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司马迁对“今上”汉武帝并不是一味揭露讽刺，对汉武帝雄才大略，多所设施，他是予以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刘邦的政治对手项羽归于“本纪”——古代最高统治者才能拥有的待遇，并成功把项羽刻画成一个失败的悲情英雄，栩栩如生，流传千古。
彭城之战，项羽骑兵对刘邦步兵一边倒地屠杀
相反，在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很多时候显得卑鄙龌龊，如借范增之口揭人之短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彭城大败之后刘邦为了逃命多次把自己一对子女从马车上踹下来；楚汉成皋相持不下时，项羽威胁要杀掉被他俘虏的刘太公（刘邦父亲），没想到刘邦毫无顾忌对项羽说，你我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等等，十分令人不齿。
类似地，司马迁对于武帝政治的阴暗面，如连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惫，财政空虚，奢侈浪费，耽于迷信，“与民争利”等，都据事直书，予以批评。
关于汉武帝大肆出击匈奴这一国策，司马迁明知要触犯忌讳，却仍然敢于批评武帝政策失当，并且指出满朝文臣谄媚成性，一味附和武帝旨意，不顾敌我双方状况，置国家利益于度外，武将则滋生虚骄心，贪图多立战功，损失多少也不加顾惜。司马迁将他对这场费时几十载、动员人力物力无数的战争的总看法，铸成一句话：“建功不深。”
和亲场面
司马迁对刘邦和汉武帝揶揄嘲讽，看似贬汉，其实这更多地是他作为良史化身的自然反映。《汉书》作者班固表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史记》的评价很公允。
如果说“过秦”是对前代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那么“宣汉”是对当时社会进步的大力肯定。司马迁著史要宣扬汉代社会的进步，这在《史记》中是有明确的表述的。
首先，这是他所庄严继承的父亲的遗愿。司马谈临终拉着他的手哭泣着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郑重地接受父亲的嘱托，把宣扬汉代的功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汉高祖刘邦（前—前年），仅比秦始皇小三岁
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前—前年）统一全国，到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登上帝位，中间只隔十九个年头，诚所谓漫长历史的一瞬，然而社会的变化却地覆天翻。司马迁对其中八年（从陈涉起义到高祖称帝）作了这样的概括：“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
司马迁的“宣汉”，不是出于宣扬“皇权神授”，争什么“正统”与“闰位”，而是有力地摆出汉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步的史实。
在政治上，司马迁歌颂汉代把人民从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获得民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他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指出汉代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了很高的评价。又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废除肉刑，拆毁关卡，天下安定，社会财富大大增加，都是就汉代政治给人民带来重大的好处而言。
在经济问题上，司马迁赞颂汉兴六七十年间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足景象，而且概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讴歌国家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在文化上，他谴责秦“焚《诗》《书》，坑术士”，赞扬“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而武帝兴儒学，“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书的功绩，本身更是汉代空前统一的产物。
再回到他对刘邦和汉武帝揶揄嘲讽的具体问题上来。在项羽、高祖两篇“本纪”中，他则用对比手法，揭示项羽失败在于一贯实行杀戮政策，刘邦成功在于一向争取民心。
阿房宫
刘、项先后入关中，刘邦约法三章，财物无所取，“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项羽却“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
司马迁尤其重视记载刘邦的约法三章如何得到关中民众的拥护：刘邦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宣布悉除去秦法，“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又使人遍告各郡县百姓，于是“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不必等到成皋对峙和垓下之战，而刘胜项败之结局已定。
司马迁以民心向背来解释国家的成败兴亡，这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卓识。当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风行一时、汉武帝拜神求仙执迷不悟的时代，司马迁却清醒地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这实际上即是对于“王权神授”“天意决定人事”的神学观点的正面否定。
汉武帝蓬莱求仙
作为一个思想深刻、见解敏锐的学者，司马迁对“今上”汉武帝并不是一味揭露讽刺，对汉武帝雄才大略，多所设施，他是予以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他这样称颂汉武帝的功业和隆盛局面，也是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上大夫壶遂询问《史记》“欲以何明”时，他诚恳地回答：“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汉武帝），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显然，作为一个忠实的史家，他把记述国家的统一兴旺、社会的进步、君臣建树的功业，视为不可推诿的责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那么对匈奴采取何种政策才比较得当呢？司马迁在《律书》中作了回答，他借称赞汉文帝执行先帝“劳民不可烦”的政策，对匈奴“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一面严守战备，一面结和往来，防其掠夺，又避免连年征伐之苦，由此造成文帝时期天下太平景象，“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讲出他不同于朝廷政策的独立看法。以此证明他主张“安民”，反对滥用民力，大事征伐。
揭露其阴暗面，歌颂其光明面，二者相反相成，充分证明这位伟大史家的严肃责任感和深刻洞察力。总之，司马迁对武帝时期这段当代历史，既有根据自己观察所作的深刻批评，又有对武帝功业的真心赞扬。这同他宣扬汉兴以来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态度是一致的。
司马迁生活在汉朝鼎盛、民族创造力蓬勃的时代，他决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专门讥贬之说纯属曲解。他是把真实记载这一伟大时代作为史家的应尽职责的。他揭露武帝政治的阴暗面，也是出于他同情人民的思想和秉笔直书的勇气，这并不能否定他全书“宣汉”的基本立场。
司马迁（前年~不可考）
在我国文化典籍宝库中，《史记》堪称是一部具有久远价值的不朽著作。封建时代不少进步学者把它视为著述的楷模；近代主张输入西方新学和倡导“史学革命”的梁启超称书中“常有国民思想”；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直至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仍然一再从其《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中总结司马迁主张发展商业、鼓励人们自由致富的思想，从中吸取营养。
作者陈其泰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目录
叙篇 文化视角·比较研究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比较
上篇 传统史学的确立与文化问题
孔子与中国史学传统
《左传》的史学成就和民本思想
“过秦”和“宣汉”：两汉时代精神之体现
司马迁和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联
《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下篇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与文化问题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全祖望对清代学术的贡献
王鸣盛史学：朴学家的理性探求
钱大昕治史的特色
《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
崔述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
龚自珍与传统文化的转折
近代史开端时期史坛的新风气
《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
黄遵宪与儒学
进化论传播与近代史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