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可说是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回忆，从20岁起，他已开始遍游天下各地，游踪遍及今天大半个中国。他游历江、淮地区，东南到今浙江，曾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南到今湖南，观览九嶷山并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考察有关舜的传说；西南到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西北到今甘肃东部的崆峒山；北到今河北的涿鹿，登长城；东到齐、鲁、梁、楚等地。在这几乎环游中国的旅途中，司马迁收集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对于这些口述史料，司马迁常以“吾闻某某曰”或“某某为余言”或“某某语余曰”或“问其故，曰”或“某某与余通书”等形式标示来源。在《魏世家》里，司马迁来到“故大梁之墟”，听闻当地人认为魏国灭亡是“不用信陵君故”。“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司马迁来到韩母坟墓一见，果然如此。而在《樊郦腾灌列传》中亦有“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的记载。这些都表明太史公曾亲临这些地方搜集有关人物的民间传闻。在《史记》的历史叙事中，“荆轲刺秦王”与“鸿门宴”堪称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两件历史叙事，悲壮激烈、情节精彩曲折、叙事栩栩如生。但司马迁并非亲临其景之人，他笔下的记载，是否真实呢？鸿门宴，戴敦邦绘关于“荆轲刺秦王”，《史记·刺客列传》里写道，“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这就是说，这个故事，包括“荆轲伤秦王，皆非也”这样的细节，是作者从公孙季功、董生（即董仲舒）那里听来的，而公孙季功、董仲舒的消息来源则是夏无且。夏无且是为何人？《史记》有记载，他就是“荆轲刺秦王”时那个用药囊投击荆轲的秦王御用医生（“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政（秦始皇）脱险后，称赞“（夏）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还赏赐他黄金二百溢。可见，夏无且正是整个刺杀未遂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因为有赖于当事人的目击和口述，司马迁才能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写得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家喻户晓。同样，观察《史记》对“鸿门宴”的描写，充满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与樊哙闯营救驾，拔剑在盾牌上切割生猪啖食之类的细节。这一切莫非出于太史公的想象？其实不然。《樊郦滕灌列传》提到，“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他广”就是樊他广，他是樊哙的孙子。作者和樊他广有过交往，樊他广给作者讲起高祖樊哙等功臣们开始起家时的事迹，“鸿门宴”的细节，自然也在其中。用清人郭嵩焘在《史记札记》里的话来说，“史公于萧、曹、樊哙、滕公等传，盖得于民间传说为多，此所谓纪实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既有别于之前的《左传》《国语》，又与后来的《汉书》《三国志》相异，大量口述史料的记载令《史记》的历史记述更加深入人心，配得上班固所称赞的“实录”二字。郭晔旻来源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周章龙编审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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