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年)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朝见。汉武帝提了一些问题，刘德都依据儒家的思想，对答如流。汉武帝嘿然冷笑，对刘德说了这么一句：“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台词，翻译过来就是说：商汤王当年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当初只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经常用这句台词来告诫君主们多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只要你实行仁政就会天下归心，实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河间王刘德像但这句话从汉武帝嘴中说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说河间王您老兄和商汤周文差不多，好好干，最后天下都是你的。
汉武帝说了这句话后，河间王啥反应呢？史书没有记录刘德当场的反应，我猜不外乎是“脸色苍白，双股战栗，一身冷汗，差点尿了裤子”之类，但史书记载了刘德后来的反应，“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翻译过来就是说，刘德回到封地后，整天喝酒听歌，搞各种娱乐活动，最后忧愤而死。
（题外：“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用来告诫君主施行仁政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这句话用来干坏事，效果特别好。据说，当年荀子投奔春申君，有人就用“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来警告春申君要提防荀子，结果春申君就把荀子给赶走了。）
那河间王刘德到底是何许人也？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来挤兑他呢？
河间王刘德，汉武帝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刘德的出生年份已经难以考订，有学者通过各种资料推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为栗姬所生，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前年-前年。所以，刘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
史籍记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年），立刘德为河间王。刘德这个人，喜好儒学，为人处世颇有仁者之风。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引用过刘德的话。刘德说自己信奉“尧道”，“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河间王刘德塑像从这句话来看，刘德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主张仁义治国的诸侯王。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与当时列国诸侯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刘德统治时期，河间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全盛时期。不过，刘德在历史上最出名的，还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河间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承上启下的贡献
刘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贡献，复兴儒家，形成了河间儒家学术中心。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刘德热爱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山东一带的儒生们都聚集到他这儿了。
实际上，当时能形成河间儒家学术中心，先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机遇。汉惠帝四年(公元前年)，政府明令废除了秦朝流传下来的“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议书的法令）,学术自由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有几个诸侯王，重拾先秦时期的养士遗风，比如淮南王刘安，就养了很多道家的学者，并写出了《淮南子》一书。
其次是河间国接近儒学的中心。河间国所处的位置，是齐鲁燕赵交汇之地，是战国时儒学繁盛之地。而且，这个位置在秦汉战争时远离主战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
最后，是儒家学者长期被压制，渴望出世。西汉前期，尤其是景帝时，政府主要好黄老之术，政府官员大多修习黄老之学，儒家学者抱着出世之心，却没有出头之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河间王刘德高举振兴儒学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应者云集了。
而且，刘德对这些儒家学者，接待得还特别到位。他不但修了一个叫“日华宫”的宾馆，给这些学者白吃白住，还开放了自己的藏书，给这些学者们研究（这个我们下文还会详细说明）。白吃白喝白看书，还特别受尊重，你说这些学者能不来么？所以才会有上文提到的“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第二个贡献，搜集失散的古籍善本，编纂整理，保留了文化传承的火种。
秦汉之际，儒家的典籍连遭厄运，先是秦朝的“焚书”,把民间的儒家典籍烧得差不多了，后是项羽入咸阳火烧阿房宫，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烧得差不多了。这两把“火”让当时很多古籍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散落于民间。
刘德当了河间王后，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儒家典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书局，专门整理古籍善本）。据说，他不畏劳苦，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只要一听说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跑去重金购买，而且，买卖做得还特别公平，总是命手下人重抄一份留与卖书者。对于那些不愿意卖的，刘德也不硬抢，而是好言求之，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挺难做到的。
史籍记载，很多人听到了刘德的贤名后，都不远千里，带着先祖的旧书来投奔刘德（嗯，当然也有人可能纯粹为了卖书卖个好价钱）。史籍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河间“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一个河间王的书，和朝廷里藏书一样多了。
河间王得到这些典籍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藏起来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对所得之书进行整理研究，将其“聚残补缺，较实取正”，便于图书的传播发展。有史料证明，现在所称的《周礼》，当时叫《周官》，就由河间王带人补充过。
其次，坚持流通开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书大多以藏为主，不对外开放。而刘德不同，他敞开门户，和手下的学者们一起研究，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第三个贡献，承上启下，极大促进了《诗经》和《左传》的传播。
刘德除了礼遇儒生、搜集古籍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诗》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诗经》，大家就都知道了。两汉时期，《诗经》学比较繁盛，一共有鲁、齐、韩三家官立诗学。后来，刘德立善于说《诗》的毛公为博士，形成了《毛诗》一系。当时，鲁、齐、韩三家似乎更受青睐，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家诗学渐渐式微，而《毛氏诗》却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了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德是独具慧眼的。
《左传》在汉代称《左氏春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这部经典以王国官学的地位得以继续传授，并流传后世，现在《左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献典籍。
所以，在《诗经》和《左传》的传播上，刘德承前启后的功劳不可磨灭。清朝学者戴震对此大加赞赏，说刘德目光远大，很有见地，“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
汉武帝为何逼死刘德？政治斗争的需要
上面我们说了，河间王刘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样一个人，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挤兑他，最终让他忧愤而死呢？
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第一点，学术之争，思想文化的大一统的需要。
河间王崇尚儒学，汉武帝也崇尚儒学，但两人崇尚的儒学，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汉武帝崇尚的儒学，已经被后人奉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过，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别。董仲舒一系的儒学，学术特点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是一种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等多学派思想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外儒内法”。这种儒学体系，是专为汉武帝想要的专制制度背书的，所以张汤，赵禹等以文饰法者，才能在政府中身居要职。
而刘德的儒学，是围绕着周礼而建构的，以传统的儒家仁义为核心，其思想内核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统，不允许有两个学术中心，所以河间儒学必然会遭到打击。具体打击手法上，汉武帝选择了“擒贼先擒王”。这一手极为有效，刘德死后，河间儒家学术集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点，刘德声望较高，遭到了汉武帝的忌恨。
上面我们说过，刘德喜好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归附于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声望。虽然他本人并无与中央对抗的野心（七国之乱时，河间王坚定地战在了中央政府一边），他的举动也完全源自于对学术的爱好，但聚他身边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喜欢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相反，越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越是不得民心，皇帝对你才会越放心。这也是专制体制的一大特色。所以，汉武帝对刘德声望日高的事实，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刘德死了，但后人对他的敬仰却不绝于史籍。比如司马光就对刘德推崇备至，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河间献王赞》中，司马光认为刘德没当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赏刘德，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假如河间王当了皇帝，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丞相，那么汉朝的礼乐一定会兴盛起来（朱熹可能没注意到河间王刘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赞美或许有夸张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刘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刘德死后，谥号“献王”，“聪明睿知曰献”，据说，现在河北献县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刘德。
参考资料：《史记集解》《春秋大义》《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景十三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