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错谬并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才被人们提起，早在东汉《汲郡冢书》出土之后，当时的人们就发现，《史记》在很多远古记载上都有不同的出入和错谬，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各朝各代也不断有人提出一些疑问，其中唐朝作为注解《史记》、修正《史记》错谬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唐都就在长安，能够有时间和条件发现前古几百年的历史事件的一些记载和证据，当然其中也包含有盗墓的因素，盗墓发掘了很多秦时古墓文物，使人们更有证据和兴趣去注解、修正《史记》。
其实，东汉无疑是注解、修正《史记》的最好时期，距秦不远，文物唾手可及，甚至能够出土秦前的一些古文物记载，如果这一时期能够对《史记》进行考订、修正，无疑是最好的，也就为历史留下了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但东汉政局迅速衰落动荡，社会动乱频仍，很快就爆发了战乱，诸侯割据，进入了魏蜀吴的三国时代，随后两晋变迁，南北朝并立，因此，东汉的历史学家们失去了最宝贵的机会，直到政局稳定社会繁荣的唐朝时期，才具备了史学家们集中精力注解、修正《史记》的机会和条件。
本书无意对《史记》提出全面的注解和修正，而是仅就秦史、特别是秦末历史，提出对《史记》的一些辩证和勘误，甚至也分析了《史记》立场的来源，作为全书分析推理的一个小部分，也是挖掘历史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在记叙秦史中，有一个或隐或现的著作者立场，就是为大秦帝国的崩溃找到真实的原因，乃至于找到起点或者出发点，相信这是一般的史学著作者的基本目标，更不用说满腔抱负的司马迁了，而司马迁还是故秦司马家族的后人，本身对秦没有仇恨，相反在对汉武帝的不满中反而会渗透对故秦的追念，其实，这一条“眷念前朝”在封建社会就是死罪一条，在有意无意中流露出来，就会对司马迁的最终遭际发生作用。
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记载了上古以来黄帝、夏商周的兴起和衰亡，对于前秦、故秦，即使没有追念，也会本能地去寻找大秦帝国迅速崩溃的原因和起点。《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司马迁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无疑对贾谊批判大秦残暴是完全认同的，好像司马迁并不存在追念前秦之意，但是这些批判往往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身上，即俗谓“好皇帝”、“坏皇帝”之区别，或者说直接牵涉到最高统治者的能力问题，而且还更容易在潜台词中影射当时的皇帝汉武帝。
所以，司马迁是宏伟的历史学家，秦史部分只是《史记》中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反映司马迁真实的内心好恶，也不能完全代表司马迁就追念前朝，惟有司马迁用心剖解史籍史料，认真寻找大秦迅速崩溃的原因和起点，是真正配得上一个宏伟的历史学家的真实部分。
从“今年祖龙死”的民间传说，到秦始皇的临终诏书，再到胡亥、赵高、李斯的“阴谋”，以及扶苏死后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等等这些，毫无疑问是司马迁在阅读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自己用心剖断辨别的结果，——要知道就在司马迁在世时有《赵政书》的流传，而《赵政书》中则明确记载是丞相去疾、丞相斯等大臣们推举胡亥为太子的，司马迁这样剖断、这样著史，是冒着风险的大胆行为，甚至会受到官方的惩处。
但是，正如本书用李斯的悖论推翻李斯的阴谋来越过《史记》寻找历史真相一样，司马迁在当时，也必然会受困于李斯的致命瑕疵而无法解释，也必然会从时间上推算出胡亥奉秦始皇车驾遗躯在近海逡巡犹豫，甚至他也可能会想到扶苏接到诏书后会“复请”，但是，司马迁没有当今时代对历史的深刻积累，胡亥是中国第二个皇帝，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历过好几百个皇帝，这些皇帝中大多昏庸昏愦，大多早夭残死，司马迁在当时是很难像今天这样去理解胡亥的，也很难像今天这样去剖辨李斯。
正是司马迁将大秦帝国崩溃的起点定格在胡亥、斯、高之阴谋，也才在全书中总是或隐或现地告诉读者，大秦帝国崩溃的真实原因就是“择储不善”，或者后世所谓的“未择而崩”以至于“阴谋篡立”，真正弄明白这一点，再来看待《史记》的错谬，其实就释然了。
而真正能够让《史记》出现无法理喻的错谬的，无疑就是西汉皇室官员对历史学家原著作的残酷的删减、改正了，从司马迁的实际遭遇来看，触怒皇室、引发后继麻烦纠纷，始终伴随他的后半生，也必然会伴随他的著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司马迁亲临实地考察“垓下”，即刘邦和项羽决战的古战场，从“垓”这个字来看，很可能意味着是掩埋战死士兵的土堆，而刘邦袭击项羽首都彭城后，曾被项羽追杀的十几万人没剩下多少，楚军就地掩埋刘邦士兵就可能成为“垓”，目的是向天下敌人示意的，所以，“垓下”可能并非地理名，而是形象的指称，意即掩埋刘邦战死淹死士兵的土堆或土堆群。
而最后刘邦决战时利用兵力优势将项羽残军驱逐到故“垓”之下，上演“四面楚歌”的报仇大戏，完全就是出于在故地报仇的心理，其为人心理中就有很偏执的阴暗面，这完全符合刘邦的性格，包括他做了皇帝后对封王的几位故旧老友的处理结果，都能说明这几乎完全可信，当然这种分析对刘邦的推测就很难以世道人情所容纳了。
这样来看司马迁的“垓下”考察，完全就是一个耿直的历史学家无意间触及了西汉皇室的私密之处，像这样的犯禁的事对司马迁来说恐怕不会少，其著作中也不会少，但司马迁本人去防范却百密有疏，而《史记》面临删减改正的命运也就很自然了，这是带来《史记》错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此外，汉武帝朝王太后家族本书曾经论证过，应是故秦王氏家族的同宗或乡近，为了王氏家族之讳，以及王氏家族的长久利益，正在鼎盛的王太后家族也会不惜各种手段，删减、涂改《史记》。
像对王离“为将三世者必败”的托辞，实际上掩盖了王离的真实状况，即王离虽然继承了王翦“列侯武成侯”的爵位一跃成为百官众臣之首，也越过了他战功卓著的父亲列侯通武侯王贲，但是有祖、父二代百战神勇的王离本身却不过是一位庸将，多地转战、疲于久战却毫无制胜之策，最终本部伤亡殆尽，而王离也就胆破求降。
还有关于王翦在最后出征时反复请求田园的记载，出神入化地描绘了一位奋力死战，却不贪恋权势的老将的面貌，正是这位老将军成为大秦帝国百官重臣之首，也是封爵之首，这样记叙描写王翦，无疑对于映衬同是王氏乡族的王太后家族不贪恋权势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从这诸多细节去分析，司马迁著《史记》其自己对于错谬等细节的处理，无疑也不会听之任之，而是会下很大的精力去修正细节，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等重大问题上去寻找真相，初稿《史记》可能比流传于后世的版本更为真实科学，或者说，正因为《史记》成书的真实性及其推理的科学性，才成为《史记》遭遇删减、毁改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司马迁不能预料的因素及其所触犯的权贵们的忌讳构成了《史记》很多错谬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