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美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动，权力制衡成为大国之间频繁探讨的一个话题。对于中国的崛起，诸位汉学家试图通过中国漫长的历史溯源，寻找线索和依据。在中国第一次大一统的时代，秦帝国的模式给作者提供灵感。在研究古代秦帝国的形成过程中试图寻找今天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探讨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秦帝国之间截然不同的形成过程，也对目前世界的局面提出假设，为读者提供思路。
权力制衡是在现实政治中具有实际意义的文化问题。也许，它是目前中国和美国或其他国家之间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对所有西方文明都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认为，权力制衡的思想产生于希腊城邦和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该地区最强大的城市，但是它仍然不能团结凝聚必要的力量来击败其敌人，并建立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和外交往来。如果可以，这将使敌人互相斗争，而它就可以成为争端的仲裁者。
话说回来，权力平衡的想法也许还是产生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公元3世纪，戴克里先皇帝将帝国一分为二，因为他认识到由其统一控制帝国全部是不可能的，而在东方划分出一个小的帝国更为容易。
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在东部建立了另一个首都：君士坦丁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开始与罗马抗衡，甚至超过了罗马。于是帝国的两半必须学会彼此共存。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意大利诸国力量的平衡，权力制衡这一思想甚至在后来的地中海和欧洲得以延续。
因此，掌握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是至少年来西方的一个关键概念。美国的13个殖民地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几乎输掉了与英国的战争，但最终还是利用法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取得了胜利。
简单粗暴地说，美利坚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地起来，是因为法国人帮助美国人对抗了英国人，而不是因为美国人能够靠自己赢得战争。
在文艺复兴和中世纪，权力的制衡有一个自然的政治/宗教因素，教皇的作用就是通过祝福皇家婚礼、加冕礼和战争来保持欧洲的权力平衡。
不同的权力平衡
中国的历史背景和西方非常不同。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在中国也有一些“权力制衡”的理论。
几个世纪以来，权力的宝座一直在变化和移动。（图片来源：中国图片库）
《史记》中提到了纵横家，即合纵连横学派，主要观点是以强制弱或以弱制强。“横”指一个强国抵御众弱国，“纵”指众弱国联合对抗一个强国。
在《墨子》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在《非攻》篇，墨子这位哲学家主张大国不应攻击小国。
然而，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这些理论都被搁置一边。因为秦帝国实际证明了，解决“权力相互制衡”是可能的——那就是一国彻底消灭所有其他国家。
秦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是最有组织、最有效率的，因此它击败了所有其他国家。汉朝灭亡后，在大约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再次分裂，同时关于一国与另一国竞争制衡的理论再次出现。
基本上，较弱的国家必须设法让两个最强的国家互相争斗，从而取得胜利。或者一个强国应该在保证其他国家不会干预的前提下单独对抗弱国。但是，在隋、唐、宋分别统一“中国”之后，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很清楚地看到，统一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的。
于是中国的历史便设定了基本的政治模式，一直到今天都被许多人所信服，那就是：占领中央，称霸平原，然后就可迅速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
这些传统不仅仅是观念，还深深植根于地理环境。中华帝国在北部和西部有明确的边界：沙漠和山脉。在东部和南部，有山脉和茂密的丛林；而且在东部，还有广阔的大海。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大帝国与中国之间隔着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中国的中原地区是一个界限分明的空间。如果你控制了这个空间，你就拥有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口，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军事和政治权力。
然后你就可以控制所有直接毗邻中原的其他地区。也就是说，如果掌握了中心地区，邻国无论是单独还是联合起来都不可能挑战中国。
当然，如果中国因为某种原因力量薄弱并且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那么任何特定的邻国都可以趁机利用这种情况。
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其他地区
罗马帝国的地理环境完全不同。中华帝国是一个平原帝国，河流在其上穿流，而罗马帝国是一个海洋帝国，陆地在其海岸边。
罗马帝国成为这样一个帝国的时间与中国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之间。当时，罗马击败了另一个擅长航海的商业帝国迦太基成为帝国。为此，罗马必须将其军队从陆军转变为海军。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发明了新的海战方式，并击败了迦太基人。
在公元前1世纪凯撒征服北欧时，他在罗马的对手庞培击败了海盗，并有效地建立和巩固了罗马在地中海的统治。
虽然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统治边界直至陆地，但在这个陆地上，也有不甚分明的界线。在北部，罗马人从未设法控制过那片森林，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日耳曼人便居住于森林中，并一直使罗马人备受痛苦。
继日耳曼人之后，斯拉夫人和原突厥人来到此处，他们一直在东北边境上四处转移，因为边境线没有像中国的那样被天然屏障明确标示出来。
在东部，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与罗马争抢他们的土地的控制权，这块土地极其富饶，同样没有地理上的界定线。波斯帝国在罗马成为一个帝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在罗马崩溃后还在不断转型。
南方有更明确的边界，因为撒哈拉沙漠将北非与非洲中部富有强大的王国隔离开来。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使那片边界地区完全安宁。
图拉真纪功柱，公元-年在罗马建立的罗马胜利纪念碑，以纪念罗马皇帝图拉真在达西亚战争中的胜利。（图片来源：法新社/安德烈亚斯·索拉罗）
地中海本身的范围并不明确。比如，黑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吗？君士坦丁堡在那个角落的建立证实了黑海必须被视为海洋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罗马人很少能真正地完全控制黑海，就像他们在地中海那样。
红海也是大地中海盆地的一部分，然而，罗马人很少能触及亚丁湾，并在那里建立某种形式的权力。
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边界界定极为松散。因此，这些边界很难保卫，帝国的统一也是松散的，与大汉帝国不同。
这也反映在这两个帝国的建立方式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有等级秩序的国家，通过消灭所有其他效率较低的王国，将其秩序强加于所有已知的地方（天下的所有地方）。
中国是一个高效的政治组织，消灭了其他所有较低效的组织，通过明确的地理边界确定版图，没有其他可与之匹敌的高效政权来挑战其权力。
罗马帝国是一个respublica，即共和国。一群人团结在一起，信赖共和国，并全心全意地保卫公共利益。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共和国被最英勇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一次又一次地击败。波里比乌斯为这段历史书写了特别重要的篇章。
布匿战争（资料图）
然而，尽管罗马人屡战屡败，他们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团结在一起进行战斗，永不放弃。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金字塔等级体系，没有以皇帝为中心来强加秩序，但他们有一个相对松散但仍然紧密的组织，有对公共利益的信念，这成就了历史，并拯救了罗马帝国。
这也是基于不同的农业系统。农业是古代的主要生产方式，但在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农业组织方式不同。在古代中国，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随着商鞅变法的推行，土地被分割给各个土地所有者，即农民。农民们用税收和徭役，其中也包括兵役，来偿还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些农民因国家给予他们了土地而背负债务，但同时他们也“不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分子。
如果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没有履行社会协议中的它所承诺的职责，即建立秩序、提供稳定的经济条件，农民就可以有天赋的权利不遵循协议中他们的承诺，也就是扣留税收、逃避兵役、发动革命、改变天命、推翻一个王朝和皇帝，并开始一个新的朝代。
在罗马，土地被分给农民、军团成员（士兵），然而战争的战利品逐渐改变了罗马的生产方式。将军被赠予较大块的征地，原先是敌军的奴隶负责耕种这些土地。罗马农民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共和国的创造者。如果国家出了问题，他们自己也有责任将其恢复正常。
中国和罗马的皇帝所担任的角色是不同的。
在中国，皇帝的绝对权威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官僚体制变革实现的。这种演变的过程是：从最终被消灭的贵族阶层手中夺取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在官僚机构手中，而后重新分配资源和管理人民，以提高经济生产和进行战争的效率。皇帝是天子，代表国家，他根据自己对国家的设想选择大臣，或决定选择大臣的方法。
罗马皇帝是通过直接的军事战争产生的。在这里，指挥官不是共和国的管理者，而是手握刀剑作战的军事家。罗马皇帝最初出现之时，地位类似于一个最高级的将军。而皇帝的角色在几个世纪的内战过程中出现，它削弱了共和制结构，但从未将其取代。
盟友国家也从一开始就与罗马人并肩作战。盟国的作用有增有减，但从未缺席。也就是说，罗马政治中也存在着权力的制衡。这种平衡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帝国内外的人们必须信服或被说服而同意，他们并不单纯是服从命令。
今天的情况
这些因素对今天的情况有重要的影响。
今天的地理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是否是边界明确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中，是否只需要击败几个敌人，就能赢得一切？还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松散得多的地理环境，边界和斗争是不明确的？对中国来说，人们可能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挑战美国且打败了它，世界其他国家也会跟着倒下。
但事实是怎样的？如果美国垮台，其他每一个国家会甘愿遵从中国文化的等级制度吗？
从美国的角度，也是从许多中国邻国的角度来说，世界可能看起来是非常不同的。它可能看起来是这样的情况：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一切，事态更加混乱，有许多变幻莫测的组成部分。
这些不同的观念也反映了内部政治结构，并对其产生了影响。在西方国家，罗马共和国的继承人内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决策是通过内部辩论做出的，这些辩论一波接一波。如果一个人在决策圈之外，他将很难理解决策圈子里的人；如果他被纳入这一政治结构内部，他也会因此受到这些辩论的影响。
如果中国想更好地了解美国，它必须加入与美国的公开辩论。但通过加入公开辩论，它在自己被改变的同时，也会改变美国的公开辩论形态。如果它不加入，它不仅不会“影响美国”，而且还很难理解当下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阶段，如果中国不被美国的公开辩论所改变，或被其触动，那么中国就会被强制地排除出去。
不同的辩论也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的辩论规则中，中国的哲学家们回答问题，就像孔子一样。相反，苏格拉底，这一西方古代哲学的转折点人物，是问问题的。中国的哲学家与国王和统治者对话；希腊的哲学家则对同侪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
问题是，当今世界的辩论是什么样的？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在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帮助下去统治本国和世界？还是说，存在一个可以被调动的全球辩论，并且这个全球辩论可以用多种方式使决策被执行？这些问题，连同地理问题一起，对确定中国未来的方向至关重要。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巴经济走廊上的一个山口。（图片来源：脸书）
中国第一次打破了其自我孤立状态，也打破了“天下”的被动设想，它不只是等待和被动与其他国家接触，而是主动向世界伸出了手。
中国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一个美国几乎无处不在的世界，虽然美国没有直接统治其他国家，但拥有一个帝国，类似于罗马对大地中海盆地的统治。
如果世界是罗马式的，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只是同意一个不同秩序的第一步，其他重要的步骤必须跟上，才能让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明确其地位。
美国能否真正接受中国作为新的“天朝”的中心地位，对其俯首帖耳？还是更现实和实用主义地来看，中国将接受类似罗马的这样一个世界？如果美国和中国不尽快找到彼此对话的方式，可能会有一场武力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