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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提笔写《史记》前早就立下的志向。也是司马迁与他的《史记》为我国史学所作出的又一个卓越贡献。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借助于笔下的作品，充分抒发凝聚在自己心头的社会政治理想，系统表达经过思考与探索所形成的独到的历史见解。决不因循旧说，人云亦云。
先秦时期的史官是先秦士族队伍里的一分子，他们对于形成和塑造先秦士族的群体精神起到促进的作用，是先秦士族精神的杰出探索者。
他们在探索和塑造先秦士族精神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着史官队伍里的道义准则和精神文化。在这支队伍中有万世师表的孔子，有千古良史董狐，有双目失明依然笔耕不辍的左丘明，正是这些人的孜孜不倦才书画了中国先秦时期的优秀士族群体的精神画像，深刻的影响着后世的史官。我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讲求“直书”，讲求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
“直书”即所谓的“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即是“实录”。司马迁是个具有求实精神的良史，为写作史记，司马迁到处游历寻访，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周览四海名山大川，考察历史与现状。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按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
他以巨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力，深入历史，正视现实，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在实录的过程中，他能以冷静的目光观察社会现实，重新研究已被官方哲学所掩埋了的人类史，进而对上天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终于在嚣张的神学气氛中，从思想到历史著作的实践上，比较全面地把人类史看成是人们自身的活动，而不再是实现神意的工具;人类社会是人们自身的创造，而不再是神的安排。
因而，他在具体论述历史变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多强调人为，而较少受天命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