴氏具体到每一条劄记的删存意见虽然有所调整，但都遵循着之前所提出的删定原则[32]。
今所见《四库》本则在此本删校的基础上，对《潜邱劄记》的内容又有删减。仍以卷一为例，我们发现，《四库》本抄录的实际情况与程晋芳删定时标注不一致的，共有36条，其中程氏拟抄而《四库》本删去的有25条，程氏仅标注抄存而《四库》改入“释地余论”或“丧服翼注”的有9条，程氏未标“抄”字而《四库》本抄存的有2条。我们重点看程氏拟抄而《四库》本删去的25条，发现有15条的内容都是直接从前人著作中抄录而来的，阎若璩未加按语或评论。另外10条则多无关考证。如“韦孟既归”条：“韦孟既归，犹梦面争王室之事；虞世南既死，帝犹梦其进我谠言。真谏死之异闻，忠臣之盛节也。”（页27）此属随手所记，称述直臣气节者，且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又“王莽时求封司马迁后为史通子”条，胪举历朝表彰文人贤才之事，曰：“可谓艺苑之德音，文人之宠遇矣。”（页33）此为评论史事、发表感慨，亦无关考证。“近代文士”条谓杨慎“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讥讽杨氏“尚可谓读书识字者耶”，（页33）盖因此非平心之论而遭删削。最集中删而不抄的是若璩答他人之问的3条，涉及对宋明理学的评论以及对宋代以前经学的叙述，（页37-38）在《四库》本中亦一并删去。
刻本卷三“释地余论”、卷四下“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吴玉搢等除将刻本卷一、二中论舆地、丧服且属阎氏考证的条目移入“余论”“翼注”之后，对三类内容全部保留，《四库》本亦一一抄录。刻本卷四上为策、序、跋、启、哀辞，吴氏曰：“此卷虽整饬无疵，然亦人所共见，竟全删去。”（页）而又认为跋、序多有可存者，因此并未全删，择善而存之：“此下多可存者，但不必立跋为一类，此非刻全集也。”（页）《四库》本所抄与吴、华删存情况相同。刻本卷五为书简，吴氏等删去数通，《四库》本则又有删削。刻本卷六为诗赋，《四库》本皆为删去。这些删改虽然表现在《四库》本与删定本的差异上，但实际上是已经缺失的《四库》底本的变动。另外，据《四库总目》所言，删定后作为底本的抄本“中间重见者四条，三见者一条，尚沿原本之误，今悉删正”[33]，则是馆臣从底本抄录时，又有稍稍删削。从以上二本内容情况看，《四库》本虽然删去了更多的条目，但所秉持的删定原则与吴玉搢写在书眉上，华玉淳、程晋芳等共同遵循的是一致的，这个原则就是与阎学林的“求全”相对应的“求善”原则[34]。
（二）删定本与《四库》本分卷之比较
《四库全书总目》对四库底本重新分卷的情况有所描述：
原刻首两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此本删并为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余论”，以《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已详《疏证》与《释地》，而此特其余论耳，此本次之卷二，而取首两卷内合于此一类者，次为卷三；原刻卷四上录杂文序跋，卷四下曰“丧服翼注”，曰“补正日知录”，此本取首卷内涉及《丧服》者，次“丧服翼注”后合为卷四，移杂文序跋附“补正日知录”后为卷五；原本以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卷五，以考博学宏词赋一首并杂诗若干首录之卷六，诗赋非若璩所长，且劄记不当及此，此本删去，而存其与人答论经史书为卷六。[35]
显然，相对于眷西堂原刻本而言，《四库》底本的各卷内容有所调整。但在吴玉搢等删定的底本上，即《四库》底本的底本上，已经提出了重新编排卷次的设想，批注在书眉上。如卷三末条眉曰：“云入‘释地’者，皆入此条之后。计其页数多寡，厘作二卷，为卷三卷四。”（页）卷四下首条眉曰：“此为卷第五。全抄。”（页）末条眉曰：“前卷凡入‘丧服翼注’者入此后。”（页）卷五首条眉曰：“此下二卷为卷六卷七。”（页）可知原拟定分为七卷，这与《四库总目》所言及《四库》本并不一致[36]。今将眷西堂刻本、删定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分卷列表比较如下：
从删定本拟定分卷的批语及内容构成来看，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内容上以类相从，将考论地理与丧服的条目分别统摄于“释地余论”“丧服翼注”下；二是考虑到删定后内容多寡的实际情况。而《四库》本的编次现状，也恰好反映了这两方面的考虑。如删定本没有提出合并卷一、卷二，但经过数次删削之后，这两卷的篇幅比原来大为缩减；加之卷二后半有大量考论地理的条目，在重新抄写时大都移入“释地余论”，因此，从数量上考量，合为一卷。而从卷一、卷二中摘出的地理考证，条数亦复不少，只好单独成卷，再将为数不多的序跋附于“补正日知录”之后。这个变化说明删定本、《四库》底本与《四库》本有非常紧密的相互承继的关系，是对“求善”原则的一脉相承。
（三）删定本与《四库》本之“不善”
无论是删定本还是《四库》本，与眷西堂原刻本相比，有一种删改情况极为不善，足以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即对与钱谦益有关条目的改动与删削，我们略举数例，说明删改的情况，并讨论其缘由。
1.整条删去。有的在删定本上就拟删，有的则在《四库》本中删去。如：
（1）“钱牧斋复徐世溥巨源书”条，先涂去“钱牧斋”三字，后删去此条。《四库》本不抄此条。（删定本卷一，页7/《四库》本无）
（2）“列朝诗集”条，原保留，程晋芳删去。《四库》本不抄此条。（卷一，页22/无）
（3）“钱牧翁尝教其族孙遵王作诗法”条，原保留，后改“钱牧翁”为“虞山”。《四库》本不抄此条。（卷五，页/无）
（4）“归查汉艺文志”条，改“牧翁”为“近有人”。《四库》本删去数句。（卷五，页/卷六，页）
（5）“牧斋于同时文士”条，原保留，后涂去“牧斋于”三字。《四库》本不抄此条。（卷五，页/无）
2.将有钱谦益名号或著作的语句删去。如：
（1）“金石要例”条，拟删自“钱牧斋宗伯告徐巨源曰”至“汪苕文亦与人书”前之文字，皆为钱谦益语。《四库》本删“钱牧斋宗伯告”六字。（卷四上，页/卷五，页）
（2）“闻诸牧翁云乐府人生富贵何所望”条，《四库》本删“闻诸牧翁云”五字。（卷五，页/卷六，页）
这种情况有的在《四库》本中整条删掉了，如上1（5）。
3.将钱谦益的名号改作他人或通称。如：
（1）“蔡公鹤江在词馆”条，“近钱牧斋遍考宋刻本”句，《四库》本改作“近朱锡鬯遍考宋刻本”。（卷一，页22/卷一，页）
（2）“钱牧斋引程大昌注杜诗”条，改“钱牧斋”为“近有人”、改“牧斋亦”为“独”。《四库》本作“近有人”“独”。（卷三，页83/卷二，页）
同样，也有在删定本中乱改名号，而在《四库》本中整条删掉的，如上1（4）。
黄裳跋曰：“百诗文中多及牧翁，此本每每墨涂去，不知何也，岂在钱氏著作厉禁之时耶？”按：禁毁钱谦益著作在乾隆四十一年（）底[37]，而在此之前的乾隆二十三年（）、乾隆三十九年（），华玉淳、吴玉搢已分别去世，此类删改显然非二氏所为，从孙校本删存标记的前后次序上看，也是在吴、华之后。因此，这些条目当为程晋芳所删改。李调元《送程鱼门晋芳舍人奉诏回南访求遗书》作于壬辰年，即乾隆三十七年（）[38]，可见，程氏从下令征书伊始就积极访书、献书，经由吴玉搢、华玉淳删定的眷西堂刻本《潜邱劄记》就是程氏采访到的一种。在重新删定、抄录时，程氏又虑及对钱著的禁令，乃删改其中的违碍字句。这种对作者原书的改动是迫于政治压力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造成的“不善”，可见，在特定环境下，编定他人著作而欲求其善，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难以尽善。
五、结论：清代考据学视野下的《潜邱劄记》删定
通过以上对《潜邱劄记》眷西堂刻本与后来删定的本子的考察，我们得出结论，阎学林完全是秉持“求全”的原则辑刻祖父遗著，而后来学者的删定，从吴玉搢，到华玉淳，再到阮葵生、程晋芳，最后到《四库全书》本，都是坚持了“求善”的原则。后者所谓的“求善”，实际上是对清代考据风气盛行的一种回应。
阎若璩生于清初，所涉既博，论学又不免明人评点习气，还带有个人崇理傲慢的性情。其读书劄记、诗文信札中充斥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法、心得体会。阎学林收拾残丛，将劄记与诗文书简合编，汇刻为笔记体著作，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对保存先人遗稿大有禆益。后人有所不满，认为不能尽善，这种认识首先是给阎若璩贴上了“考据学家”的标签，他们评价“善”与“不善”的标准，也是考据学的标准。在这种推崇考据的风气下，不同学者对《潜邱劄记》反复删削，越删越少，不仅删弃了直录他人他书的内容，就连作者发表议论及独抒心得的内容也大肆刊落。到《四库全书》本，终于把一部内容多样、思想丰富、风格迥异的笔记体杂著“改造”成了严肃谨慎、体例规范、较为纯粹的考据学著作。因此，《潜邱劄记》的删定，是清代考据学繁荣之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删定后的版本，经过《四库总目》的鼓吹标榜，俨然成为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代表著作。删定本《潜邱劄记》反过来又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学习、效仿，以专做考据的姿态以及专收考据的方法编纂考证笔记，推动考据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潜邱劄记》的删定，是兴趣广泛、风格多样的学者阎若璩的不幸，却是考据学家阎若璩之幸、清代考据学之幸。长期以来，学者沿袭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对眷西堂本多持否定态度，而对删定本赞赏有加。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仍起主导作用。不过好在学者的删定主要以眷西堂刻本为底本，而没有将删剩的内容重新抄写刊刻，这才使得学林原刻本得以流传至今[39]。上世纪90年代，学界对《四库全书》存目部分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考察，将存世著作影印出版。但《别本潜邱劄记》虽收藏者颇多，却未予收入。杜泽逊教授记录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情状：
《存目》所据为阎学林刻本，较《四库全书》所收吴玉[搢]（缙）删定本多卷六应博学宏词赋及杂诗（详见《提要》）。馆臣谓诗赋非若璩所长，是也，而零篇碎简亦未尝非考史之资。故余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建议收入阎学林本，不避与库本重复。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会议通过。不知何故，终未见采。[40]
此说独具慧眼，令人叹服。阎若璩虽不擅诗文，但他的诗赋著作，后来从未被另行辑刻过，若非眷西堂本，恐今早已不存，这些诗赋作品对我们了解清初学者的文学成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另外，在最终定型的《四库全书》本中，阎若璩对钱谦益的敬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钱氏之说错安到朱彝尊名下。这种情况，在当时不能尽善，今天看来，却完全可以据学林原刻本加以弥补。
附记：本文撰写并定稿于年4月，同月，中国知网收录年东北师范大学王春伟硕士毕业论文《〈潜邱劄记〉版本研究》，之后笔者曾向春伟兄请教。其研究议题与本文有所重合，且部分结论一致，亦有较大差异。今将相关内容附于注中，以便互参。笔者亦尝就本文与南京大学宣燕华博士讨论，年1月，《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二辑上卷已发表宣博士《阎若璩〈潜邱劄记〉编刻与流传考略》及拙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考论》，宣文提及本文，本文在最终收稿时又参考了宣文相关内容。特此说明，一并向王、宣二先生致谢。
资助项目：本文是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潜邱劄记》汇校集评与研究”（批准编号：）阶段性成果。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中华书局，5年，页。
[2]王春伟《〈潜邱劄记〉版本研究》认为沈俨于乾隆九年（）秋作序时称“兹又将告竣”，王允谦乾隆十年（）三月序称九年（）夏“将授之梓人”，说明是书始刻于乾隆九年（），竣工于乾隆十年（）。“而《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有乾隆九年（）眷西堂本，与乾隆十年（）眷西堂本并列，似有未当。”（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年，页6-7）
[3][清]阎学林《潜邱劄记》识语，见阎若璩《潜邱劄记》卷首，清乾隆九年（）眷西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册，页2。此识作于乾隆九年（）。本节下文引此书皆据此本，随文括注卷数、页数，不一一脚注。
[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六，页。
[5]阎学林刊刻《潜邱劄记》的缘起与过程，王春伟论文考之详矣，（页7-8）本文旨在揭示其求全原则，故不予在正文中补充具体细节。又王文认为乾隆间大成斋本与眷西堂本“都是一套书板刷印而成的，就是同一个版本”，（页8）笔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大成斋本实为覆刻本，所撰别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考论》有论证，载见《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二辑上卷，凤凰出版社，年，页。宣燕华《阎若璩〈潜邱劄记〉编刻与流传考略》则指出“大成斋本”既有眷西堂刻本的后印本，也有后来的翻刻本。见《古典文献研究》同期，页。与本文主旨无关，不赘。
[6]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缪荃孙校本在吉林大学图书馆，不在东北师大。王春伟示下，《中国古籍总目》同。
[7]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8]东北师大藏本见王春伟论文；南图藏过录潘校本见宣燕华《阎若璩〈潜邱劄记〉编刻与流传考略》，第页。
[9]王闻远卒于乾隆六年（），时眷西堂本尚未刻出。
[10][清]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11]傅增湘撰、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〇上，中华书局，年，页58。
[12]今《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潜邱先生墓志并铭》在卷末，而上海图书馆藏原本乃在卷首，与黄裳藏本一致。又，下文黄跋中提到“后更附旧抄《左汾近稿》一册”，上图本为乾隆九年（）刻本，若璩子阎咏所撰，故影印本不收。然影印本又在书末附以“渔洋山人王士正居易录”一则，实就咏书而言者。
[13]《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为黑白二色，无法准确辨别朱、墨。为此，笔者于年年底专程赴上海图书馆调阅原书，以区分笔迹。又发现原本朱笔保留符号“〇”及部分批语因色彩较淡，以致在无法反映在影印本上。下文凡云朱笔批注、圈删符号者，均已核原书。王春伟的论文对东北师大藏段朝端跋本的考述为此推论提供了更多证据。第一，王文据黄裳藏本所钤“柳溪堂藏书”“国子先生”二印考证段跋本乃路岯藏常循旧藏本，而段跋本“从路岯藏常循过录本过录”，即东北师大藏本。（页13-14）第二，王文表录段跋本上的批语，其删存符号、批语及墨色与孙校本基本一致，偶有删繁就简处。亦有多出者，当为过录者所加，即段跋所谓“箴传先生案语极多”，常循，字箴传。结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首卷卷端的四行墨字适用于孙校本。
[14]此粘签本在本条书眉右侧，《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时为避免遮挡正文，特移于版框之右。又如卷二“他石此外编”条书眉粘签，本为两行，影印时截作四行。
[15]王春伟论文也据卷二“延平府志”条考得吴校在前，华校在后，并据华师道卒年为乾隆二十三年（），断定“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以前，吴玉搢已经完成了初步的重编工作”。王文又曰：“由于段朝端过录时，吴玉搢与程晋芳二人的批语都为墨笔，故而除几条（由）〔有〕明确署名或旁证外，基本不可区分。……只好将三人的工作放在一起分析。”（页67-68）笔者按：本文据笔迹区分吴、程二人的批校，王氏所据为过录本，故不能区分。
[16]姚名达《朱筠年谱·先世述略》，上海书店出版社，年，《民国丛书》第三编第76册，页1。
[17]参考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
[18]关于华玉淳是否参与过此书之删定，即黄裳藏本卷端的识语是否可信，有学者提出质疑。我们审其语气，“后晤鱼门，云间列己评，非竹君也”，可知此识语的作者与程晋芳相识，程晋芳既已指正墨笔并非出自朱筠之手，若朱笔亦非华氏手迹，则程氏似不应不一并指出。若为好事者作伪，亦无将批校归功于华玉淳的道理。因此，本文信从此识语。
[19]陈乃乾、丁宁《室名别号索引》（增订本），中华书局，年，页。
[20]刘怀玉《翰林院编修程晋芳》，《江苏文史资料》第辑《淮安文史资料》第17辑《淮安古今人物》第3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年，页17。
[21]见[清]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册，页。
[22][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一“潜邱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23]据王春伟论文引段朝端跋：“下方间坿吾山司寇评语。”王文曰：“这些评语中有‘此亦当乙〇，今从程本补乙’‘此上亦当有〇’‘上无朱墨圈，及“又按”二字未涂，殆临本偶遗，后仿此’等等。……遗憾的是，阮葵生本笔者并未见到，也无从知其面目。”（页9）笔者按：据王文录批语表格，以上所举评语，王氏加波浪线，称为“尾批”。但并没有提供可以证明为阮葵生批语的字样，或原书另有旁证。这些“尾批”在上图本上并未全见，段跋本溢出者疑即常循过录时所加按语，本文不以阮校视之。另外，王文认为阮校别为一本，本文则认为阮氏“十之五六”之删存工作即在吴、程删定本上完成。
[24]关于黄跋误用常循为焦循的辨证，已在上文注释中引述王春伟论文，此不赘。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页9。
[26]张升《〈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主要内容》，《史学史研究》，年第1期，页。
[27][清]王太岳、王燕绪《四库全书考证》卷五三，书目文献出版社，，页。
[28]程晋芳的删定主要是墨笔书写在眉上的“抄”“删”批注及吴、华之后的删存符号，这些符号也有可能包括阮葵生的手迹，今已无从考察。下文提及程校均是此类，不赘。
[29]本文所据《四库全书》本为文渊阁藏本，王春伟论文说：“笔者将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对勘之后，发现二者不同之处甚多。这些不同，既有抄手抄写时发生的错误、错乱，乃至故意漏抄，又有编纂官、校对官的取舍不同。总的来说，以文渊阁本为胜。”（页9）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页0。
[31]王春伟论文：“眷西堂本问世后，吴玉搢、程晋芳、华玉淳等人鉴于其编次无法，合作对其加以校订删改，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即‘吴玉搢本’。”（页8）并对三人的工作模式作出两种推测：一是吴玉搢最早重编，并未完成而归程晋芳，程晋芳交由华玉淳进一步加工，后由程晋芳最后定稿；二是程晋芳发起重编，由吴玉搢、华玉淳共同确立标准，吴玉搢初步改编，程晋芳再交由华玉淳进一步加工，最后自己定稿。王文自言“似乎前者更为合理”，“推测只能是推测，并无直接证据”。（页71）笔者按：“合作”一说似可商榷。据上图藏本，几位学者的删改批校显然形成于不同时期，且未见任何史料证明他们有过合作。但在删定后期，程晋芳做过组织工作，当无疑问。
[32]王春伟论文将吴玉搢等学者的工作总结概括为“删、移、合、改、增”五字，较详细，可参看。（页68-71）
[3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页0。
[34]虽然王春伟论文也认为吴玉搢本或有清稿本存在，（页71）但仍认为《四库》馆臣又做了相当多的删改、增写及校勘考证工作，并引《四库全书考证》说明“四库馆臣的校勘工作，主要是吸收吴玉搢、华玉淳、程晋芳等人的校勘成果，进行他校。这是因为四库馆中只有眷西堂本与吴玉搢本，而吴玉搢本又从眷西堂本出。除吴玉搢等人的校勘成果外，馆臣实无别本可据”。（页76）但正如本文前文所论，《四库全书考证》说明《四库》底本既非眷西堂本，又非吴玉搢等删定本。因此，本文认为《四库》本与删定本的差异，为进呈《四库》馆前再次写定时形成的，《四库》馆臣所作删校工作有限。
[3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页0。
[36]王春伟论文认为“吴玉搢初拟分为八卷”，依据为表录批语（表2，论文误作表1。）及段朝端跋。（页70）笔者按：表录批语中分至卷七止，原卷六整卷不录，无卷八。在这一点上，与上图藏孙校本一致。段跋曰：“原本卷六赋诗全删，而于《左汾近稿》中删存九条亦未分卷，以臆见揆之，是卷八也。”（页15）《左汾近稿》为阎泳著作，附刻于《潜邱劄记》之末，校定者云：“不必存诗话一目，择当存者附于《剳记》之后，注明左汾之号可耳。”言不及卷八。本文不论。
[37]《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谕》，页3。本文所据眷西堂本为未挖改印本，据王春伟论文，东北师大藏本“凡是遇到‘钱谦益’‘钱牧斋’‘牧斋’‘牧翁’‘有学集’‘屈大均’等字样，多已挖去，亦有未挖净者”。王文考乾隆三十四年（）禁毁《初学集》《有学集》，三十九年（）禁毁屈大均著作，四十一年（）诏删书中与钱、屈有关的内容，故曰：“则目前存世之本，若挖去以上内容，当印刷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后。”（页8）
[38]见[清]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一三。参考程治国《程晋芳研究》，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页50。
[39]吴玉搢等人删定之后，抄录成了《四库》底本，却并未单独刊刻。我们在各家著录中从未见过删定后的刻本。黄裳跋语曰“山阳吴氏为之重编刻之，即《四库》所著录者也”，而《四库总目》只是说“山阳吴玉搢所删定”“吴玉搢编次之本”，并没说“刻本”。今人李圣华将《四库》底本称为“吴刻本”，也是没有依据的。见其《〈潜邱劄记〉存收汪琬〈跋家礼〉、〈跋素问〉二文考述》，《文献》年第5期，页。《清人学术笔记丛刊》影印者为大成斋覆刻眷西堂本，盖李文所据以校《跋家礼》《跋素问》两篇者，其中的异文实际上是由重刻而造成的衍误，作者不察，以大成斋本为眷西堂本。据此而得出吴玉搢明析二文非阎氏之作但未加删削的结论，似不妥。关于吴玉搢本的错误表述，王春伟论文亦有论述：“今人亦有著录吴玉搢本的，如吴枫、宋一夫主编的《中华儒学通典》‘潜邱劄记’条最后说：‘有乾隆十年（）阎学林眷西堂本、吴玉搢重刊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吴玉搢只是加以重编，并未刊刻，其失考显然。”（页9）
[40]《四库存目标注》，页。
李寒光，山东临淄人，年出生。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史、目录版本校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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