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给刘彻出的第二个主意就是征收算缗钱。缗是用来攒钱的绳子，缗钱指成串的铜钱，意指财产。西汉征收赋税的单位叫算，一算钱，按当时的征收标准，货物价值每钱缴纳一算，因而叫算缗。征收算缗钱就是征收财产税，把大商人大手工业者等财产包括货物折合成钱数，按照规定的税率交纳财产税。刘彻下诏天下，向手工业者、大商人、豪富之家征收财产税，历史上称为算缗。可狡诈的大商人、高利贷者对刘彻的法令阳奉阴违，千方百计地隐瞒财产，逃避纳税，甚至与地方官吏勾结，致使刘彻下达的算缗令形同虚设。刘彻很愤怒。大司农颜异不支持刘彻的经济政策，刘彻支持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处死了颜异。后来刘彻针对这种情况，又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隐瞒财产，虚报不实的，没收财产，本人定罪戍边一年。同时鼓励知情者告发，历史上称为告缗。下达的告缗令规定:凡是告发者都会受到朝廷奖励，把被告者一半的财产奖励给告缗者。
告缗令虽然严厉，但有些不法之徒怀抱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刘彻决定在全国开展告缗运动。恰好有个叫杨可的人掌握着一些大工商者隐瞒漏报财产的证据，因向官府揭发得到了告缗赏钱，此事天下闻名，历史称为杨可告缗。刘彻就任命杨可桑弘羊理张汤给刘彻出的第三个主意是生的盐铁收归国家生产和经营。税一直由少府管理，收入归皇室使月于迎合君主的酷吏，还破天荒地提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收人纳入国库刘彻一向忌讳涉及他个人的私事，的生活奢侈问题。大臣们把这当做池半步。然而在这非常时期，刘彻反而称赞张汤说得好，是个难得的送走张汤，刘彻陷入了深思。盐是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人人也是百姓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工具要原料，除去衣食之外，再也没有重要的。遗憾的是，汉初以来“开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致使经营盐铁的豪商大贾积累了可≡反而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甚至与不法官吏、地方诸侯勾结，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基础。
当年吴王刘濞就是靠煮盐、冶铁、私铸钱币积累起反叛中央朝廷的经济基础。刘彻越想越觉得，国家垄断盐铁生产经营的重要性、紧迫性。至少从目前的现实来看，盐铁官营，可以为国家财政增加一大部分收入，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刘彻决心进行经济改革。去哪里选用“兴利之臣”善于理财的人去主办这项事业，经营这两种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呢？用那些信奉儒学的官员吧，可他们只知坐谈仁义，不屑言利，再说他们也没有经营产业的能力啊。看来只有利用商人，以商治商了，再说把他们连根除尽，也是不合时宜的，说不定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匮乏。刘彻心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必须不拘一格重用“兴利之臣”，选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尽管汉高祖曾下令对商人实行歧视政策，不许商人拥有田产，不能穿丝绸衣服，更不能做国家官员，可祖上的遗训是不能限制住这位惯于不受成见束缚的皇帝的。
大司农郑当时向刘彻推荐齐国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商孔仅为大司农丞，负责盐铁事务，刘彻当即同意。这两人祖上数代经营盐铁，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刘彻又令担任侍中的桑弘羊和他们共同研究盐铁官营的具体实施办法。桑弘羊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当时的洛阳是汉朝的经济中心，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发展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生活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环境中，桑弘羊受家庭熏陶，自幼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工商事务，学到了好多工商业知识。据说他少年时不借助任何计算工具，用心算账，竟能分毫不差。在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年仅13岁的桑弘羊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作为侍臣，桑弘羊长期生活在刘彻身边，参与朝政，对刘彻的思想领会较深，深得刘彻器重。很快这三人拿出了一套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招募盐户自愿煮盐，由官府供给煮盐者统一制造的盐锅用具，煮盐费用自理。煮成后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
至于铁器的生产，则规定在产铁地区设立铁官，就地冶铸；不产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利用收集的废铁冶铸。食盐和铁器一律由官府统一销售，禁止私卖私制，一旦发现，严惩不贷。盐铁官营的政策出台后，那些原来经营盐铁的大商人理所当然地反对，就连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对此也有微词，说这个办法不好，是与民争利，盐铁理应归民间经营。一旦认准的事，刘彻是不回头的。他对盐铁官营的态度非常坚决，根本不理会反对意见。他雷厉风行，立即派遣东郭咸阳、孔仅奔赴各地设立盐铁机构，选任富有盐铁生产经营经验的人担任盐官、铁官，推行盐铁官营的政策。这项举措开创了我国古代国家专营盐、铁的先河。鉴于一些富商大贾精通盐铁事务，刘彻特别恩准，允许他们担任盐官、铁官，以换取他们对盐铁专卖政策的支持。
在打击商人的宏观大政方针下，刘彻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极高的政治策略。这些盐官、铁官都是行家里手，精通管理。在他们的经营下，当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有了明显的增加，大大缓解了财政困难。刘彻非常高兴，下令提升大铁商孔仅为大司农，又提拔桑弘羊为大司农丞，位置仅在大司农之下，显示出对桑弘羊的极大信任。在推行盐铁专营的政策中，朝廷让富商大贾担任盐铁官，原本是为了减轻阻力和利用他们的经营经验，可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提高价格，甚至强制百姓购买，结果招致民怨。一些朝野官员又掀起了反对盐铁官营的波澜。公元前年刘彻派博士徐偃到地方视察，了解真实情况。可徐偃到地方后不但不执行刘彻的指示，检查揭发诸侯王、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反而与胶东、鲁国的诸侯王、大工商主勾结，擅自鼓动私人铸铁、制盐，公开与刘彻唱对台戏，破坏盐铁官营的政策。刘彻得知后，依法处死了他。
这时，御史大夫式也跳出来反对，说官营后的盐铁质量差，价格贵，国家专卖政策失当；还说向商人征收车船税，影响货物流通，造成物价上涨。刘彻很反感，不久撤掉了他的御史大夫职务。可他不知反省，却对主持盐铁官营的桑弘羊恨之入骨。一年天旱，ト式就借人们普遍存在的迷信思想叫器:烹弘羊，天乃雨。刘彻非常信任桑弘羊，决心继续推行盐铁官营的政策，果断撤去了以权谋私、安插亲信的东郭咸阳、孔仅的职务。公元前年，刘彻任命桑弘羊以治粟都尉的身份行使大司农的职权。桑弘羊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各郡国进行整顿，清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在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设立盐官35处、铁官48处。经过整顿，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桑弘羊从此成为刘彻举足轻重的理财专家，也可以说自从有了桑弘羊这位理财专家，刘彻才得以高枕无忧了。
桑弘羊在主办盐铁期间，发现各地运往京师的贡物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输，往往运费高于所运物资的价值，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造成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就乘机牟取暴利。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桑弘羊建议实行均输和平准，刘彻当即下令推行。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是政府通过赋税的形式对从民间征收的物资进行调剂的一种经济手段。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曾在一些地区试行过。由于行之有效，刘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具体办法是，在中央设立均输令，隶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各地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
实行均输以后，既减少了人民远道运送贡赋的负担，防止了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商业环节，从中获利，增加了财政收入。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本，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从而稳定物价。刘彻认为太对了，很痛快地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打击了富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稳定了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由函谷关外运到京师的粮食一年高达万石，把长安的官仓—太仓、甘泉仓全都装满了，边疆所需的军粮绰绰有余，通过均输运到长安的帛达万匹。通过经济改革，真正做到了不增加百姓的赋税，而国家的开支有余，社会经济又出现了繁荣景象。鉴于桑弘羊为国家财政作出的杰出贡献，武帝特别赏赐他黄金斤，并授予他左庶长爵位。桑弘羊还帮助刘彻完成了统一货币的经济改革，了却了刘彻20多年的心愿。张汤所献的新币改革失败后，刘彻废除白金，又铸新币赤仄钱。不久又因赤仄钱轻而贱，人民不愿使用，宣布作废。最终他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决心统一货币。他下令，地方郡国不得铸钱，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钱币一律销毁，把熔化的铜上缴中央。铸钱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上林苑的三官即钟官、辨铜官、均输官作为法定铸币机构统一制造新币。
这种新铸的钱，当时称为三官钱，也叫上林钱，后世通称为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它规格高，质量好，铸造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基本上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货币的流弊，结束了长期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都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五铢钱一直通行到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流通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后来，刘彻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其法类似盐铁官营，也是由私家作坊酿造，官府统一销售。“酒榷”实行之后，也起了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除此之外，刘彻接受桑弘羊的建议，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园池苑囿租给贫民，解决了一部分流民和贫民的耕地问题，还招募各地流民、贫民迁往西北各郡与戍边的兵士进行屯田。
一时之间，民屯、军屯布满边野，开发了边疆、巩固了边防。刘彻重用理财家桑弘羊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从而使正在进行中的对匈奴战争和对边疆的经营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汉书·食货志》记载说:“汉武帝连续出兵三年，诛西羌、灭两越…所需的费用都出自大农。大农经营盐铁，借均输生利，支撑起战争时期国家机器的运转，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机构。”其次，通过各项财经改革，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豪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擅山海之利”、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资财和造成币制紊乱的大患，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又加强了皇权。在经济改革中，桑弘羊不但成了刘彻建功立业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有远见的杰出的理财家，与雄才大略的刘彻一起垂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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