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戏剧场历史上的司马迁观话剧司

前面分别发了阳阳和我的观后感。(文后附链接)我们俩侧重于走进话剧中的司马迁,侧重于体会话剧中司马迁的光辉形象和精神力量。但阳爸却更加侧重于史实。史实中的司马迁更接近于真实的人的状态。真实的人生命中不只有圣人的自我实现,不只有圣人的使命和担当,还有作为凡人的关于尊严、关于名誉的需求以及在现实中的各种权衡。

话剧中的司马迁是超脱于凡尘的圣人的形象。这样极端的纯粹和光辉接近宗教的狂热。它给凡尘中的人绝对的方向、希望、信心和安全。

史实中的司马迁是凡尘中的伟人的形象。他的无私中也许包含着自私,他的执着中也许包含着无奈,他的伟大中也许包含着渺小,但这不影响他用行动为自己的“无私、执着、伟大”做传,更不影响他用自己的成果为中国历史做出巨大贡献。

我们需要话剧中的司马迁,尤其是在我们青少年时期。我已在昨天发的观感(2)中说明了理由。

我们也需要史实中的司马迁。无论我们多么需要纯粹的真理启示,无论我们多么需要光辉炙热的精神照亮,我们最终都要回到凡尘,学会在凡尘中做一个真实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要走进真实的伟人的世界。理解了他们的平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伟大,并进一步理解、接纳自己及他人。

观话剧《司马迁》杂感

邹星

因着阳阳的寒假作业,一起看了冯远征主演的话剧《司马迁》。原本也只是知道司马迁这个人名和《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因为要看剧,就先了解了司马迁的生平。也许正因此,在看到这个话剧为了凸显司马迁的人物形象和伟大选择,大幅改变史实,就让我一直不能入戏。

司马迁这个人物是伟大的,不仅在于他留下的这一部宏伟巨著,更在于他是在遭受李陵之祸后选择了忍辱偷生,为了完成这一部《太史公书》,不惜忍受社会的唾弃与内心的屈辱。说实话,这部话剧也是主要抓住并突出此点,构建了故事框架,从朝堂争辩判腰斩,到改判宫刑受煎熬,再到回乡隐居成著述,最后与武帝谈心慷慨死,其贯穿全局的那个逻辑是——士可杀不可辱,使命未尽可偷生,而一旦使命达成,便以死节应屈辱。从社会教育意义的角度来说,故事编的确实不错,演绎的也可圈可点,虽全程现代俗语频出,但也只是为了让观众更好观看便于理解,可不顾史实是本剧最大硬伤。历史上,在李陵之祸前6年,司马迁就已开始《太史公书》的编写,而更早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立志要效法前人作《春秋》,重新编写一部完整的史书。司马家是世袭的太史令(官职),司马谈书未成而身先死,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身为儿子的司马迁身上。李陵投敌,司马迁为其申辩,触怒汉武帝,下狱待死。当时汉律,官员死罪,可以用两种方式赎死:巨额金钱或腐刑(宫刑)。或许是怜惜其才,汉武帝给了司马迁赎死的机会。可司马家虽历代为官,却无甚财帛,司马迁无钱赎身。而腐刑是对人最大的侮辱,士可杀不可辱是春秋以降文人志士一直秉承的信念。司马迁一定是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才选择了忍辱偷生,以腐刑赎死。受刑后,司马迁回到皇帝身边,兼任中书令(中书为汉武帝首设内廷宦官机构,负责在皇帝书房整理宫内文库档案,主官称中书令。司马迁因其学识,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同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与任安书》),终于再花了8年时间,前后共14年,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太史公书》。为了作品能流传于世,他又抄了一个副本。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後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果不其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直到几十年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宣帝时进献《太史公书》,此书才开始流传于世。话剧里面,编剧把“司马迁的选择腐刑赎死”改成“皇帝下旨改判”,把写《史记》的时间改为受刑后的十年,把“司马迁在皇帝身边作中书令收集资料写作”改为“回乡隐居闭门著述”,我以为改得并不好。司马迁主动选择腐刑赎死,比起君要你活着,内心需要更强大意志去做抉择,也就更不容易。自我选择腐刑,在外人看就是忍辱偷生,在那个“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报任安书》)的年代,连死的勇气都没有,是被整个社会鄙夷的。而被官判腐刑,君不许你死,多少却可以得到一丝同情,也就是话剧后面演绎司马迁回乡,乡中父老都来迎接的合理性。话剧里,最后一幕演绎了司马迁与汉武帝两人对于生死的讨论与对话,以及司马迁完成著述后的死节之情。但这只是后世之人以后世的死节观进行的演绎。从司马迁自书的《报任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真实的想法。“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太史令这样的官员,本就是皇上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伏法被杀,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敬重司马迁的死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此时选择死,也只是轻于鸿毛的死。“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在司马迁看来,死节只在于以清白之身的第一时间。如果是因为被捕下狱受辱不过再去寻死,这种所谓死节已无意义。“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古圣先贤都是遭受逆境后,才创作出传世的大作。司马迁留下此身,是要完成一本《太史公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这是支撑他一直苟活于世的使命感与精神底蕴。应该说,整部话剧还是很好地表现了司马迁在面临生死抉择时的激烈冲突与悲壮。只不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文学创作,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司马迁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观众在看剧时不仅感受司马迁的精神,也是在了解那段历史,况且他的真实经历与选择已是那样撼动人心。虽然历史的记述很简略,很多细节都没有,但这正是作品可以发挥演绎的地方,正如剧中司马迁与屈原的时空对话,把司马迁写作时那种与笔下人物的精神共鸣传神地表现给观众,引人热泪。所以只要在他真实经历的基础上好好挖掘,比起这样大刀阔斧的改变历史人物的生平,甚至让人产生很多错误的似是而非的历史观点,可以好得多。

新年,畅游在伟人的精神世界里,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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