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史书,由于它记载的内容过于“劲爆”,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印象,而被封禁多年,最后竟逐渐失传。
这本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它就像一枚重磅炮弹一样,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与圣贤”。千百年来,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经久不衰,它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史书?为什么至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与史学经典《史记》相比,到底哪个更靠谱?
我们先来讲一下,《竹书纪年》的传奇发现经历。
一个盗墓贼的新发现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年),在北方的汲郡,有一个叫不准(fo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郊区的一座古墓。
很明显,这里已经被无数摸金校尉们光顾过了,地上到处散落着没用的竹片,值钱的金银珠宝都已经被盗走一空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不准拿起地上的一个竹片,把它点燃,又继续向深处走去。
天亮以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盗洞,赶紧报告了官府。
在官府来之前,当地有大胆的村民已经悄悄地溜了进入,可惜,里面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地的竹片,可能这玩意儿也不值钱,所以被盗墓贼们给扔到了地上。
官府的人过来以后,知道古墓中也没啥值钱东西了,也就草草的走了一个流程,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有人发现,这地上的竹子上写有文字,弄不好就是古代记事的竹简。
要不说“没文化真可怕”呢,这些竹简的价值,那可比金银大多了,只是这时盗墓贼们不识货,随手扔在了地上。
经过一番整理后,居然整整装了10大车的竹简,全部运到了衙门里。
当时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15年了,又刚刚消灭了东吴,天下一统,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听说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连忙组织朝廷里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
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的主人身份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统一了文字,因此,要想破解这些竹简中记载的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史官们的多年研究,终于从里面整理出来了75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10万字。其中有《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纪年》等等。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多年。
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内容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
因为它是记录在竹子上的,后人就称呼它为《竹书纪年》。
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写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共记录了89位帝王,跨越了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史学材料。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天下的百姓,他把除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都给烧掉了,而《竹书纪年》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陵墓里,因此躲过了秦始皇的一把大火。
也因为它是秦国以外,唯一保存下来他国史书,而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统治者的封禁,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
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居然又神奇的在民间出现了,不过,据后人考证,这是明朝人伪造的,我们把它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从西晋时期就已经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的文人在写书的时候进行了引用,我们何不从这些文章中一一的寻找,也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
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历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浩瀚的文章中提取了一部分的《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我们把它称为《古本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大量的内容还是失传了。
《竹书纪年》的颠覆性记载
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了史学界,那么,它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
从总体上来说,《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史记》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内容,不但与史记记载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其一: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是后世千百代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
但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看见没,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
尧老了,控制能力不行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地位,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并且不允许他和尧见面。
三观是不是碎了一地,这怎么可能?
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我们并没有留意,如果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很耐人寻味了。
《韩非子说疑》中记载: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是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都是一样的手段。
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记载:
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
注意,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又被舜给夺了去。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解释了《史记》中关于舜的身世的一些疑惑。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但是,到了舜这一代已经沦为平民,在普通人家长大,而尧却是黄帝的四世孙,俩人差了足足四辈。到了禹的时代,禹反而也是皇帝的四世孙。
这一点,曾经困惑了很多人。
如果舜真的是政变的发动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舜根本就不是黄帝的后人,只是在政变成功后为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为了混淆视听,他只能找一个比较远的亲戚。而禹,又成功的从舜手中夺回帝位,延续了黄帝一脉。
其二:后羿夺位
在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真的有一个叫“后羿”的人,不过他不是射日,而是夺位。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建立起来了,不过,他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命运多舛。
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于是,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就带领着军队攻打过去,夺取了王位,史称“太康失国”。
但是,后羿并没有自己当王,而是培植了一个傀儡“仲康”。后羿年老以后,被部落内部的人给杀掉了,后来,仲康的孙子少康发愤图强,又重新夺回了王位,史称“少康复国”。
这件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
其三:伊尹夺权
伊尹,被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
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
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可是,《竹书纪年》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大臣流放了国王,自己当了国王,7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仇人。
其四:共和执政
周厉王时代,因为种种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大家赶走了周厉王。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时周厉王的太子还小,于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执政。
14年后,周厉王的太子长大了,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他继位,是为周宣王。这段时间,被称为“共和执政”。
这段历史,在《史记》中有记载,对周公和召公俩人也是多加赞美,可是,《竹书纪年》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共国”,是一个“伯”爵,君主的名字叫“和”,他趁着周朝大乱,夺取了大权,这段历史,被称为是“共和”执政。
所谓的“共和”,其实是“共国的和”。
其五:二王并立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信褒姒,废了公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周幽王开了废嫡立庶的先例,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宜臼的姥爷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申国国君,为了给外孙出气,他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本来想教训一下周幽王,没想到事情搞大了,犬戎直接杀了周幽王,并在镐京内大肆掠夺。
申侯赶紧向各个诸侯国报信,卫国,秦国,晋国,郑国四国出兵赶走了犬戎。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以虢国为首的周朝大批贵族,都支持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新王,因为宜臼已经被废,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没有继位的资格了。
以申国为首的人坚定的支持宜臼继位,持有这个意见的,还有郑国,秦国,晋国。
于是,在西周的历史上变出现了两个王,分别是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携王姬余臣,史称“二王并立”。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整整持续了21年,直到晋国出手杀了周携王,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周平王为什么要东迁,绝不仅仅是因为镐京变成了废墟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宫殿被毁,重建就是了,周平王东迁,根本原因就是他在镐京待不下去,他的王位不被承认。
于是,公元前年,在郑国,秦国,卫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阳,东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也许就可以解开我们对《左传》和《春秋》的一个大疑问了。
我们知道,《左传》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很多人想当然的就以为,这个时间就是周平王东迁的时间,也就是春秋开始的时间。
但是,周幽王被杀的时候是鲁孝公在位,之后又经历了鲁惠公在位的46年,而这46年在鲁国的历史上被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作为礼仪大国鲁国,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4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猜测,鲁孝公和鲁惠公一定是支持周携王的,因为鲁国最注重宗法和礼法,他们是绝对不会支持一个废太子继位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周携王被晋国杀掉,并公开支持周平王,周平王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鲁国删掉了支持周携王的那段历史,直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年。
它和《史记》哪个更靠谱
《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司马迁写史记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并不是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有个人的见解。而且,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些书都被项羽烧完了,是司马迁又从民间搜集出来的,难免会有不全。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那可都是硬骨头,历史是什么样,我就记录什么样,你让我修改历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砍头,我也不会改,国君也拿史官没办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国时期的一个例子。
晋国大臣赵盾在桃园向晋灵公谏言,结果晋灵公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好逃了出去,半路上碰到弟弟赵穿,赵穿说:“你先不要走,等我的消息”。
赵穿把晋灵公给杀了以后,又迎接赵盾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史官在写史书的时候,写上“赵盾弑君”。赵盾赶紧解释,是我弟弟杀的,不是我杀的,史官说:“你是晋国大臣,国君被杀,你不去捉拿凶手,就是同谋,说你弑君一点也没错”。
赵盾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史官就这样记入史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权威的。但是,他的权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的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妤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还值得商榷。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说说的五大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夺权”,五个内容,全部都是围绕“夺权”展开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夺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夺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
探究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本史书,毕竟,史书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只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