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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俞闲话
4月23号读书日，冯仑约我做了一场读书对谈的直播。冯仑也喜欢读书，做了司马迁书院，鼓励大家读《史记》。他说同时邀请了施展和张维迎。我以为是四个人一起对谈，没有想到是由主持人一个接一个对谈，号称“马拉松读书对谈”，前后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幸亏我的对谈只有一个小时，面对网友谈了谈我读《史记》的感受，以及我的读书和工作感悟。
（以下是对谈文字版）
01.谈谈《史记》
主持人：俞老师好，您第一次读《史记》是什么时候？
俞敏洪：我记得中学课本中有一个节选《鸿门宴》，还有《廉颇蔺相如列传》，但第一次读《史记》是大学的时候了，也没有全部读完，主要都在读本记、列传等，比如《项羽本记》、《刘邦本记》。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把《史记》从头到尾全部读完，我的古文水平没那么高，有一些段落、句子不一定能读懂，但《史记》是一本故事书，而且司马迁的文笔极其的到位，段落架构也非常灵活，所以读起来不会太累。
在类似的书籍里面，《史记》肯定是我最喜欢读的，现在还有白话文版本，有些翻译得还不错。我曾经下过决心要背诵10到20篇《史记》中最好的篇章，但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达成。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我是认真读过的，而且是我读的最认真的古文之一。
主持人：《史记》中，您记忆最深刻的人物是谁？
俞敏洪：项羽。整个《史记》中，项羽的个性是最突出的，故事性太丰富了。
主持人：为什么喜欢项羽？
俞敏洪：他的个性特征比较明显，力能扛鼎、衣锦还乡等等，明显体现了项羽作为枭雄力拔山兮气盖世一面，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一面。
但这其实跟年龄有关系，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年轻时，不太会喜欢刘邦这种老谋深算的人，更容易喜欢那种热血沸腾的人。项羽去世的时候30多岁，比刘邦年轻多了，那时候的刘邦50多岁，给人一种老谋深算油腻中年的感觉。很明显这两个人的个性是有鲜明区别的。所以，读项羽特别合年轻人的口味。
但我现在再回去读，估计刘邦给我的印象会更加深刻，原因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觉得有时候想把一件大事做成，那种隐忍、谋略、人才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光靠一时之勇或者血气方刚是不一定能做成的。比如现在年轻人就会比较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这就是项羽身上典型的问题。后来刘邦总结了：项羽有范曾他还不能用，我有张良、韩信、箫何，天下英才我都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他就是一个比较老谋深算的人。
主持人：你年轻的时候跟项羽有相似之处吗？
俞敏洪：没有，我是一个特别懦弱的人。到今天为止，我的特性之一就是懦弱或者逆来顺受。小时候我母亲比较强势，不管有没有道理，我都逆来顺受，后来养成了一个容忍的性格。这对我后来做新东方有好处，新东方任何人对我凶，或者犯了错误，我都能容忍，但坏处就是纠正错误的速度比较慢，或者说在新东方杀伐决断的能力不够，最后导致新东方发展中各种各样的磕磕绊绊。
一个人的个性有好的一面也一定有坏的一面。有人会像我这样比较懦弱，也有人会比较刚强、坚定，但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自己的个性，因为一个人改变自己个性非常难，我们没法把刘邦改变成项羽，也没法把项羽改变成刘邦，但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个性适合用来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会更容易成功，从而规避掉我们个性中不太好的那一面。也可以尝试去学习自己性格反面的东西，综合一下。就像，如果项羽能适当学习刘邦的隐忍和包容，或许就不会那么快就失败，说不定还能和刘邦一起平分天下。
主持人：这种自我反思的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俞敏洪：我其实没有自我反思。在北大前三年，我都一直是比较自卑的，感觉自己什么都不如我的同学，学习不如、家庭背景不如、才华不如、对女同学的吸引力也不如。
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会比较敏感。敏感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自己的行为敏感，做事儿不管对了错了都会反复计较，一个自信或者自负的人从来不会在意这个问题——老子做得都对！但一个自卑的人就总会觉得自己做的都是错的。我不是百分之百自卑，而是在一个中间状态。此外，敏感的人容易对别人的行为产生解读，有的时候甚至是过分解读。比如马加爵，他把同学对他一些并不太恶意的讽刺或者嘲笑解读成特别恶意，就容易产生过激行为。
主持人：假如项羽穿越到年，您认为他适合做什么职业？
俞敏洪：项羽挺适合创业。首先，个人能力和个人气场是创业的主导条件，他相对比较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创业场上需要这种人。其次，按照现代的说法，项羽是一个技术人才，他力能扛鼎，一百个人跟他打都打不过，而现在这些企业家，不论是比尔盖茨还是马化腾，他们都是技术人才，所以在这个时代，他挺适合创业。他唯一的问题是在创业成功后如何保持持续稳定发展。他在打下了整个国家，封王、封地盘之后，却开始变得小气。有一个故事是说，项羽要封一个王，他把章放在手里看来看去，角都被磨掉了，也不愿意把章交给被封王的人，所以他在利益分配上比较小气。但这种情况下，项羽可能会创业成功，但是创业的可持续性就存疑了。
但刘邦就很适合到大型企业当老总，因为他比较会用人才，也比较老谋深算，别看他表面看是一个挺仁慈、宽容度挺高的长辈，但他杀伐决断能力非常强，在汉帝国创业成功后，为了帝国稳定，他把一堆功臣都给干掉了。
（刘邦图片来源于网络）
主持人：《史记》是名著，但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阅读的门槛还是挺高的，那您为什么推荐大家读《史记》？
俞敏洪：原则上读《史记》应该读原文，因为《史记》是中国文字表达的最高境界之一。像《古文观止》是一篇一篇散落的文稿，但《史记》是一个体系。
除了文本上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是对历史故事的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古文水平不高可以读《史记》的白话文版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多年有文字记录，这段历史值得大家去穿透，而汉朝以前的历史，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史记》。
《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讲起，也穿透了历史，但它有一个问题，《史记》写作的时候，只是客观地把历史记录下来，但司马光他们写《资治通鉴》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部分屏蔽了本应该被记录的历史史实，也屏蔽了一些历史中特别有个性的故事，甚至有时候还会扭曲历史的观点。所以，虽然《资治通鉴》文笔也相当不错，毕竟司马光也是人文大家，但我觉得其立意上不如司马迁的《史记》。
02.什么是“有意义的工作”？
主持人：今天的话题是“有意义的工作”，您怎么看？
俞敏洪：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人一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原则上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让你谋生。这不一定是指能让你发财，但起码你做的这件事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第二，这件事本身确实能让你觉得生命是充实的，有成就感的，并且对个人和社会有一定意义。比如有人喜欢打游戏，首先，除非你是游戏研究专家，否则不太容易带来经济收入；其次打游戏这件事所具备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都不充分。尽管打游戏多巴胺爆棚，打的时候会特别开心，也可能会有成就感，但这是一种虚幻的成就感，等放下游戏去睡觉的时候，内心其实会有点空虚。
人总是衣食足而知荣辱，首先我们做事，原则上是为了衣食足，但如果我们这辈子做的事情都是自己不喜欢的，只是单纯能带来一点收入，我们的人生或者精神就被肢解掉了，人就进入两极分立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工作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附一个单位或是公司，而是要去 当然，如果你有一份能够谋生且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工作，即使你不是很喜欢，你也能有更多业余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在公司当普通职员，他用更多的业余时间练习书法，经过了几十年最终成为了一方书法名家，而现在，他就不用再工作了，因为他的一幅字能值好几万块，他就真正又回归到了自己所热爱但又能带来经济收入和成就感的事业上。
主持人：什么是“对社会有意义”？
俞敏洪：最底线的标准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没危害别人、没有危害社会，不会给别人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此处需要特别说明下，有的事情表面上看是有意义的，但背后实际是危害社会的，这样的事情也不行。比如有人开了造纸厂，表面上造出了纸，为传播文化起到贡献，但如若在背后把废水排到江河中，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就抵消了，这样的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剩下的意义可大可小，因为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贡献度也不一样。比如直播卖货，每天卖点书、卖点产品，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繁荣，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方便，所以不需要把“对社会有意义”想象成雷锋、焦裕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抱着一种普通、开心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且不危害别人，就是好事。
主持人：有人喜欢写书法，有人喜欢打游戏，他们都想通过这个变现，您觉得他们在社会意义上有高下之分吗？
俞敏洪：只能说社会意义有所不同。写书法这件事情自然能增加人类文明的厚度、丰富度，比如苏东坡写书法的时候，也没想到一千多年后我们还在读他的书法、拍卖他的书法。在当时，这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行为，但它最后变成了文化遗产，对人类社会保留了很好的价值。此外，写书法本身能够锻炼人的静气，让人可以安静下来，不再那么急躁，这也是一件好事。
而对于游戏，我们现在之所以反感它，是因为很多青少年缺乏自律能力和自控能力从而栽进了游戏之中。此外，还有一些人在游戏上花很多钱，甚至有些能花到倾家荡产的程度。像我玩游戏就会很自律，玩一个小时我就不玩了，有时候跟朋友打牌，我都会控制得比较好，但是像我这样的自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不能因此我们就说研究游戏没有社会意义，不要忘了游戏的存在慰藉了无数人孤独的心灵，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的乐趣。我当年在北大，还是坦克大战的顶级玩家呢。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游戏本身也有正面的作用，但要去思考，游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通过怎样的设计和设置去规避掉。比如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能否通过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身份证扫描等等这样的系统控制，去规范游戏相关的界限，比如多大年龄的孩子能玩什么游戏等，这样就能把游戏好的东西留下来，把坏的东西屏蔽掉。
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如何发扬它好的一面，如何屏蔽它坏的一面。比如核能，用来发电，就对人类社会做出了无限贡献，但如果用来打核战争，就把人类社会毁灭掉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面对任何东西，我们怎么去做或者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在今天，很多青年人都很焦虑，感觉自己做好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就已经很困难了，对于这样的情况，“对社会产生价值”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吗？
俞敏洪：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实就是在对社会创造价值。你和同事都做好了本职工作才能推动一个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的正常运营会有商业逻辑，有收入、有支出，就会产生经济流通、创造社会价值，甚至贡献税收，这其中可能就会有一部分转移到贫困地区、农村山区，社会意义就很丰富了。所以我们没必要给自己强加一个直接的社会意义，做了这个事情马上就能看到社会价值，这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有一点要弄清楚，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在坑蒙拐骗。比如我们明知道这家公司在诈骗，但还为了自己的收入参与这个工作，这就很不地道。谋生是要有底线的。如果这家公司做的是正向的事情，是放到社会上能产生正向评价的事情，那你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就已经在那了。每个人把自己做成正常的普通人，就能为这个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石。
03.我对躺平的看法
主持人：您怎么看现在很多年轻人想躺平这件事？
俞敏洪：首先，肯定不能一辈子躺平，否则就可能变成寄生虫，甚至带来精神问题。人在没有意义无所事事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精神问题。
但如果是暂时的躺平，把自己的心态放轻松，思考人生，那无可厚非。作为一个年轻人，最怕的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或者只知道勤奋和努力但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以及无法清醒地认知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到底能不能有效果，否则就是白努力。有些人在错误的路上狂奔太久，休息一下是为了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人在正确的道路上狂奔，往往不会觉得累。为什么登山队员能攀登那么高的高峰？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毅力？就是因为目标在他们心中，所以在过程中吃苦受累他都觉得是应该的。人对吃苦受累的忍耐度和我们对那个目标的信心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在公司工作，没有人生目标只是行尸走肉，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特别容易累，但他一旦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和目标，怎么他都不嫌累。
年轻人稍微犯点错误或者在错误的路上奔一段是情有可原的，但孔子说过三十而立。三十岁之前你的人生迷茫、错误、背道而驰都可以原谅，但如果过了三十岁，甚至到了四十岁还是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一路狂奔，基本就没救了。一个人到了三十岁原则上就应该要想清楚自己这辈子干什么，以及这件事情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并且要坚忍不拔地在这件事情上继续做下去。
主持人：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大环境的不确定性，让大家觉得躺平是一种被动。
俞敏洪：对，所以我不反对躺平。但每个人都在面临大环境和不确定性，所以不建议长久的躺平。
04.谈谈我的工作与生活
主持人：回到您现在的工作，您现在享受工作吗？
俞敏洪：我还算比较享受，尽管比较累。首先，我在北大当老师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当老师。后来做了新东方，我也一直没有离开老师的岗位，包括现在做直播等，部分意义上也在完善我自己。
此外，做新东方这么多年，我锻炼了自己很多能力，也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让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看得更加清楚，同时或多或少为中国的繁荣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第三，做新东方使我不断进步，管理上不断进步，学习上不断进步。因为毕竟身处教育领域，就得不断 同时，在新东方3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结识了一批真正的战友。所谓的战友都在新东方工作过，跟我关系非常好，不仅仅是工作关系或是利益关系，而是能谈人生、谈思想、谈未来的朋友。
另外，做新东方会时不时遇到挑战。我的个性不太喜欢挑战，我在北大的时候天天躺在床上读书，当年在北大当了六年老师，基本每天有四五个小时躺在床上读书，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到餐厅打个饭，晚上没事到未名湖边走一圈，这就是我在北大的“懒人”状态。但做了新东方就没有办法了，纵身一跃以后就没有退路。我性格中应对挑战、困难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因为新东方的存在，我跟国际、世界连接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比如参加很多大型国际会议，也很有意思。
人生需要两点，一是完整性，二是丰富性。完整性就是我们最好能活得长一点，从头到尾都能比较一致，或者做事情不至于半途而废。丰富性则包括我们做的事情的大小，有没有意义，自己内心是不是喜欢等，这样当我们回忆的时候，会觉得这辈子还挺值得。从这两点来看，到今天为止，我还是比较正向的。
我今年刚好60岁，本命年，面对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人生的意义呢？其实真的不一定非要通过做新东方，可以跟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开开玩笑，也有可能行走大地、游山玩水，读读书，写点记录。我现在会把我每一周的行程、思考都记录下来，一年形成52篇周记，我也会发表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对别人不一定有价值，但是对于我自己重新回顾这一年，它的价值意义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您今年正好60岁，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么长的创业生涯中，有没有觉得价值感缺失或者意义感缺失的阶段？
俞敏洪：还真是没有，或者是非常少，但确实有怀疑的时候。
我第一份工作在北大当老师，那时候真的是与天下英才为伍，既包括自己的学生，也包括周围的同事。我作为一个年轻老师，学生跟我就差了五岁，有些学生的水平其实比我还要高，所以不得不用一种谦虚的姿态去教学，去和学生打交道，我当时教过的不少学生都是我现在的好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当时我周围的老师也都非常厉害，当时北大留下的一批外语系老师不少都毕业于西南联大，跟他们在一起就又能学到很多东西。
后来做了新东方，给当年的年轻人培训出了很多考试高分，帮他们到世界各地的名牌大学读书。当年那批90年代的学生现在都在中国很多重要岗位上，引领着中国很多重大的项目，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有时候会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说，“俞老师，当初如果不是你那种疯狂的、充满激情的让我们学英语，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力量能考那么高的分数”。所以，意义还是有的。
当然，有时候也会怀疑。当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开始学英语、学数学、学语文，当各类培训机构在中国遍地开花，弄得家长们为了上培训机构到处竞争，孩子们也特别累，就会觉得这事是不是不太对。所以，我在新东方有一个要求，招收的学生尽可能是那些在公立学校里跟不上、需要拉一把的学生，而不是推动家长的焦虑。
今年正好“双减”政策来了，国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再往后新东方要做的事情，比如学生的营地教育、研学教育，能够带学生去研究大自然，研究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教学生怎么样有专注力和抗打击能力，帮助他们培养积极乐观的个性等等。这样的话，如果孩子们未来能真正在学科竞争上有所放松（因为现在实际还没有放松，中国特有的教育体系下，孩子们仍然很紧张），然后走向大自然，走向世界，我觉得还是很美好的。
到了我这个年龄，会更愿意寻求做的事情是否能给自己的内心带来某种满足，这个满足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赢得什么荣誉，而是前面提到的，精神的丰富性或者是心灵的满足。
主持人：您现在会如何规划您的一天？
俞敏洪：比较简单。首先我的生活还是挺规律的，一般都是早上七点左右起来，晚上十二点睡觉。我也尽可能三餐相对规律，在新东方工作一般吃盒饭比较多。为了保证一定的运动量，我基本保证每天能行走步，即使是在办公室，我也会原地运动。
第二，尽可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新东方现在有很多事情我并不喜欢做。我不喜欢处理日常琐碎的管理，比如人事纷争等等，但我知道这是我的义务，所以我每天花6到7个小时在新东方的工作上，剩下的业余时间我更多是读书。我平均每个礼拜能读两到三本书，一年下来，加上翻阅的书，可以达到多本，如果完完整整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也能有本以上。这基本就是我的生活状态。
到了周末，如果没有事情会去爬爬山、逛逛公园，和大自然接触，和朋友们吃吃饭、聊聊天。我原本有一个计划，从60岁开始，每年走3到5个国家，每个国家花半个月到一个月，在中国每年走2到3个省份，每个省份走上半个月，同时每年在行走的过程中，写一两本游记，但现在疫情期间也不能全世界跑，甚至全中国都不可能，所以这个时间要推迟了。
主持人：现在每周更新“老俞闲话” 俞敏洪：基本上写周记，两个小时就能写字左右，这也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就是把这一周遇到的能记下来的事情记下来即可。不少朋友挺喜欢读我的周记，觉得文笔挺轻松、活泼，但对于我来说，我不会故意去写，不会咬文嚼字，而是想到哪句话就写哪句话。
主持人：您对您的时间规划是什么？
俞敏洪：我对时间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人一生中有几个东西不能随便浪费，第一就是时间，时间浪费了是回不来的。钱浪费了，后面可以慢慢赚回来，但时间不行，时间过去就过去了，我60岁不可能回到20岁。
第二是精力。一个人一天的精力是有总量的，有的人精力好一点，有的人差一点，你把精力用到这，就再没有能量用到别处了，所以你的精力也要用在自己想用的地方。
第三就是金钱。同样的一分钱，不同的用法带来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我常常举例，如果有一百块钱，喜欢吃饭的人就花一百块钱买两个菜吃掉了，但是也许有人花二十块钱吃顿饭，剩下的四十块钱买本书，四十块钱再看场电影，丰富性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同样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用在不同的事情上，带来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从来不去打高尔夫球，或者跟朋友去唱歌、打扑克，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三四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但它的浓度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如果我用这四五个小时读一本书，收获就会很大，或者用这四五个小时跟孩子在一起，建立浓厚的关系，再或者跟朋友一起沟通对于各种事情的看法，收获也是很大的。所以我愿意把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我愿意花且花完不后悔的地方，绝对要花在刀口上。
当然，对于“刀口”的判断，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年轻人稍微浪费一点时间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在北大的时候也做过很疯狂的事，半夜从北大图书馆出来，扛着几个棉被到圆明园去。那时候的圆明园一片荒野，我们就在那里的残碑断垣下聊天，现在这些事情成为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但这是年轻时候的事。当然我现在还可以这样做，比如在草原上骑一天马或者去滑一天雪，那不叫浪费时间，而是生命体验。浪费时间是指你做了那个事情之后反倒还觉得很空虚，这就没有意思了。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社交？
俞敏洪：社交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我反对滥交型社交或者酒肉型社交。滥交型社交就是什么人都去认识，不分辨这个人好坏高低，去参与的事情也不分辨是滥事还是有意义的事，这是个人判断力的问题。而酒肉朋友，因为口食之欲，听到哪儿有饭吃就跑过去了，把自己的时间消磨在一个个饭局中就很没有必要。我觉得除了普通的社交关系外，一定要有高质量社交，可以交流思想的，交流感情的，或者能建立起真挚友谊的。
我的社交还分为自愿社交和被动社交。到了我这个状态一定有不少被动社交，这肯定要去参加，只不过得尽可能少地投入精力和时间进去。比如有些我觉得没太多意义的被动社交，但又不得不去，我就会缩短时间，我会说“对不起，我后面还有一场，先走一下”，大家也不会太怪你。主动社交就是比较高质量的社交，有时候是自己召集的，召集的原因一定是因为特别能和这些人聊到一起去，甚至能从他们聊天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主持人：假设现在您被告知您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五年时光了，您会选择辞职吗？为什么？
俞敏洪：如果真的剩下五年时光，我还是会选择辞职。新东方现在作为我的责任义务，每天不得不消耗六七个小时在上面。如果真的五年以后我要跟这个世界告别，我更希望把这六七个小时耗在更加完善自己人生的事情上。阅读、旅行、悠闲地行走在世界上，当然我依然会记录。
会有人说，就剩五年，你还读什么书？不如赶快吃、赶快玩、赶快喝。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读书是内心和心灵的自足，不读书的人体会不到读书带来的内心快乐，这其实超过了很多饮食之乐。孔子说过食色性也，吃饭和男女关系也很重要，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还是读书，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更重要。
主持人：您会不会对社交媒体刷到停不下来？
俞敏洪：我会刷，但我会有限制。比如刷抖音、快手、视频号，我会控制在20分钟以内。包括回复 主持人：这种很自律的生活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吗？
俞敏洪：没有，就是年纪大了对什么都没有激情了，比较容易控制自己。不过我年轻的时候自律能力也还可以，否则不可能用三年时间努力学习考上北大。
主持人：英文里有一个词叫GuiltyPleasure，就是有些事自己干了，明明知道有一点GuiltyPleasure，但是还是带来很大的快乐？
俞敏洪：肯定会有，就是没事偷着乐。如果一个人永远都在想“我干的事情需要得到外界所有人的正面评价”，这没必要。人永远是需要释放的，而这种释放是在大众面前、在社会关系中无法做到的。我觉得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对自己做的，且不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没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那就没有关系。比如一个人的时候大吃一顿，或者疯玩一两天，只要内心快乐就好。
主持人：如果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建议，您觉得未来五到十年有意义的工作大概是什么类型？怎么去寻找有意义的工作？
俞敏洪：不太好说，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自己喜欢。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里完成工作，一个人就是一个工作室、一个工作平台，个人联合起来形成一张工作网，产生的合作成果可能用在公司或者社会上。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工作者，这在未来是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向。现在大家寻找一个大公司、大平台，无非就是为了锻炼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不一定是我们未来终身的工作取向。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正好是4·23读书日，您作为资深阅读爱好者，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选书？
俞敏洪：第一，要从自己喜欢读的书入手。第二，读书要多样化。第三，要读能够改变自己思维模式，或是提高自己思维高度的书。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读一些，因为人是自己思维的奴隶，我们思维的提升就意味着做人的提升。如果天天读漫画、读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网络小说、不一定能提高你思维的维度，所以书不能喜欢读的就读，不喜欢读的就不读。
读书读到一定境界时，通常会有两个维度。第一，读了这本书，内心会感到自我满足。第二，读了这本书，确实让你在人生看法上或是对某件事情的观察上变得更加敏锐，或者高度更高。
主持人：尹烨老师读书会有一种速读方法，您呢？
俞敏洪：其实大量的书是适合速读的。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比如一下拿来十本书，可能只有一到两本书会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其他八本书一定是翻阅的。
我读书的习惯是先翻阅，发现这本书写得很好，就放在一边后续去一页一页地读，但如果这本书的观点也就那样，那差不多看一看翻一翻即可。
此外，书读多了之后，有些书的内容是重复的，那就可以直接跳过。比如历史故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那些，那就没必要读那么细，还有一些很烂的书，看第一页就够了。现在很多出版社会给我寄书，基本有1/3的书我翻一翻就放一边去了，因为实在不值得读。所以并不是来一本就读一本，否则几百年都读不完，我们哪有这样的生命长度呢？
主持人：多读书、读好书。谢谢俞老师陪我们一个小时。
俞敏洪：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