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
西安与洛阳，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城市。
这两座城市，纬度相近，相距不到四百公里。
然而，它们庞大的粉丝群们各成一派，互相攻击由来已久，似乎有愈演愈烈、势同水火之势。
两派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西安与洛阳的建都朝代及时长、历史地位，各持己见。
想必这主要是地域荣誉感引致的典型表现。
那么我们就先冷静下来，首先梳理一下古代定都于西安、洛阳的相关历史。
对于两派最有争议的几个历史阶段，本文会特别引用史籍以论证。
自周人建都镐京、周公经营雒邑，长安和洛阳在历史上建都次数最多，时间最久。唐末以后，两城结束了“高光”岁月。
“三皇五帝”时期，有很多神话传说成分，此处不谈。
夏朝时期，洛阳是立国和活动的中心地域。太康、仲康、帝桀皆以斟鄩为都。流行的说法是，斟鄩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即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5公里。
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史记夏本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商朝时，商汤建都西亳，在偃师商城遗址，西南6公里便是二里头遗址，西距汉魏洛阳城约10公里。
《史记集解》记载，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括地志》：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
夏商时期，国都屡次搬迁，甚至曾经定都于今山西、山东省境内。
周族姬昌（即周文王）灭崇后，在沣水西岸营建丰京，将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到此。
周武王灭商，在沣水东岸营建了镐京。《诗经大雅》：“考卜维王，宅是镐京”。
丰京是周朝的宗教、文化中心，镐京为政治中心，合称“丰镐”（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又称宗周。
这是历史上最早称为“京”的城市。
成王即位后，为便于统治新征服的东部地区，由周公在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营建了新的王城（即洛邑），“宅兹中国”，又称成周。
对于洛邑王城的营建，在《尚书》的“召诰”、“洛诰”中有简明而概括的记载。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双都“（首都和陪都）制度的肇始。
公元前年，申侯联合缯国、犬戎进攻周幽王并杀之。宜臼继位（即周平王），迁都于洛邑，俗称“东周”。
《汉书地理志》：“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居敬王。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
战国时，秦献公迁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秦孝公时，迁都咸阳。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继续定都咸阳。
（注：年1月，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正式设立；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咸阳15个乡镇街道、总面积.56平方公里被托管。）
秦朝末年，群雄起义。
公元前年二月，刘邦在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称帝，国号为汉，定都洛阳。
娄敬、张良向刘邦分析了将国都定在关中的好处。
于是刘邦先在秦国旧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暂居，同时在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修建新城。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年）二月，正式迁都长安。
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废汉孺子（刘婴）为安定公，改元始建国，改国号为新，建都常安（今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
新莽末年，天下大乱。
23年，西汉皇裔刘玄被绿林军在淯水（今河南省白河）之滨被拥立为皇帝，年号更始。
不久先后定都于宛城、洛阳。同年，新朝灭亡，刘玄迁都长安（今西安）。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九月，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渐台，收玺绶，传首诣宛。┅┅是月，拔洛阳，生缚王匡、哀章，至，皆斩之。┅┅更始遂北都洛阳，以刘赐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长安传送乘舆服御，又遣中黄门从官奉迎迁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
更始三年（25年），更始政权灭亡。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西汉皇裔刘盆子为帝，年号建始，定都长安（今西安）。27年，赤眉军兵败，刘盆子投降刘秀。
25年六月，刘秀称帝，定都雒阳（今洛阳），延续“汉”的国号。史称东汉、后汉。
刘秀定都雒阳之后，“西土耆老”希望仍以长安为首都，在朝野掀起了长安与洛阳的国都地位之争议。
这种争议一直持续至东汉末期。
一批文宦也作文赋以表己见，杜笃的《论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堪称其中精品，从地理形势、物产、礼制、建筑等方面，各自阐述定都长安或洛阳的优越性。
这种以文赋的形式论政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也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长安与洛阳的国都地位之巨大争议热潮。
这次也算是“长安派”和“洛阳派”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
但东汉一朝长期定都洛阳，只是皇帝屡次西狩关中，以示敬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军阀割据、作乱。
董卓控制了中央政权，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献帝）。董卓的军队在洛阳劫掠财物，并把洛阳城烧成一片废墟。
初平元年（年），董卓挟持献帝迁都长安。
董卓死后，部将李傕、郭汜控制了中央政权。俩人各自拥兵相攻，使长安城几乎变成一片废墟。
献帝逃奔，辗转东行。
建安元年（年），兖州刺史曹操迎献帝入驻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同年迁都到许（河南许昌）。
延康元年（年）12月，曹丕逼迫刘协禅让帝位，定都洛阳，改国号为“魏”。进入三国鼎立时期。
年，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年，晋怀帝于平阳遇害后，司马邺于长安（今西安）继位，即晋愍帝。
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
东晋十六国中：
年四月，刘曜称帝，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年，苻健称帝，国号秦，定都长安，史称前秦；
年，姚苌称帝，定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后秦。
北朝时期：
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于洛阳。
年，宇文泰杀北魏孝武帝元修，立元宝炬为帝即魏文帝，定都长安，国号“魏、大魏”，史称西魏；
年，西魏恭帝拓跋廓被逼禅位给宇文觉，宇文觉称帝，定都长安，国号大周。史称北周。
年二月，北周的静帝禅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定国号为“隋”。
最初计划定都汉长安城，但因其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
《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帝以长安故城，汉来旧邑，宫宇蠹朽，谋欲迁都。”
于是杨坚决定在其东南方向另建一座新城。
开皇三年（年），迁至新城。因为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因而便以“大兴”命名此城。
隋炀帝刚继位，便于大业元年（年）下诏在洛阳兴建东京。洛阳宫城建成后，同年迁都洛阳。
《大业杂记》：“大业元年，敕有司于洛阳故王城东营建东京，以越国公杨素为营东京大监，安德公宇文恺为副。”《隋书卷三十地理志》：“洛阳有汉已来旧都。┅┅开皇元年改六府，置东京尚书省。其年废东京尚书省。┅┅大业元年徙入新都。”
大业五年（年），改洛阳为东都。
《资治通鉴隋纪隋纪五》：大业五年（己巳，公元六零九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
隋末，天下群雄并起，年，唐国公李渊起兵，次年称帝，建立唐朝，以长安为京师。
《旧唐书地理》：“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
唐太宗时，营建洛阳宫。
《旧唐书卷三》：“（贞观十一年二月）甲子，幸洛阳宫，命祭汉文帝。丙申，改洛州为洛阳宫。”
高宗时，改洛阳为东都。
《旧唐书》：“（显庆二年）十二月乙卯，还洛阳宫。丁卯，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阳官员阶品并准雍州。”显庆二年十二月丁卯为年1月22日。
年，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旧唐书本纪卷六》：“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宅。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
年，武则天废唐睿宗，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
《旧唐书》：“（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
神龙元年（年），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李显复位（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社稷、宗庙等恢复永淳以前旧制。
《旧唐书》：“（中宗神龙元年）二月甲寅，复国号，以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以水淳已前故事。神都以旧为东都。”
也即京师恢复为长安，神都洛阳改回为东都。
天祐元年（年），朱温发兵攻陷长安，兵祸洗劫，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
唐朝时，国都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反复多次。
同时，唐朝也陆续增置了北都太原、南京成都、西京凤翔等都城。
年，洛阳城被黄巢起义军将领孙儒率军大肆掳掠后焚毁，隋唐洛阳城化为丘墟。
唐亡以后五代时期：
朱温建立梁国，定都开封，其中于年至年以洛阳为都；
李存勖建立的唐国，定都于洛阳，同时以雍州京兆府（长安）为西京。
由于战争破坏，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方经济迅速发展。
此后，长安和洛阳都卸下王冠，褪去光环，仅作为军事要地而存在。成为文人志士凭吊古今兴衰的对象，再无帝王之气。
北宋时，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有意迁都长安，由于部下反对而最终放弃。
终北宋一世，洛阳为西京，然而只是虚名。
明太祖朱元璋时，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四年（年）西巡后，曾提议迁都西安，但回到国都南京后不久病死，此议作罢。
此后，长安和洛阳虽然在后世屡次被提议为国都选项，但顶多是做为“备胎”的陪都，再也没有真正地成为政治中心，结束了曾经辉煌的国都历史。
替而代之的是，开封、南京、北京等成为国都的热门城市。
清末“庚子之变”时，慈禧和光绪西逃，驻跸西安长达一年时间。算是对这座老牌国都的一次眷顾。
中华民国时期，长安和洛阳的光辉回光返照了一次。
民国21年(年)3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定西安为陪都，建立国民政府西京筹备委员会，但后来西京筹备委员会撤销。
同年，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定洛阳为行都，并一度在洛阳办公。
对于几个著名古都的积年，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史念海先生的计算标准为：西安为年、北京为年、洛阳为年。
“二都”自古就被相提并论，各有优劣势，相辅互补，共荣同衰。
纵观历史，西安与洛阳都曾经是国都的优质选项，各有优劣势，哪个也不能占绝对分数优势。
从政治战略意义上讲，西安的地理西偏的硬伤，需要以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替代，于是出现了“双都制”。
因而，西安与洛阳自古就被捆绑在一起，相提并论，“二都”也往往成为一个特意指代词。
《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扰天下如驱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唐代李峤《扈从还洛呈侍从群官》：“四海帝王家，两都周汉室。”唐代韩愈《赠河阳李大夫》：“四海失巢穴，两都困尘埃。”
自汉代创始、延续后世的众多“都邑赋”，更使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深入人心。
西安与洛阳所在的区域，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等，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与洛阳都是历史上影响力巨大的都城，恢宏壮观，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地标，是古代的国际大都市。
至于西安与洛阳所争的“N朝古都”，牵涉到史料记载、考古发现等诸多影响因素，众所纷纭，不必过分纠结，强硬篡改历史更不可取。
而最重要的是，西安与洛阳这两座兄弟古都，有着相似的履历、发展轨迹，沟通、交流频繁，相辅相成、互相辉映，因而应该惺惺相惜，而不是互相踩踏、讽刺；
携手辉煌过也同时衰落过，因而不应沉湎于辉煌的尘封岁月，更不应该不择手段地人为增添历史光环、搞地域黑、口水战，而应面对现实，反思历史，规划未来，发愤图强，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