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典籍更是汗牛充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万余种存世方志和公私收藏数以万计的家谱，是华夏民族国史、地方史和家史的历史记忆。但在这些典籍当中，有一部史书的地位极其特殊，那就是《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呢？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老到的政治经验，全面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这部书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它就是写给皇帝看的！
成书于北宋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教科书”。在南宋时就被皇室列为禁书，只有皇帝和太子能读，其他人胆敢偷看，就有谋反之嫌，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清朝的康熙、乾隆等帝王都曾阅读过《通鉴》，并有御批传世。毛泽东也把《资治通鉴》放在床头，反复研读了17遍之多。
为了写好这部“帝王书”，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凡是对君王治国理政没有助益的人和事，他一概不写。
另外，《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司马光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分析时，全都是站在政治权谋的角度。例如，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张良得知刘邦有废太子的打算，就把隐居在商山的四位隐士请下山，让他们辅佐太子，刘邦觉得太子的德行和威望比自己高，最终没有废掉太子。
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说：“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政治不是儿戏！废立太子是多么严重的政治斗争啊，岂是四个老头就能改变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记载了这件事：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在司马光看来，太子刘盈已经得到了整个朝野的支持，而吕后也在朝中掌握了很大的势力。如果刘邦一意孤行，一定要改立刘如意做太子，那等他死后，刘如意不仅坐不稳皇位，还会遭致杀身之祸——这才是刘邦不换太子的原因，他是想保住戚夫人和刘如意的命啊！
所以说，在《资治通鉴》这部书里，包含着极为深刻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我们的人生和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所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尽管《资治通鉴》的文笔生动，但全书篇幅过长，而且又采用了“编年并记”的体裁，所记诸事纷杂，让读者如堕云里雾里，对一件事的原委本末难以把握，因此较难读通。就连司马光自己也说过：“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
所以说，虽然《资治通鉴》是一部经典好书，但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就容易把一本好经给读歪了。
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传达的学术思想，后世学者或续或补，或改或注，或考或评，形成了“通鉴学”这一专门的学问，其研究方法包括续补、改作、注释、考辨、评论等五大类型。
南宋时期，通鉴学大盛，有袁枢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朱熹改编的《通鉴纲目》，以及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到了近现代，影响力最大的通鉴学著作，当属张煦侯所著的《通鉴学》一书。
张煦侯，名震南，祖籍桐城，后移居淮阴。张家乃书香门第，因此张煦侯自幼熟习四书五经，素有神童之誉。而这本《通鉴学》是张煦侯在抗战时期，退居草庐，历时六年著成。
全书从《编年史之回顾》起，及《通鉴编集始末》，转《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探《通鉴史学一斑》，理《通鉴之书法》，寻《通鉴之支属与后继》而终止于《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对《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分析，正如张煦侯本人所说：
“通鉴内容，除事出正史，别无他说，则迳予采录。倘众书皆有记载，内容不同，则加以考异。据通鉴考异，其鉴别史料之法有六：一为参取众书，而采其长处及可信者；二为两说并存者；三为两说并弃者；四为两疑而节取其要者；五为通鉴中添或字以存疑者；六为通鉴不取，添或字而存於考异者。考异虽近於考证，但目的在因众说之可疑，而务求其信者也。”
张煦侯博通文史，对《资治通鉴》有独特的观点和见解，这本《通鉴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例如，张煦侯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者，身份之表称，分者，欲望之限度。名分既坏，则纲维以决，政权崩溃。而《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命三晋为诸侯一事写起，就是为了向皇帝阐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的道理。·
再如，张煦侯认为，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遵循了以下四条原则：
一、凡一事而稍含政治作用，出以权奇之道，虽曾取济一时，皆认为不可为训。
二、凡君主虽甚贤明，苟有一事为善政所累，一行为祸乱之萌，必著其失而深责之。
三、凡其才虽堪可用，其行事虽足以匡时，但其人得罪名教，行止有亏，必所不与。
四、凡君相举措，有足以厚风俗、成教化者，必深嘉之；其坏礼制、背经术者，则深惜之。
正因如此，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尚君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奠定“通鉴学”的开辟著作，“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总而言之，读《资治通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和揣摩，每次阅读，都会咂摸出新的滋味、新的感悟，而这本《通鉴学》，就是我们研究《资治通鉴》的一根拐杖，有了它，我们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更快地把握《资治通鉴》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