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
文景之治的利弊
汉帝国初建的时候，历经数百年战乱，天下疲敝，满目疮痍。国家贫穷到什么地步？开国皇帝刘邦出巡乘坐的六驾马车，连六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齐。政府高官要出门，马车都没有，只能坐牛车。
怎么办呢？开始放活经济。
农业方面“轻徭薄赋”，之前我们我们说孔孟认为10%的农业税就已经是仁政了。汉文帝时期把农业税减到百分之三点几，甚至完全免税长达12年。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再下一次长时间取消农业税就要到新中国年了。
工商业方面“驰山泽之禁”。之前国家垄断盐铁专营，现在不搞了，全部放开归还民间。
在外交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不发动战争，委曲求全，用和亲的方式搞好外交关系，维持和平。
这样宽松的经济政策，汉文、汉景两帝接连推行了70年。这两位皇帝崇尚道家“无为而治”，因此放纵民间，造就了中华大一统之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国家富裕到什么地步，粮仓里的粮食多到“层层相叠腐败不可食”，国库里堆满了铜钱，串铜钱的绳子都腐烂掉了，盛世空前。和汉高祖刘邦时期穷到马车都没得坐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好事儿吗？当然，对民间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儿，藏富于民，富商大贾遍布天下。但是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并非是好事。
文景之治70年经济大发展带来了这么几个结果：
首先、民间商人完全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司马迁在《史记》里记录了汉初八大富豪的事迹，其中四个是冶铁大王，其余四个分别从事流通、粮食、种植和金融业。在中国历史上国民支柱性产业完全被民间控制仅仅只发生在汉初和民国初年两个时候。这些商人成为豪强势力横行天下。
其次、地方诸侯势力不断做大，若干强枝的局面出现。刘邦兴汉之后，实行分封制，同姓王和重臣都裂土封建。在放任的经济政策之下，这些地方诸侯就逐渐形成了能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
最后、官商勾结，吏治败坏，权贵横行。
在汉景帝后期，副丞相晁错发现了这个问题，激进献策削藩集权。汉景帝采纳着手削藩，结果激起了势力庞大的吴王刘濞邀约另外6位诸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叛，这便是“七国之乱”。虽然叛乱很快被平定，而献计削藩的晁错也成了替罪羊，被腰斩。
“七国之乱”成为了封建制的最后绝响，由此执政者看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从此之后，如何用适当的制度安排均衡二者就成了统治大一统帝国的首要课题。
汉武帝变法的背景
在“七国之乱”平定13年后，16岁的刘彻登基，这便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汉武大帝，执政长达54年。他上台之后，一改此前休养生息的政策，一把将帝国拉回到高度集权的轨道上来。
就中央高度集权政策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型于嬴政，集大成于汉武帝。
在分权问题上，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各诸侯把封地要分给自己的孩子，这样封地自然不断缩减，同时朝廷派出主管行政和监察的刺史到地方上任职，这样一来就达到了中央集权的目的。
在全民思想控制上，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前年思想百花齐放的景象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然要统一思想，之前商鞅和秦始皇的办法都是不准思考，完全压抑，焚书坑儒。而汉武帝给了条思想出路，是让大家都只有一种思想。
在对外政策上，一改之前姑息纵容的政策，东并朝鲜、西征大宛、南吞北越，北破匈奴。同时在国内大型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设。就在这一番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操作之下，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的国家财富全部掏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武帝开始推动一场强硬的国有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和税收多个领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而具体的操盘人则是他的财政大臣桑弘羊。
汉武帝变法当时有三个极有利条件：
首先是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完成。
其次是对外征战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
最后是文景之治藏富于民，有巨量可供其攫取的民间财富。
这三项是保证汉武帝变法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
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第一件事是什么呢？重拾“官山海”。盐业专营，汉武帝沿用了管仲当年的办法，民间煮盐，政府统购统销。盐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巨大，竟然占到了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对于冶铁业，汉武帝相比管仲更进一步，不仅垄断销售和定价权，甚至直接下场创办国有铁厂。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有企业就是汉武帝时期创办的。
除了盐、铁之外，还有一个东西被政府控制起来了，就是酒。办法和盐类似，交由民间生产，政府控制价格和流通渠道。
从此之后，盐、铁、酒并列称之为“三榷”，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延续从未中断，之后又加上了烟草、茶叶，这些成瘾性商品，国家以此获得巨大利益。
汉武帝改革的第二步发生在流通领域，主要政策是“均输”和“平准”，一个是统购统销，一个是物价管制。
当时，各地方都要向朝廷进贡土特产，这就是当时价值最高的商品。但是全部运到中央来运输成本很高，很麻烦。桑弘羊想了个办法，所有进贡物品由国家调度，直接运到其他不出产这一类商品的地方高价出售，各地设置均输官专门干这件事儿。由此建立起了一套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而在这个过程中与之相配套的是一项新的物价管制措施，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物资的买卖价格。平准就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了中央控制市场，从物流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工具。均输和平准就相当于物资部和价格委员会，就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
这一国营商业体系的建成，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成效斐然。司马迁也点赞评论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百姓并没有多交税，但政府却有钱了。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是因为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而就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民间与政府之间重新分配的结果。
第三步，推动税收改革，这一项我们之前在解读《简读中国史》，说皇权是怎么收割商人的时候讲过。
公元年，大汉军队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同时山东发生重大水灾。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汉武帝和桑弘羊决定向全国的有产者征收资产税。你主动申报自己有多少财产，然后按一定比例缴纳。
面对这样的征税方法，大家肯定不愿意多交税，于是都瞒报谎报自己的财产，想要蒙混过关。殊不知，汉武帝还有后手，两年后再颁布法令，谁隐匿财产，申报不实的，其他人都可以向官府告发，官府查实之后，抄没的财产分告发者一半。
这一下好了，全天下有产者全部落入了政府的陷阱。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全部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然后朝廷任用了一批酷吏去逐一法办。
汉武帝的这一套组合拳，让全天下的人毫无招架之力，所有中产家庭统统破产。而政府则没收了难以计数的民间财产。
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中国，百姓和政府之间从来不存在对等的契约关系，从来就没有什么私有产权不可侵犯的概念，一切皆在权力的摆布之下。汉武帝并非特例，历朝历代一旦发生财政危机朝廷就公开di地掠夺有产者。
因为权力能随时剥夺财富，商人在古代社会毫无安全感可言，想要经商致富，必须寻求权力保护，官商勾结。而一赚到钱立马就奢靡消费，不存在制度性的保障让商人安心进行储蓄和投资再生产。
当时大农令颜异，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对汉武帝的这一政策颇有异议，汉武帝杀鸡儆猴，竟然以“腹诽”的罪名把他给处死了。什么叫腹诽，就是虽然你嘴上没有骂我，但是我知道你肚子里在骂我，你的眼神出卖了你，被我看出来了，所以我治你死罪。虽然今天说起来像是在讲笑话，但可见当时汉武帝变法的可酷程度。
汉武帝变法的利弊
汉武帝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前前后后历经34年。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因此我们才会说“秦皇汉武”前者一统天下，后者真正建立起了稳固的帝国制度。
而且要知道，汉武帝变法是在一个拥有万人口的国家进行的，这和之前我们讲到的管仲、商鞅变法在百万级人口国家实施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因此对政府的管理和执行能力的要求也远远大于之前。汉武帝对外四处征伐，开疆扩土，标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三。他的集权变法打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所谓的“强汉”由此而生。
经过34年持续、系统的政策实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模型，无论是之前提到的三榷专营的产业改革、平准均输的流通改革，还是几近于“无赖”的税收改革，都达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这也是汉武帝能够征伐四方的重要经济保障。
而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也显现出来，铁厂国营之后其生产规模远远大于民间企业。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生产具有规模化的优势，冶铁技术也快速进步。当时我们的铁器制造技术极为高超，远非周边民族可比。汉武帝能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汉武大帝彪炳千秋的代价确是由全体国民来承担，产业和流通改革致使“文景之治”带来的民间繁荣局面被彻底扼杀。税务改革让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更深远的影响是对政府信用的严重透支，民间财富观空前激荡，人民储蓄和投资的意愿锐减。
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生产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民众怨声载道。
变法长期执行带来了重大的后遗症，增加的财政收入多用于战争，而平民阶级并未获得实惠。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但民富难求。到了汉武帝晚年，天下困弊，盗贼蜂起，万大汉子民，有数百万都沦为流民。
68岁的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他说：“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皇帝检讨书。以刘彻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上的一个讽刺与惊醒。但我也觉得他的这份担当与自省，确实配得上后世对其“汉武大帝”的赞誉。
从此之后，中央政策又趋于宽松，民间得以喘息，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的说：“有亡秦之势，而免亡秦之祸”。
盐
盐铁会议——年前的国营政策大讨论
最后值得说的是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话说在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2年，汉武帝就死了。又过了6年，在大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辩论大会。
辩论的一方是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文学贤良，另一方是以财政大臣桑弘羊为首的朝中重臣。能够有这样的一次大辩论在朝堂之上发生就值得称赞，财政部长坐下来和全国的儒生就国家经济政策进行讨论，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桑弘羊是汉武帝最最倚重的大臣，少年天才，13岁就因为心算天下第一而进入公务员队伍。他参与了汉武帝变法时期所有经济政策，给汉武帝的对外军事行动和对内变革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
在后世，桑弘羊和商鞅、王安石一样，评论两极分化，有人赞为“兴利之臣”，是最杰出的经济大师，也有人斥为“乱国酷吏”。汉武帝在世的时候，就有儒生对其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就有人上书说：“烹弘羊，天乃可雨”，把桑弘羊杀了，老天就会下雨了。
汉武帝曾经在十年时间换了6任财经部长，但自从桑弘羊上位之后便再无更替，汉武帝对其言听计从。临死之前托孤于桑弘羊，直接把太子交给他，并加封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所以，在盐铁会议的时候，桑弘羊可以说是权倾朝野，按理说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根本就犯不着和民间知识分子辩论国策。但这件事情竟然发生了，整个辩论过程还被编纂成书，就是流传至今的《盐铁论》。
在这场大辩论中，74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被儒生们攻击的守势。他前后发言多次，摆事实，讲道理，引经据典数十次。在辩论激烈的时候，哪怕被儒生当面指责贪利忘义，大权在握的桑弘羊也没有翻脸，非常的有风度。
作为文学贤良的群儒，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肯定是高唱仁义，不务实，钻在孔孟的故纸堆里，不知与时俱进。其实不是的，他们反对盐铁专营的理由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盐铁、平准与均输等国策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民间经济萧条。
其次，国营企业存在重大弊端，商品要么不适合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员强买强卖。
再有，形成了以背靠政权，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巨大利益的权贵阶级。
儒生们绝非空谈，他们了解实际情况，提出的反对意见也都直指国营政策的弊端。
而在桑弘羊看来，这都不意外：“没错，你们说的都对，这些确实是国营化的问题，但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建设性建议吗？我问你们三个问题，如果摒弃国营化政策，那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问题如何化解？你们能给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吗？”
为了表示自己与儒生们的观念对立，在多次的回应中，他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仁义”二字。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作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桑弘羊提出的所有经济政策主旨都不是压制工商业，反而，他和汉武帝早早的就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把工商业中私人的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
他的主张，就是发展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命令性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盐铁专营的思想，并进步将其扩大化和法制化。
我们一直说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其实自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只是压抑民间商人而已。他们将最能创造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深谙工商富国的意义。当国有企业进入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集成竞争，后者自然遭受打压。所以，轻视商人和重视工商业，其实就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制度出现之后，人们对于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大检讨。首次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人们感受到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
在这场大辩论中，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当时就显露无遗。而群儒对于“桑弘羊之问”是给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的，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