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黄西蒙
“兵仙”韩信名垂千古，他传奇人生的起点，同样充满戏剧性。不过，后世是如何知道韩信这些近乎“秘密”的早年经历的呢？这就跟司马迁《史记》密不可分了。
司马迁曾经到淮阴故地，采访考察过韩信的事迹，还亲自探访了韩信早年为母亲选择的墓地。正是这种亲至历史现场的“采风”，让司马迁得以探寻到韩信不为人知的早年经历，而《史记》中的“第一手”资料记载，也成为后人了解韩信的重要依据。
司马迁亲至淮阴“采风”
司马迁《史记》对于韩信的早年经历，主要记载了三件事：昌亭旅食、漂母之恩和胯下之辱。韩信在《史记》中登场时的形象并不光彩。
韩信出身布衣，家境贫寒，而且人们认为他品行不好，无人推荐他，连个小吏都当不上。韩信的起点，连刘邦都不如，可见其出身之地，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似乎身边人并不喜欢他。结合韩信后来的经历来看，大概与他内心的孤傲有关。
司马迁明确说明：“吾入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司马迁曾经到淮阴故地考察过韩信的事迹，并听说韩信还是不知名的小角色时，就有非凡志向，很多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尤其是司马迁还发掘到一条很重要的史料：韩信母亲去世后，因为贫苦而无法下葬，但韩信却找到了又高又宽敞的风水宝地，要让坟地将来周围能安置上万个人家。司马迁亲自找到了这个地方，果然，这是一处又高又宽敞的风水宝地，而且正如韩信所预料的那样，当地真的安置了上万个人家。
这一细节说明两个重要信息：韩信虽然贫苦，但很有志向，似乎他知道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并未因为一时贫穷而失去雄图大志。而且，韩信颇有头脑，要不然也不会在没钱的情况下，还能找到一块不错的坟地。不过，韩信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书上并无记载，但结合韩信能在南昌亭长家里蹭饭吃的经历来看，他应当是比较善于“借力”的，或许有人暗中相助，或许是厚着脸皮求人。但不管怎样，韩信展现出与其他贫苦出身者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似乎他只是个一时陷入困顿的落魄王孙。
有关韩信出身的谜团，后世存在诸多争议，结合一些细节来看，韩信恐怕并非是真的平民出身，更像是落魄的贵族后代。比较经典的说法，是认为韩信经常带着一把剑，《史记》中说他“好带刀剑”，而普通人恐怕不会有这样的“特权”。或许韩信是韩国贵族后代，六国灭亡后，韩信也被迫流落民间，但他可能有较好的早年教育，从自我认知上看，也属于高自尊人格。
但是，韩信周围的人并不看好他，当时没人能看出他有什么前途。这段时期的韩信，形象颇为消沉，像是个自暴自弃的人。他没法当官，又不做生意，没有生活来源，竟然做了“寄生虫”，寄居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尤其是在南昌亭长家里，韩信一连住了几个月，连亭长的妻子都厌恶他，到了后来，干脆不让他吃饭了。韩信受不了羞辱，就离开了。对于这段历史，唐朝诗人王勃感慨道：“下驿穷交日，昌亭旅食年”，这也是成语“昌亭旅食”的由来，韩信当时的困窘状态，由此也可见一斑。
此后，韩信四处漂泊，无可依靠，以至于连饭都吃不上了。幸好在他垂钓的时候，遇见了恩人漂母，便有了一饭千金的故事：“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漂母没有留下名字，应当只是个在水边洗衣服的大娘。这个故事虽然经典，却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首先，韩信当时只是在水边垂钓，与漂母素昧平生，漂母在不了解他的身份和经历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续几十天给他饭吃？韩信之前在南昌亭长家里吃白食，已经很不光彩，如今要继续蹭饭吃，这似乎与他高自尊的人格不相符。而且漂母比起南昌亭长，地位还要差一些，经济状况未必很好，她却对韩信格外好，史书又不给出理由，这确实令人费解。
再者，漂母称韩信为王孙，而不是其他什么称呼，这或许说明，漂母知道韩信原本出身不凡，只是现在落魄，便心生怜悯。如果仅仅是个没出息的、又爱吃白食，还游手好闲的家伙，会引起漂母的同情心吗？虽然司马迁没有明确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结合韩信后来的经历，或许能读出更多隐藏的信息。
经过漂母的帮助，虽然韩信勉强能有饭吃，但他还是活得没有尊严，甚至还遭受了胯下之辱。面对屠夫的挑衅和嘲讽，韩信忍辱负重，这说明韩信不是因为一时冲动就会耽误前程的人。如果当街杀人，韩信必被法办。韩信并非胆怯惜命之人，而是心存大志，不愿意草草了却一生。另外，对于上述历史，后世史书记载大体一致。比如《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与《史记》差不多，只是表达更加简洁，应是参考《史记》内容而写就。
如今我们对韩信早年经历的了解，基本都来自《史记·淮阴侯列传》。这是后世研究韩信的最基础的史料，司马迁能记下这些故事，实属不易。此类早年经历，若当事人不愿意讲，旁人便不可知，后世更不可知。司马迁之所以知道韩信早年的情况，显然离不开他实地考察、走访乡里的工作。虽然当时还没有“田野考察”这样的概念，但司马迁已经萌生了类似的史学理念，这其实也是一种“采风”，是一种对历史的严肃和谨慎态度。
司马迁在年轻时曾在全国游历，探访历史遗迹，搜寻民间故事，《史记》中细节十分生动、人物形象格外饱满的地方，有不少都来自司马迁的实地考察经验。虽然这其中难免有文学性的描述，但太史公这一严谨态度保证了史实的可靠性。司马迁的“非虚构写作”方法，颇可为今人写作之借鉴。
比如，韩信面对漂母时说的话，是否真的是“吾必有以重报母”，谁也不能确知。别说后世的史学家，就是韩信本人，在回忆起多年前的这一场景时，也未必能还原一模一样的话。但是，大致的意思应当是明确的，即便在口耳相传中会出现信息的增删，但韩信渴望报答漂母的意思，应当是无误的。因此，司马迁的“创造”便可以成立。事实上，当韩信功成名就后，就赏赐漂母千金，成就一番知恩图报的佳话（“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司马迁慨叹，韩信在年轻时就很有志向，是真正的雄才大略之人，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束缚，他为韩信的志向高远、终成伟业而赞叹，却想到韩信最终被诛杀的不幸结局，又不禁深感遗憾。
萧何并非韩信最早的“贵人”
英雄胸怀大志，却也需要抓住时机，主动出击。面对纷乱的局势，韩信作出的选择是投靠项梁。当时，项梁正在率领抗秦的军队渡过淮河，向西进军，韩信便加入了项梁的队伍。司马迁说他是“仗剑从之”，此时此刻的韩信，还在随身佩带宝剑，似乎这是他身份和尊严的象征。不过，韩信的运气不太好，在项梁的队伍里是个无名小卒，后来项梁败亡，就跟了项羽，但还是不被重用。韩信给项羽出了好几个计谋，但都不被采纳。
韩信素有大志，当然受不了在项羽帐下受冷落的日子，便趁着刘邦进入川蜀的时候，脱离项羽而投靠刘邦，在刘邦帐下做了一名小官，职位是“连敖”。南朝宋时期的史学家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解释，“连敖”是“典客”的意思，就是负责招待宾客。显然，此时刘邦也根本看不上韩信，更意识不到他的军事才能，只是随便给他一个位置，恐怕比在项羽帐下的待遇好不了多少。
韩信接下来的命运，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因为触犯军法，他和另外十三个人要被斩首。看着其他人都已人头落地，韩信若再无特别的举动，必定命丧黄泉。他看到夏侯婴正好走来，便灵机一动，大喊“汉王不打算得天下吗？为什么要杀害壮士？”夏侯婴见韩信言谈不凡，又相貌奇特，便释放了他。
韩信死里逃生之后，虽然得到了夏侯婴的赏识，却依然不被刘邦器重，只是让他管理粮食。但是，韩信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发生变化，他最幸运的地方，就是认识了夏侯婴，而且得到其欣赏和信任。此后，才有了他与萧何交流的机会，并逐步得到刘邦的认可，更产生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经典故事。世人皆知萧何为伯乐，却少有人知道，韩信早年还有一位贵人夏侯婴。
夏侯婴是何许人也？他在史书上被称为滕公，是刘邦最亲近的人之一。夏侯婴能力不算特别强，却属于掌权者的“近臣”，他在刘邦发迹之前，就与之相熟，后来当了刘邦的车夫，多次在危急关头救过刘邦。能得到刘邦亲信的欣赏，这是韩信能跻身汉军权力核心地带的关键。当然，萧何对韩信的赏识，并向刘邦大力推荐韩信，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刘邦在川蜀之时，境况并不好，正缺乏一位战略和战术能力都一流的将领，而韩信的出现，扭转了局势，最终帮助刘邦战胜项羽。
若没有夏侯婴和萧何的推荐，或许韩信的才能永远不会被发现，就像历史和现实中无数被埋没的人才一样，并无机会登上时代舞台一展才华。从这一点来说，韩信虽然经历诸多磨难，但终究还是幸运的。此后的历史为人熟知，韩信为刘邦的帝业立下汗马功劳，辅佐刘邦一统天下，还“创造”了背水一战、多多益善、独当一面、拔旗易帜、功高盖主等成语和典故。
司马迁认为，如果韩信能谦恭和低调一些，不要居功自傲，在天下太平之时，就能像周公等人一样，自己和后世子孙都享受优厚待遇，但韩信叛乱，最终被杀，这也合乎情理。司马迁感慨韩信的命运没有错，但他对政治的残酷和复杂，似乎还是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韩信被杀的原因，想得比较简单。除非韩信主动解甲归田，退隐山林，否则韩信的死几乎是必然的，鸟尽弓藏的故事在历史长河里上演了无数次，韩信实在太年轻，功劳又大，不可能不受到君主的忌惮。
好在，司马迁距离韩信生活的时代不算远，韩信留下的诸多故事和事迹，在当时还有据可考。相比司马迁对于韩信命运的感慨，他留下的史料更加珍贵。司马迁尽力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韩信形象，而后世通过细细品读《史记》的诸多细节，便能了解在楚汉之争大背景下，即便是韩信这样的军事天才，也会受到命运的锤击，并在巨大的时代不确定性中，像流星一样飞速划过，又在世人的惊愕中匆匆逝去。（作者：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