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
封泥是嬴秦简犊文书通行时的一种封缄形式。封泥上面往往记载了嬴秦的官职名、地理名称等文字，还有很多嬴秦的政令传达、信息传递的文字。秦封泥发现的历史己经很长了，只是因为对其断代上存在分歧，加上发现得很少，所以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新的秦封泥出土，最早由路东之收藏，后来由周晓陆、路东之共同发布了《秦封泥集》，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轰动，开始对秦封泥引起重视。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秦封泥简论”，回顾了封泥和秦封泥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从秦帝室研究、秦职官研究、秦地理研究、秦玺印研究等方面讨论了所收罗的秦封泥的科学价值；下编是“秦封泥释读”，从“中央及职官”、“地理及地方职官”和“姓名”几个角度对秦封泥进行分类释读。
封泥的资料有的己经可以在秦始皇陵的发掘过程中得到验证，有的可以印证史书记载的正确，比如南北宫的记载；有的又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缺失，比如封泥中有专门关于秦职官的，这些职官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还有的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
秦封泥中的大量职官署名，比史书记载的秦官吏要多，补充和纠正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些关于秦官吏记载的缺失和错误，给嬴秦历史和官制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嬴秦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全国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和苑囿，过去我们只能从文献中找到秦在关中地区有一些苑囿，自从封泥出现以后，封泥中也透露出不少的秦时苑囿的名称，其中很多是以前史书中没有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可以纠正史书中的错漏的，如“具园”封泥的发现纠正了过去史书上记载的“具囿”。
沿袭着嬴秦人养马的习惯，封泥中也有不少的封泥是反映了嬴秦马厩管理制度的。以前在秦陵也发现过一些马厩方面的资料，但在封泥中发现得更多、内容更丰富，从中可以看出嬴秦时的马厩管理是很严密的，也反映出马在当时嬴秦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还有不少的关于当时嬴秦经济方面的封泥，反映出当时嬴秦对盐、铁、纺织等手工业行业的重视及当时手工业的分工己经很细致的状况。在周、陆所著书中的秦封泥中，还发现了大批嬴秦时的地名，有些为我们过去所见过，有些则是新增加的，对于我们研究嬴秦时的郡县、封侯制度情况大有裨益，也是研究当时政区、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
之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秦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些嬴秦的封泥资料是我们研究嬴秦历史和礼俗的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陶文
现在己经发现的嬴秦的陶文也是很多的，我们能见到的有袁仲一的《秦代陶文》，一共收录了嬴秦陶文拓片一千六百一十件陶文拓片，这些陶文大部分发现于秦都咸阳和秦始皇陵，一般都是刻在砖瓦上的，之后又发现了不少的陶文，袁仲一和刘钮汇编成《秦陶文新编》(文物出版社，年版)面世。
陶文一般字数都很少，多数只有二、三字或三、四字，很少发现长篇铭文的，在陶文中文字最长的是“秦惠文王前四年赐宗邑瓦书”，上有字。内容大体为：秦惠文王四年，周天子派卿大夫来到秦国，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惠文王，第二年大良造、庶长游宣布惠文王的命令，把杜县从封邱到水之间的土地封给右庶长，作为宗邑。
综合起来看，陶文的内容却丰富多彩，这些陶文反映了秦时的封邑制度和土地制度。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秦代制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秦都咸阳发现了很多，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是研究嬴秦的里坊制度手工业发展状况、封邑制度、土地制度的最好的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嬴秦的礼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刻石
嬴秦的刻石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东巡时，一共留下六处七种刻石，分别是“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哪台刻石”、“芝呆刻石”、“东观刻石”、“竭石刻石”、“会稽刻石”。这七种刻石在流传下来的过程中，命运各异。
“峰山刻石”在魏太武帝时代就己经毁佚了，宋代时人按照徐铱的对原刻石的模本重刻，前面有始皇的一百四十四字诏书，后面有二世七十九字的诏书。“泰山刻石”原石早就损佚，明代末年出土，上面有残字二十九个，都是二世时的内容，后来又佚亡，嘉庆时再得十字残石。幸好该刻石有一百六十五字的宋拓本传世，可以用作说明嬴秦问题的资料。
“琅哪台刻石”残石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上面还有十三行八十六字，这些字和《始皇本纪》内容对校，可以看出应该是二世的东西。“芝呆刻石”原石刻早己佚亡，现在仅在宋代的《汝帖》中存有十几个字。“东观刻石”至今还没有发现秦代的原石刻，也没有任何的拓本传世。“竭石刻石”现存有清代嘉庆年间的仿照“峰山刻石”制作的刻石，内容和《始皇本纪》不完全相同。
“会稽刻石”原石己佚，元、清两代相继重刻，内容和《始皇本纪》的能够对上，还都是全本。这些刻石尽管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散佚，但在和《史记》和别的文献资料对照之后，应该是很重要的嬴秦的一手史料。而且刻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它与山东六国的文化传统就有差异，应该就是了解嬴秦这种特殊的礼俗文化的一个最好的载体。
刻石中还有一种的特殊的种类，就是石鼓文，也是研究嬴秦历史和礼俗最直接的史料。从大量发现的嬴秦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来看，既有大篆、小篆，又有隶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又实行“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统一全国的文字。嬴秦文字字体的流变本身就是嬴秦礼俗文化变化的一大证据，也为我们提供了嬴秦人文化的变迁。
上述嬴秦的金文、封泥、陶文、刻石文字，不仅是嬴秦人留下来的生活遗存，现在看来，也是嬴秦人为我们后人留下来的出土文献资料，对于这些重要的资料，现代也有学者作了很多的工作，其中王辉的《秦出土文献编年》就是最好的代表。
该书收录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以前出土的有关嬴秦的铜器、陶器、漆器、石器、玺印、竹木器、杂器上的文字，共两千一百四十五条，按照编年体的体例进行编排，作者还对每一条都进行了考释、分期，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状况，考释精当，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为我们研究嬴秦的历史和嬴秦的礼俗做了最基本的资料收集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该书和《秦集史》相得益彰，都是有关嬴秦问题研究必备的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