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与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楚文化诟病满满,主要就是因为它神秘而浓厚的巫祭之风。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楚辞更是充满了大量的鬼神和祭祀词语。而这些都与中原的儒家文化差异巨大。
然而,随着楚国灭亡,屈原去世,楚辞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这就说明楚文化与中原的儒家文化之间还是有共通之处的。那么,楚文化为何会孕育出“楚辞”?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呢?即,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什么特点?
本文将分六个方面对“楚文化”进行概述,论述如下:
一:楚民族的祖先原本居住在中原地区,而楚文化也源于中原文化;
在电视剧《芈月传》中,很多观众不仅认识了“芈”这个字,还知道了“熊”是楚国的“国姓”,就像唐朝皇室的国姓“李”,宋朝皇室的国姓“赵”,明朝皇室的国姓“朱”一样。事实上,由此,楚民族的祖先来源于“芈”姓“熊”氏。
那么,“芈”姓从何而来?根据《史记楚世家》我们可以知道,“芈”姓源于上古时期的祝融部落,而祝融又源于颛顼高阳氏。在《离骚》开头也说了“帝高阳之苗裔兮”。而颛顼和祝融又是谁呢?
首先,颛顼是上古“五帝之首”黄帝的孙子,也是上古五帝之一,号高阳氏,主管北方;其次,祝融是颛顼的孙子,原名重黎。因他掌管火正之官,所以帝喾赐他“祝融氏”。帝喾又是谁呢?黄帝的曾孙,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
而“芈”姓就源于祝融。据最早记载祝融传说的历史文献,我国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郑语》所载,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称为“祝融八姓”。楚人的先祖即源于“八姓”中的“芈”姓。
然而,“芈”姓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楚人的,换言之,“芈”姓族群一开始并不是生活在南方的楚地,而是生活在北方的河南,山东境内,属于中原民族。在芈姓族群中,有一支叫“季连”的一族,因为战乱,地理变化,部族间争战等原故,从中原迁徙至南方“蛮夷”之地,后来便成为楚国贵族的先人。
对此,在《史记楚世家》中有记载“其后中微,或在中,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意思就是说,在芈姓部落群中,有些部落衰微了,有些部落强大了,有的留在了中原地区,有的流落到了南方蛮夷地区。因为时间久远,不能详细地记录其历史。
既然楚民族的祖先,芈性贵族是从中原移居到南方蛮夷之地的。那么,楚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和中原文化没有什么两样。换言之,就是楚文化的来源应该是中原文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土生土长的另一种文化。
那么,这个“中原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亦或是周文化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2个问题:楚文化中的传统文化究竟来源于哪一个“中原文化”?
二:楚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来源于夏商文化,以商文化为主;
关于这个问题,汉代著名史学主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给出的答案是“夏文化”。他说“祝融八姓”在夏时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根据他的原文“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一说,后世学者产生了怀疑。因为夏代久远,那时应该还没有侯伯分封之说。
因此,后世学者认为,楚文化源于夏文化,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楚文化源于商文化或者周文化。那么,作为楚文化来源的中原文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文化呢?这就要看楚人先祖是何时脱离中原而迁到楚地的。
前面我们说了,楚国贵族是来源于芈姓季连一部。而季连一部是何时从中原迁到楚地的,在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中有详细的记载。他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其中的“鬻熊”为芈姓后裔,是楚贵族的祖先。
也就是说,当周朝经历了两代至周武王时,楚国贵族的祖先鬻熊将城都从汉水以南的丹阳迁徙到了郢。由此可知,在商朝末年,芈性部落仍然没有脱离中原,楚国也还没有建立。到了周初,楚国先祖芈姓贵族由中原迁往楚地的过程,终于完成了。
事实上,芈姓贵族成为楚人,即楚国立国是在周成王之时。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周成王掌权后,周公旦因遭谗言,被成王嫌弃,因此到楚地避祸。周公旦在楚地被楚人敬之如上宾。于是,等周成王与周公旦和解后,周公旦回到了周朝,就向周成王诉说了此事。于是,周成王就将熊绎封为楚君。
熊绎,楚国史第一位君主,鬻熊的曾孙,被周成王封为楚君,赐“子男”爵位及田地,芈姓熊氏,居丹阳,掌管祭祀祝祷之事。就这样,芈姓成为楚国君主,楚国正式立国,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而楚民族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至此,楚文化便与中原文化开始有了隔阂,后来更是“野蛮生长”,成为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荊楚文化”,更是孕育出了楚辞这样的文学艺术经典。因此,楚文化并不是来源于周文化,而是来源于夏商文化,尤以商文化为主。
那么,夏商文化有什么特点呢?这对于研究楚文化的独特魅力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3点:夏商文化的特点
三:夏商文化弥漫着浓烈的原始文化色彩,具有较强的宗教特色;
中原文化由夏到商,一以贯之地弥漫着浓烈的原始文化色彩,据《礼记表记》记载,夏商文化的特点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也就是说夏商文化非常注重鬼神,注重宗教祭祀活动,带有强烈的巫文化特点。
根据出土的大量甲骨史料表明,在商代所存的各种宗教祭祀名目达到近多种,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商代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人殉最为鼎盛的时期。在已经发掘的商代墓群中,可以很直接地看出当时人殉之风是多么惨烈。
除了殉葬以外,人牲还出现在各种祭祀之中,如建筑房屋,安门,落成仪式等都会使用人牲。然而,我们知道,商代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劳动力很宝贵。可为何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人牲呢?答案就是:夏商文化非常注重神灵,注重宗教祭祀。
此外,商代的政治活动也都是在神灵的名义下进行的。商代的神职人员,如史,祝,巫等,在政治生活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殷要靠占卜来使人信任,要凭天命来稳定人心。大量的甲骨卜辞所记录的即是占卜,祭祀,也是政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夏商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从国家大事到生活琐事,人们都要向鬼神求问,按照鬼神的旨意来办事。即然如此,当时位于中原的芈姓部族,应该也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之中。
所以,我们在楚辞中会看到大量的鬼神和巫祭文化。同时,这也说明楚文化并不是一种完全土生土长的文化,而是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的,从中原文化中衍生而出的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也是以巫祭和鬼神为核心的文化。
然而,到了周朝,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却与中原文化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差异。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论述的第4个问题:周公变革之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渐行渐远。
四:周公变革以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大
虽然楚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然而由商到周,中原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过程。人们亲眼见到了曾经受命于天的殷商王朝,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于是,人们自然会对“鬼神”和“天命”产生怀疑,也意识到了天命无常,上天不可信。
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需要剧增,夏商时代以大量人殉为代表的祭祀文化,显然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一场文化变革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悄然开始了。而主持这场文化变革的就是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为他的封地在周,即今天的陕西宝鸡,爵位为上公,所以史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辅佐周成王七年,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变革”。
而周公变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制礼作乐”,也就是用礼乐来代替宗教统治,用礼乐来帮助人们修身和立业,把礼乐变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根本标准,让礼乐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前提。简言之,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鬼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学会理性思考,让中原民族从蒙昧社会步入文明时代。
不过,为了让变革顺利地进行,周公还是保留了大量曾经盛行于商代的祭祀名目和祭祀仪式。只不过,这些仪式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和伦理道德,注重的是祭祀中“人”的作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礼”,以及“人”的自尊自重。而夏商时代的祭祀,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对神的崇拜。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地理位置和自身原因,楚国贵族与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变革擦身而过。后来,楚国与周朝更是长期处于相互戒备和敌视的状态。周朝曾多次派兵讨伐过楚国,皆因楚国地处偏远的缘故而告失败。最后的结果就是楚国的地盘越来越大,占地千里。
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与周朝相抗衡以外,楚国在文化上也有是有意地和周朝拉开距离。在《史记楚世家》中就记录了楚国两代国君先后对周人自称“蛮夷”。一处是周夷王时,楚王芈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而另一处是周桓王时,楚武王熊通也说:“我蛮夷也。”
而所谓“蛮夷”,在春秋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和民族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楚国自称“蛮夷”,当然不是贬低自己,而是要强调自己的社会习俗,政治,传统都有别于周室,可以不用中原的那一套社会标准来衡量自己。由此,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也就渐行渐远了。
总而言之,楚文化在重祭祀和重宗教这两个方面,与中原文化中的夏商文化同属一脉。后来,由于周王室的衰微,楚国地处偏远,楚国贵族与中原的隔阂加大,楚文化也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土著文化和淫祀文化。
五:楚文化的本土特色:土著文化和淫祀文化
楚文化因为错过了周公旦的改革,在自己的境内土生土长,势必要与自己境内的本土文化产生更密切的交融。而这个本土文化就是楚国的土著文化。据《战国策》记载,楚国境内早在舜和禹的时代,就有土著民族生活。这些土著民族就是“三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与楚国经常发生关系的土著民族主要有“濮”,“越”,“巴”,“蛮”等。这些土著民族中,濮人原先生活在江汉之间,后来随着芈姓楚人的南迁而逐渐南移到沅湘一带,与楚国发生的关系比较多;
百越虽然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但是根据刘向《说苑善说》记载,也有一部分越人生活在长江中游,即今天的武汉附近。巴人进入南方也比楚人早的多,与楚人也是一直处在打打合合的状态之中。对此,《左传庄公十八年》多有记载:
“楚文王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群蛮”和楚国也经常发生冲突,关系也相当复杂。对此,在《左传》中有相当多的记录。例如《左传哀公十七年》就曾记载:楚武王时陈大启群蛮,而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
总的来说,这些土著民族与楚国贵族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楚国贵族一直试图兼并这些土著,而这些土著民族肯定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于是,楚文化就和这些土著文化之间产生了交融,从而导致了一部分土著文化的因素会进入到楚文化中去。
例如土著民族中的青铜工艺,鼎鬲等陶器形态,还有各种纹饰图样,都已经融入楚文化;而作为精神文化的土著民族的歌舞祭祀,也有很多被楚文化吸收;而作为楚文化代表的楚辞,当然也吸收了很多土著文化中的歌舞祭祀因素。
除了显著的土著文化以外,楚文化还保留着浓郁的巫蛊祭祀之风,这是夏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楚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更是楚文化遭中原文化猛烈抨击的一个主要方面。
事实上,楚国宫廷非常盛行巫风。历史上,关于楚国国君亲自主持祭祀和巫术活动的记录非常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楚灵王。据《新论言体论》记载:
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不敢赴救。
由此可以看出,楚国贵族对神鬼的崇拜简直到了狂热程度。而这种形为在春秋时期的中原国家,是很难看到的。事实上,从史料记载来看,楚王在名义上其实就相当于周朝执行祭祀的官员,执行巫术祭祀活动被楚国贵族当成了职责和义务。
因此,巫术祭祀也就成为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了。到了屈原生活的时代,楚国崇尚巫祭的风气更甚了。例如楚灵王兵败削地,不仅不思自勉,还将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对此,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楚王如此嗜好祭祀鬼神,那楚国上下当然也一定是巫风弥漫。
六:结语:楚国浓烈的巫术祭祀之风葬送了楚国的前程,却孕育出了一朵最绚丽的奇葩——楚辞
对于孕育出了楚辞的楚文化,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总是指责多于赞美。指责的主要理由就是它里面强烈的淫祀之风。然而,追本溯源,我们更应该看到,楚文化并非完全土生土长的文化,而是来源于夏商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即使是楚文化最为人诟病的巫术祭祀文化,其来源也是夏商文化。只不过,在周朝代替商朝以后,尤其是在周公旦实行文化改革之后,楚文化便与中原文化相脱节了,而且渐行渐远,逐渐形成了以巫术祭祀文化和土著文化为基础的,土生土长的,只属于楚民族的“文化”。
到了楚国后期,由于楚灵王和楚怀王大力奉行巫术祭祀之风,将政治,军事乃至日常生活都牢牢地与巫风连接在一起。由此,靡靡巫音就把楚国的前程葬送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从它的废墟上却生长出一样最绚丽灿烂的奇葩,楚辞。
对于楚辞,很多现代人充满了敬畏。因为在楚辞中充满了大量的巫祭和鬼神词语,让人非常难以理解。其实,如果我们不了解楚文化独特而复杂的特点,不了解楚文化中遥远而陌生的巫祭礼俗,我们自然就很难理解楚辞,很难欣赏它神秘而绚烂的艺术魅力。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对楚文化作一个简单的了解就更加显得必要了。否则,楚辞在很多国人心中,依然会等同于一本《好名字大全》。岂不令人感到悲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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