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摩罗
著史并非堆砌古事，而是在特定历史观指导下，对先民古事进行甄别、择取、剪裁、建构的复杂文化行为。特定历史观背后必有特定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文观、政治观、生命观、财富观作支持，否则，历史的建构无从着手，更不可能完成。著通史尤其如此。故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必定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必定是一种具备特定价值观的文化体系之承载者和阐释者。
司马迁作为一个文明大族第一部通史之著作者，既是华夏文化体系的描述者、阐释者，也是此一文化体系的总结者与建构者。自炎黄尧舜以来，华夏大族的千万种历史实践和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该如何甄别、择取、剪裁、建构？千万人著史，可以著出千万种面貌。《史记》面貌，与《国语》《战国策》等旧著大异其趣，成为横空出世、彪炳千秋之巨著，盖因其有大道存焉。
司马迁著《史记》，意在提炼先民大道，铸造华夏道统，建构民族认同，塑造民族性格，探索永葆民族正气、世道清明、社会繁荣之路。《史记》贯通着《春秋》道义，持守着《左传》立场，而且建构了远比以上二书完备的价值体系和史学体系。司马迁因此而成为炎黄迄汉初华夏文明成就的集大成者，堪称划时代的大思想家。
古人研究《史记》，正面强调其思想价值者不多，倒是每代都有人批评司马迁离经叛道，背离孔孟圣教。今人读《史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