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清华简现“蚩尤是黄帝之子”之说，有助揭示“巫蛊之祸”真相》最近公布的《清华简·五纪》中的一句话，才让人豁然开朗：“黄帝有子曰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ICphoto/图）
晚年汉武帝是个什么形象？尤其是，汉武帝和卫太子父子冲突，一场大战杀得长安城里“僵尸数万”的巫蛊之祸，真相到底什么？
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就在汉武帝身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但《史记》基本什么也没写。
班固作《汉书》的时候，面对的就已经是好几种不同立场的史料了。结果《汉书》倒是写了，但写得很模糊。
直到一千年后的《资治通鉴》，才提供了一份首尾完整，逻辑严密，情理圆融，冲突强烈，细节丰赡的叙述。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雄才大略但比较残暴的父皇，和不那么有才能但很善良的太子的冲突。汉武帝希望在自己生前，把最棘手的事情都做完，留下一个需要休养生息的国家交给儿子去治理。这样刚好是最完美的组合。
但是，那些专门帮助汉武帝去执行残暴任务的人知道，一旦太子即位，自己就完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去破坏这个计划，这里面最凶恶的，就是那个江充。汉武帝一次次希望和儿子达成谅解，但是奸臣和小人们却一边把太子往绝路上逼，一边传递给汉武帝错误的信息。终于大祸酿成。知道真相后，汉武帝惩办了奸臣，作思子宫，表达了对太子的思念。
这是个非常动人，还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这几年关于“制造汉武帝”的话题有些争论，争的是这个汉武帝形象，究竟是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原创的，还是以讹传讹转发的。但《资治通鉴》的说法并不可信，应是没多少疑问的。
尽管汉史的记录有限，但可以看出：太子“仁恕温谨”“敦重好静”，这个形象不是事实；“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这个局面，也并不存在。
司马迁提到太子的老师石德：石家祖上，能力才学不行，就是做人谨慎的品德很厉害，等到石德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家“孝谨益衰矣”。离说石德一无是处不远了。还有李广的孙子，“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被太子宠信的李禹，在司马迁眼里是个庸俗的财迷，更是他敬爱的飞将军李广的不肖子孙。
《汉书》说得更直白：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太子身边聚集着一大批绝不安分的人。强有力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太子的团队行动能力相当强。觉得要被汉武帝的使者陷害，立刻就能做出反应，能抓的抓，该杀的杀，一点也不含糊。
然后组织武装力量也算相当有效率：太子抢占了长安城的武库，武装自己的宾客；调动皇后卫子夫居住的长乐宫的力量；再释放长安城的囚徒颁给武器。此外长安城里还有两支重要驻军，也差点被太子夺到指挥权。
要不是早就对起兵造反做过预案，对长安城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做过深入全面的调查分析，有详尽的计划周密的部署，恐怕很难想象有这样的行动效率。
汉武帝平叛的军队，应该是以郎中令、卫尉的精锐为骨干，配备着汉朝最尖端的令匈奴也心惊胆战的各种类型的弓弩，加上三辅的地方部队，可就是这样也大战了五天。
总之，反应之敏捷，行动之迅速，作战之强悍，都表明卫太子不是人善被人欺的角色。和多少年来都传说要造反却束手无策的淮南王刘安相比，刘安真应该发明一块豆腐把自己撞死。
班固还对太子作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评论：“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就在这一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了，太子出生了。之后仗一打就是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再然后就是这场京城里的大战乱。所以“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
这段话提到“蚩尤之旗”，是指天上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古人认为这是兵戈灾祸的象征。
本来读这句话，也只是让人觉得，班固在暗示：太子代表战火和杀意。最近公布的《清华简·五纪》中的一句话，才让人豁然开朗：“黄帝有子曰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
班固明明是在说，太子就是蚩尤的化身。
众所周知，汉武帝特别崇拜黄帝，许多行为都在刻意模仿黄帝，也正是因为他造成的这种时代氛围，司马迁才改变了《史记》的起始点：原计划从尧舜写起，却改为从黄帝写起。
既然蚩尤是黄帝的儿子而反对黄帝，那么汉武帝晚年的这场父子大战，虽然是人间浩劫，却反而证明汉武帝更像黄帝了。
《史记》载田千秋上书说：“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当年王子今先生曾分析说：“或许说明了当时蚩尤传说尚有今人已经不能确知的其他情节”，今天则可以肯定，这果然是安慰老皇帝极高明的话术。而《汉书》这段论赞，自然也是根据这个蚩尤传说所作的发挥了。
（作者系历史学者、大学教师）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