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太史公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是史学上的鸿篇巨著。
《史记》这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在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是《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历史认知，它的很多内容都与《史记》中的记载大唱反调。这让人不禁疑惑，两者究竟谁是可信的？
《竹书纪年》横空出世
《晋书·武帝纪》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西晋时期，月黑风高之夜，摸金校尉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进入墓室后，因火把熄灭，不准就点燃了身旁的竹简搜寻宝物。搜寻完宝物后，不准又将竹简翻弄了一番，查找财宝。不料，竹简之下并没有财宝，不准就此离去，只留下散乱一地的竹简。
古往今来，各朝各代都有不准这样的摸金校尉。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只是被不准看不上遗留下的竹简却在文学史上想起了一阵大波澜，可以说在历史上惊天动地。
几天后，不准盗发的墓室被人发现。当地官府前去后，只发现了一地的竹简，觉得上面的蝌蚪文不寻常，就收集整理了散乱的竹简，装了十多车。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后，极为重视，当即派学者整理。当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领头，集合了当时的一流学者整理翻译竹简，得到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这就是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焚毁了各国史记。这部《竹书纪年》因为埋在地下，躲过了一劫，是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比《史记》还早二百多年。
《竹书纪年》古本和今本
《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古本和今本。
荀勖和峤竹负责翻译的初释本《竹书纪年》，是第一个古本。只是由于竹简出土后，散乱无章，又因为当时对战国文字也不能全部认得，因此对初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很大。
晋惠帝时期，重新派了秘书丞卫恒考正竹简。永嘉之乱时，卫恒被杀害，他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接替了他的工作，完成了考正本。这个考正本被称为《卫束本》，也是古本的《竹书纪年》。
永嘉之乱后，出土的竹简丢失，初释本、考正本流传于世。经过唐朝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初释本、考正本逐渐流失。到宋朝时，古本的《竹书纪年》已经流失了。元明时期，又出现了一个《竹书纪年》刻本，这个被称为今本的《竹书纪年》。只是这个《竹书纪年》已经与古本不同，被很多人斥责为伪作。
到清朝时期，有很多学者研究《竹书纪年》。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搜罗古代典籍中的引注，形成了一个清儒古本。现在通行的《竹书纪年》，是在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三人编著的书籍重加编次而形成的。
《竹书纪年》经过流失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不过，在很多史书上依旧保留了很多引用的《竹书纪年》，通行的《竹书纪年》，还是很有价值的。
《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区别
《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区别，主要是内容的颠覆。
1、尧舜禅让的颠覆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史记五帝本纪》
上古时期，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当时尧为天子，仁德如天，智慧如神，他以儿子丹朱愚顽、凶恶，没有任用他为继承人，而是选择了虞舜。帝尧首推禅让制度，被传扬了千年。
《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世本》、《尚书》、《大戴礼记》。尧舜禅让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论语》和《孟子》等书中都有类似的说法。随着《竹书纪年》的出世，这一说法大为颠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是“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帝丹朱于丹水”等等，这不是尧舜禅让，而是舜篡位。
关于这个说法，今本和古本是一样的。唐代司马贞作《史记正义》时引用《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两晋的郭璞《海内南经》引《竹书纪年》注说：“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按照这个说法，是篡位而不是禅让。尧帝年老后，舜囚禁了尧帝，自立为帝，并且放逐了尧帝的儿子丹朱，不让他们相见。从后面的帝朱称呼，可以看出丹朱已经即位，就是说帝尧已经传位给儿子丹朱，却遭到了舜的篡夺。上面已经说过，《竹书纪年》古本在宋朝时流失。两晋时期的郭璞和唐朝的司马贞未必没有见过古本，这个记载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
上古时期，究竟是贤明的禅让，还是阴谋的篡位。其实，关于尧舜禅让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人质疑。
最早提出尧舜禅让的是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一直被儒家尊崇。最早提出质疑的也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他在《荀子·正论》中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
荀子认为尧舜禅让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天子地位尊贵，没有人会让出来的，再说天子道德纯备，生民向化，那又何必让呢？
关于尧舜禅让，荀子是质疑，韩非更进了一步。韩非认为尧舜禹不仅不是禅让，而是赤裸裸的“臣弑君”。《韩非子·说疑》中有言：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此外，唐代的刘知几著作《史通》时，引用战国时代的笔记小说《汲冢琐语》言：“舜放尧于平阳”。
可见，《竹书纪年》记载的这一段历史是有可信度的，也是符合人性的。
2、伊尹形象的颠覆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史记·殷本纪》
伊尹是商朝开国元勋，辅佐成汤建商灭夏。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太甲即位三年后，昏乱暴虐，伊尹就把他流放到了商汤陵墓所在的桐宫。此后三年，伊尹执政，大会诸侯。三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就把他迎接了回来，还政给他。
伊尹贤明的形象，在历代备受尊崇。到了《竹书纪年》中，伊尹的形象大为颠覆。书中记载：
“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在《竹书纪年》中伊尹一改千古第一相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是为了自立，而太甲是从桐宫逃出来杀伊尹后重新掌权的。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外篇·杂说上》中也有“太甲杀伊尹”之说法。这段历史有疑云的是根据商代甲骨文的破译，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在整个殷商时期，伊尹的地位都是非常高。如果真的是伊尹自立，太甲杀伊尹，那么历代商王就不可能皆隆重祭祀伊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疑惑点。
在《竹书纪年》中，最颠覆的有四件事。除了舜流放尧，太甲杀伊尹，还有就是启杀益，文丁杀季历（西伯姬昌的父亲）。因为这些“污蔑至圣”的谤言，所以被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是荒谬的。而梁启超认为这些记载是符合历史状况的，“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
《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可信度更高？
根据科学考古发现，《竹书纪年》的一些记载比《史记》可信度更高。
1、共和执政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晋书·束晳传》引《汲冢纪年》：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周厉王即位后，暴虐成性，奢侈专横，国人暴动，驱逐了厉王。《史记》记载，周厉王逃奔彘地后，召公、周公两人共同执政，号称“共和”。《竹书纪年》记载是共伯和行天子之事，这个共伯和受到诸侯的推荐而执政。
近年战国的清华简出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在秦朝之前就埋在了地下。根据清华简《系年》记载：“乃归厉王于彻（彘），龙（共）伯和立。”现在史学界基本一致认为“共和执政”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的意思，而不是多年来人们认为的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
2、神秘的周携王
《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引《竹书纪年》：“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当作文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
《史记》记载，周幽王因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攻伐，西周灭亡，其后周平王宜臼建立东周。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一直被历史学家质疑真实性，在《竹书纪年》和清华简中都没有相关记载。在《竹书纪年》中，周幽王废黜宜臼后，宜臼跑到外公的申国，周幽王率军攻打申国。清华简也是类似的说法，是周王攻打申国，而不是《史记》中记载的申侯联合西戎攻打周幽王。申国因不是对手，他的盟友缯国找来了西戎，一起打败了周幽王，灭亡了西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流传几千年的烽火戏诸侯，这件足以影响西周命运的大事件不存在。
这还没有结束，西周灭亡后并不是诸侯拥立周平王即位这么简单。当时申、鲁、许拥立周平王，虢国等诸侯却因为周平王得位不正，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为周王，就是周携王。周携王在位二十一年，被晋文公所杀。清华简也有同样记载“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在周幽王去世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两王并立。周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可谓是一代周天子，《史记》中却只字未提。这只能说明周平王抹除了周携王的记录，而《竹书纪年》因为时间更早，却有相关记载，清华简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近些年根据出土的甲骨文、铭文等出土，也验证了《竹书纪年》的内容可信度很高。例如《竹书纪年》记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太丁未立而卒，实际三十王，殷墟甲骨文和周祭祀谱证明商代确是二十九王。其他铭文和甲骨文也验证了《竹书纪年》的可信性，比如陈侯午敦铭文。
《竹书纪年》是有史料价值的，经考证很多记录都是可信的。只是《竹书纪年》是先秦古文写成的，翻译时难免有误。史书多简洁，一字之差意思大不相同，又经后世散失，难免有误。
现在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的记载可信度倾向于《竹书纪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史记》中关于战国前的记载是太史公搜集资料而得，经考证有些被推翻，可信度最高的要数秦末汉初这段历史。
随着一些史书和文物的出土，对于历史我们或许能够更加贴近，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