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实录”精神
《史记》的“实录”精神，素为后人所称道。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便，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史记》的“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历史发展进程及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上例如，汉初政治舆论对秦王朝只是一味否定，甚至不把它看作一个朝代(认为汉朝是上承周朝的)，司马迁却评价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年表序》)秦统一天下，统一文字及度量衡，实行郡县制等，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其功业是非凡的。司马迁力图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不把传主抽象化或简单化，也不为某些不实传闻所蔽。例如，司马迁把陈涉写入世家，同时也没有掩盖他身上的弱点，如写也称王后设“中正”过”暗中窥词群臣，致使诸将不亲附等。在《苏秦列传赞》中，可马迁特别交路说：“答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牵被反网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其学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四间，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田令独蒙恶声焉。
其次，表现在对历史上明君贤臣、忠臣良将的赞噪上，逐所当颂，无由夺原美之词司马淡临终曾对司马迁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曾明确表示要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上引均见《太史公白序》)。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司马迁歌颂了禹、汤、文王等明若以及他们周围的贤臣。《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在记述了孙叔数、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人的政绩后，不无感慨地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孝文本纪》里，司马迁写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固狗马聚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他以利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钢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从而树立了一个宽仁俭朴、与民休息、对国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明君典型。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怀着崇敬之情歌饭了汉之名将李广，突显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与优秀品德，李广善射，“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匈奴畏其勇武及智略，称他为“飞将军”。李广不贪禄位，”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他爱恤士卒，“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及死之日，“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第三，《史记》的“实录”精神还体现在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上。司马迁继承了古代“良史”的优秀传统①，善恶必书。他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五帝本纪》)的明君，同时也在《夏本纪》《股本纪》《周本纪》中揭露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周幽王的残忍暴虐，在《秦本纪》中揭露泰武公、秦穆公用人殉葬，在《秦始皇本纪》里揭露秦始皇不愧民力、坑杀懦生等。秦朝大将蒙恬卖力地推助秦始皇的暴政，临死前却说是因自己修长城断了地脉才遭到天罚的，司马迁指出：“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瘩，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蒙恬列传》)《伯夷列传》写怕夷、叔齐义不宜周粟，二人在所唱《采薇歌》里指出姬周王朝取代股商不过是“以是易暴”并感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亦当包含着司马迁本人对刘汉政权的认识与感受。
孔子担心受到统治者的加害，故《春秋》记事详远而略近；司马迁《史记》则“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汉朝君臣的恶行败德毫不避讳《项羽本纪》写刘邦兵败彭城，逃跑时“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膝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酷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挺。张汤处理案件，如果当事人是皇帝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人去办；如果是皇帝想宽恕的，就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人去办。杜周断狱，“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备他：“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反问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彻底暴露了帝制时代法律的实质——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不时提到“中上意”“上以为能”“天子以为尽力无私”等，也就是说，酷吏的暴行是得到皇帝的认可甚至纵容的。
另外，《史记》的“实录”精神还体现在对儒学末流的讥讽、批判上。一些儒者表面上尊奉孔子，宣扬仁义道德，实际上却趋炎附势，对统治者阿谀奉承，只考虑一己之私利。《刘敬叔孙通列传》载，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秦二世召集儒生问策，叔孙通竟然谄谀说：“……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驅矮，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听后称“善”，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又如《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公孙弘，起初武帝下诏征召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对策，被拜为博士，受到重用。然而，公孙弘却一味迎合顺从皇帝的旨意，司马迁写他议政奏事的情况道：“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教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懦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可见，公孙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懦家士人的独立精神，他奉行的不过是孟子所批评的“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下》)。清人方也说“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橘之途通而其道亡矣”(又书儒林传后》)，言辞虽嫌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历史事实。
《史记》的“实录”精神为后代某些统治者所切齿，东汉明帝指责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班固《典引》)；王允甚至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