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荒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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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陈胜字涉，阳城人。吴广字叔，阳夏人也。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然甚久，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胜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鹊之)！”——《汉书.陈胜项籍传第一》
秦之兵马俑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欲降之，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
第一段是秦二世与赵高谋语；第二段是陈胜少年时期语录；第三段是苏武被俘异国。这三段之间看似时间不同，出处史书也不同，彼此之间更无联系，但如果从现实角度去看的话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蹊跷点。那就是人物私密时或远在万里之处的话语和神态是如何被百年甚至千年后的史学家所掌握的？为何资料人物之间的对话和形态能够栩栩如生，仿佛史家就在身边随时记载一样？
汉之金缕玉衣这其实是很多读史之人都有过的疑问，莫不是代代史官口口相传？相隔千年，之间更迭数十代人，不管什么样的口口相传也变得大相径庭。那么史官到底是如何得知千百年前古人密谋之语以及私密时的神态呢？
史官润色编撰
凡是编修正史的主编之人必定是享誉当时的文学家，西汉之司马迁、东汉之班固、西晋之陈寿、南朝之沈约、明朝之宋濂、清朝之张廷玉等莫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隋之运河这些文学家在编纂史书的时候，不仅要贴近史实，格式正确，还要纪传对查不冲突，以及人物不死板，力求在史书中将已经定论之人的形态详细刻画出。因此，在一些人物的描写上，他们习惯性地采用了文学描述手法，对人物进行润色。在不影响整体史实的情况下，对人物的神态以及话语描写进行升华点缀。这样的好处就是增加通读量，不晦涩，受众变广，人皆不释手才能流传百世。
所以，很多史书上的人物未发迹之时，或者在独身私密之时的话语神态有相当一部分是史官为了加强人物观感而进行的文学润色。
唐之唐三彩借鉴其余史书
很多人都以为前朝的史书是由后朝修撰而成.这种认知说对也不全对，说错也不是错。前朝定论的史书的确是由后朝，即下一个继承朝代来修撰的，但是每个朝代在统治时期不仅要修前朝史，还要编纂自己的本朝史。因为本朝人编纂本朝史难免有些讳莫如深，带有主观偏向性，故后朝只将前朝编纂的《国史》当成主要参考资料，而不是照搬全抄。
同时在近古时期之前，当朝史书的编纂是由皇帝指定部门和或个人进行编纂，一般是本朝史官等相关职位，亦或者翰林院等（高中头甲的榜眼和探花，亦或者二甲头几名的进士一般是要被分配参与修史打下手的工作）。但还有些同时期的文人为了扬名立万也会进行私自编史，有些是贴近史实，和正史相呼应的，有些则是辛秘传说，或者抹黑人物等。除了正史之外，这些个人修的史书统称为野史稗书，这些野史稗书有时也是后朝史学家修撰前朝史书所用到的重要参考。
五代两宋之词然不管是前朝国史还是前朝文人自行编纂的野史稗书，相较而言都比后朝修撰要更接近事件发生时期。因此当事人的话语可以通过自述、转述、失败供认、书信文章等方式最早被当朝编史之人得知。
走访当事人的后人
不管是编纂医术，还是修撰史书，不可能单拿支笔坐在房间，足不出户就能完成。除了上面搜寻前朝史料外，很多史学家在对前朝相关人物进行描写时，大都会去当事人的后裔之处去走访记录。
鉴于我国富有特色的宗族制度，很多人的所作所为或者重要话语都不会避忌自己的儿孙，也有的在临终之时会讲述自己的辛秘。所以当事之人的后裔有着对相关事件最为完整和详细的记忆。这种记忆可以通过口口相传，也可以通过族志、家书、县志等来记载。
相较于同时期的国史和野史，这些后裔获得的信息更具真实，缺点就是个人主观太重，比国史还要为尊者讳。故大部分史学家野史将其作为一手参考资料，和其他文献对照，选择需要的进行记载。
明之明制汉服如果是没有后代之人，也可以从其亲朋挚友，同僚同袍后代处考究，但得到的信息会很少。故这类没有后代之人的信息则就完全靠国史野史以及史学家个人认知来编写，是黑是白也无人较真。
上述这三种原因可以看作是史学家进行详细描述的主要方法来源，但正如史学家去考究前人的神态语言一样，我们距离这些古人的时间也非常久远，因此对他们写史的方法只能进行大概分析，毕竟谁也没有坐过时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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