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麟德
《分甘余话》为清代史料笔记，乃王士禛因康熙四十三年王五一案失察，罢刑部尚书，年逾古稀家居时所撰。他在《自序》中称：“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逾七袠。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眊，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分甘”分享甘美之味，亦以喻慈爱、友好、关切。《晋书·王羲之传》有右军与谢安弟谢万书：“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渔洋年事已高，有将此书作为遗泽，沾丐后昆之意。《分甘余话》凡4卷条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记见闻，谈学问，品评诗歌创作和阐释诗歌理论，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百花园中，花团锦簇，信手拈来，皆成锦绣文章。
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与王士禄（号西樵）、士祜（号东亭）并称“三王”。新城王士禄、士禛昆弟与兴化王仲儒（号西斋）、熹儒（号勿斋）昆弟素以伯仲称。《咸丰兴化县志·王熹儒传》称：“新城王文简父事贵一，与熹儒有胶漆之契焉”。王士禛为《勿斋集》撰序，为王熹儒《唐诗选评》撰序时，称“吾弟广陵勿斋”。在扬酬唱时称“寻昆弟之欢，甚乐也”。西斋称王士禄为“家兄西樵”，顺理成章。王士禛一生安富尊荣，高官显爵，文坛泰斗。顺治十五年成进士，历任扬州府推官、礼部主事、翰林院侍讲、刑部尚书等职。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朱王”。亦善古文，著作等身，均《四库总目》。仅史料笔记就有《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卒谥文简。任扬州府推官为其仕途伊始，这是极其良好的开端。扬州系东南文化名城，他礼贤名士，广交诗友，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衔人物，有“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之佳话，对红桥亦情有独钟，继前明红桥修禊之风流韵事，曾先后于康熙元年壬寅、康熙三年甲辰与名彦骚人在红桥行修禊之礼。不宁唯是，他还到“扬八属”遍访时彦，至兴邑请谒江淮著名诗人李沂（艾山），慕名访李长倩筑曼园，题《李氏曼园水亭诗》二首：其一，“君家亭榭好，渔浦在亭中。朝夕登临意，邈然江海同。当杯上明月，送客起樵风。疑有秦人在，言从世外逢”。其二，“苔藓山边路，玲珑岩洞深。朱华低冒水，碧竹散成林。香积栴檀气，溪流钟磬音。维摩犹示疾，方丈一披襟”。曼园主要景观有二：一为水亭，其一即写此亭。园中亭阁台榭俱佳，而此亭尤胜。渔人出入其中，若江海之邈远。明月之夜，设宴饯行，祝客一帆风顺。此处宛如世外桃源，隐者所居也。状曼园为世外桃源，实赞李氏诸彦映碧、长倩、艾山为隐士耳！一为苔藓山，其二即写此山。苔藓山为曼园最佳处，假山玲珑剔透，荷花冒池，碧竹成荫，溪流拍击发出钟磬之音。危楼佛堂，檀香阵阵，忧国忧民，推诚相与。题《李氏曼园水亭诗》载《咸丰兴化县志·舆地志·古迹》。渔洋在扬州任推官五年，不时行役，他对“扬八属”这一地区的掌故知之甚详。
《分甘余话》极富学术价值，文简所记，或作提示，或作品评，或作考证，或作批判。似识途老马，引领后昆，遨游太空，泛舟学海。
一、考证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墓在仪征仙人掌。《分甘余话卷一·柳永墓》称：“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仪真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余少在广陵有诗云：‘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诗题为《真州绝句》，还在“残月”二句下自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仪征古名真州，柳墓在仪真仙人掌。按柳永虽然写过令人倾倒的词作，如《雨霖铃（“寒蝉凄切”）》、《望海潮（“东南形胜”）》。“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古绝唱，脍炙人口。但他生前寂寞，死后凄凉，连在《宋史》立传的资格都没有。柳永卒葬地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其载于志乘者有：
①卒葬襄阳说，宋祝穆持此说。祝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成书于理宗赵昀时的《方舆胜览》，为南宋地理总志，但考订较疏，谬误自所难免。
②葬枣阳花山说，宋曾达臣、杨湜、元陈元靓持此说。曾在《独醒杂志》中记载：“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杨在《古今词话》、陈在《岁时广记》中均有记载，《岁时广记》卷十七引《古今词话》：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枣阳县花山。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独醒杂志》为随笔杂记，多述两宋轶闻，不作考证。作者惜乎年甫二十即夭折，由其子三聘编次成书，此说恐不可考。《岁时广记》虽罗列若干典故，但于小说杂书，多所证引，不足为训。襄、枣二说，仅以“吊柳会”地区风俗为证，虽富诗情画意，然似与话本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混为一谈，可信程度差。无怪乎《词林纪事》编者、清代张宗棣在柳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后按曰：“渔洋山人精华录：‘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今仪真西，地名仙人掌。与《独醒杂志》、《方舆胜览》所载柳葬处不合，俟更考之”。张宗棣是清代藏书颇富学者，他对《方舆胜览》中提出的襄阳说和《独醒杂志》中提出的枣阳说表示怀疑，适足以证明二说的不可信，并以文简所述证其不足信。
③卒润州、葬北固山下说，宋葛胜仲持此说。《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称柳永墓在丹徒境土山（即北固山）下，并附言：“永字耆卿，始名三变，好为淫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易名永登第。文康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云：王安礼守润，欲葬之，藁殡久无归者。朝请市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三变始就窀穸。近岁水军统制羊滋命军兵凿土，得柳墓志铭并一玉篦。及搜访摩本，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又云：‘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光绪五年重修《丹徒县志》卷，亦称“屯田郎中柳永墓”“在土山下”。北固山说仅为孤证，且附言疑谬甚多，《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柳永词赏析集》主编谢桃坊先生也怀疑其真实性。谢在《柳永事迹考述》中指出：“铭文‘止百余字可读’，而所引者实为六十二字。从铭文内容来看，所叙很连贯，不似有磨灭痕迹，而且类似小传，不似铭文。篆额称柳永为‘郎中’，而柳永以屯田员外郎终，未仕至郎中，也未被赠。南宋后期俞文豹《吹剑录》引东坡幕士语，称柳永为‘郎中’，当属一时偶误。铭文所述柳永仕历为泗州判、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这些完全与宋人记载不符，且竟不言柳永为睦州推官及屯田员外郎之事，而所谓‘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更与其事实不符。他是数见黜于仁宗，弄到改名后才得以转官的”。北固山说恐亦不足信。
④卒京口、葬真州说，宋叶梦得、清王士禛、沈德潜持此说。叶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于何处？叶梦得未提及，而五百五十多年后的王士禛在《分甘余话》中却提到了，在《真州绝句》中还又一次提到。柳墓在真州，不仅见诸王士禛之诗文，稍后于王士禛的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在《七律·过真州》中也写过：“晓风残月屯田墓”。王、沈所见略同，可见，柳墓在真州已为清代大多数学者所认定。柳永既殡润州，王和甫要葬他，又何必舍近求远，葬于真州？关于这一点，文简早就作出解释。《池北偶谈·谈异·柳耆卿墓》云：“仪征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录话》：‘柳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和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嗣后在《带经堂诗话》里也说：“柳七葬真州仙人掌，仆尝有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文简博学多识，交游甚广，他一直认定柳墓在真州，绝非臆造，何况府、县志均有记载。明《隆庆仪真县志·名迹考载》：“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清《嘉庆扬州府志·冢墓》亦载：“屯田员外郎柳耆卿墓在仪征县西七里近胥浦桥”。笔者曾两度去仪征胥浦考察，柳墓虽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存，然当地老人仍有这方面的记忆。
二、提示李清《南唐书合订》富有学术性。乡贤史学大儒李清鉴于史家素不以南唐为正统，“南唐在五季时，诸史等诸僭伪之列”，（《序》）迄至宋代，仍持此论。《宋史·世家传一·李煜》称：“江南伪主李煜，承奕世之遗基，据偏方而窃号”。乡贤著名史学家顾士吉《合订南唐书·序》曰：“南唐旧有马令、陆游诸纪，皆引喻失伦，芜秽不治”。王士禛在《分甘余话·卷一·先人著述应早付剞劂》中曾记载此书创作原委：“兴化李映碧清廷尉好著书，常以陆游、马令二家为经，别修《南唐书》，而以《江表志》、《钓矶立谈》诸书为纬，尊李氏为正统，其书颇可传。子木庵楠官御史大夫，延余门人嘉定张云章汉瞻专司雠校之役，荏苒数年，竟未剞劂，而木庵死矣”。李清怎样作《南唐书合订》的呢？他“折衷众家，以陆为正，而以马令群史附之。严其义例，校其讹舛，又仿小司马、二裴之意，而为之训诂”。（《序》）这就是说，李清除参酌陆游、马令原著外，博采南唐旧臣徐铉著《江南录》、郑文宝著《江表志》、史虚白著《钓矶立谈》，甚至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仿裴松之注《三国志》、裴骃著《史记集解》和司马光著《通鉴释例》，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辨为宗旨，对《南唐书》字句作解释，保存、增补、结集大量史料，该博详备，较原书文字为富。顾士吉既为李清至交，在该书序中曾以揣度的口吻写出李清撰著此书的深意：“南唐亡后六七百年，尝过秦淮，吊故唐宫阙，久矣邱墟，往来东都，问故里衣冠，孰为苗裔幸哉！李氏之血食，不在当日之江以南，而卧榻不存，风流尚在，作者其有深思乎！”顾士吉还列举了南唐烈祖李昪、中祖李璟、后祖李煜三朝之文治武功，顾士吉不愧为性情中人，《咸丰兴化县志》编纂者赞其“以名教是非为己任”，“笔劲有冰霜之气”，“洪承畴耳其名，欲题请重用，士吉薄洪晚节，绝不往谒”。（《文苑·本传》）他参与李清的学术活动，“尝与之讨论诸书，非但识其事，兼能举其辞”。（《序》）素慕李清风节，对李清的深意了如指掌，当为不忘胜国，追念南明。刘备建元章武，承汉献帝建安之统，已为史家所认同。而李清以南唐为正统，其意旨在证明南唐之于唐，犹南明之于明，一脉相承，无可非议。而清人修明史，在在以清廷为正统而蔑视南明，无怪乎乾隆抽阅《合订南唐书》后下令从《四库》撤出并毁板。《辞海·南唐书》条称：“清初李清有《南唐书合订》，合马、陆两书为一，未刊”。
三、对封建正统论痛下针砭。所谓正统，即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反之则称为僭窃、偏安，故有正闰即正统与非正统之别。《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称：“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受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历代学人由于立场不同，立论各异。马班史汉，以汉为正统。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故魏志前四卷称纪，蜀、吴两志有传无纪。对魏的君主称帝，叙入纪中；吴蜀则称主不称帝，叙入传中。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则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后世有关三国的传说和文学作品，经过综合熔裁和一定程度的虚构，再创作而成。为文学创作，七实三虚，不称正史。然此书有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尊刘为正统，汉贼不两立，关羽降汉不降曹，连乱世之奸雄曹操对正统均惧怕三分。当孙权上书劝正大位，曹操却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劝正大位，承正统，操辞曰：“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宁可让子孙当皇帝，自己也不当皇帝。正统与非正统实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不涉及道义。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北宋立论，以三国魏为正位，蜀为闰位；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紫阳纲目》）为南宋立论，则以蜀为正位，魏为闰位。所以有诗家指出：“休争正统与偏安，国贼曹操论不刊”。（吕志伊：《读史感赋》）劝君不必喋喋不休争论正闰，承汉大统的曹操为国贼却是不可改变的言论。所以，文简笔锋直指司马光，言其拘泥于正闰而褒贬失实，贻笑千秋。《分甘余话卷二·通鉴书法之失》：“忠武侯讨魏，《通鉴》以‘寇’书，千古公愤。故元人杨奂诗曰：‘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余读《通鉴》至后唐庄宗欲讨伪梁，亦以‘谋入寇’书，不禁发指，亦题一诗曰：‘一代清流尽丧亡，纥干山雀可怜伤。温公书法凭谁问，又说河东欲寇梁’”。武侯伐魏，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成定论，伐魏与入寇何啻天壤？纥干山雀指代朱温，朱温原为黄巢部将，降唐后赐名全忠，非但不忠，而且集不仁、不义和无德、无赖、无耻于一身。唐僖宗虽给以高官厚禄，仍怙恶不悛，丧心病狂地埋葬李唐王朝，迫昭宗东迁洛阳，帝与左右皆哭，相语曰：“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旋尽杀诸宦官，弑昭宗，将八个皇子“悉缢杀之，投尸池中”。（《资治通鉴》卷）后自立为帝，国号梁。无怪朱温的哥哥朱全昱酒醉时曾骂他“朱三，汝砀山一民，何故灭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称王称朕”。（《五代史·梁书·列传第二》）朱温与后唐太祖李克用、庄宗李存勖父子长期征战，后唐讨梁，名正言顺，吊民伐罪，何寇之有？司马温公《通鉴》书法之失，不亦谬乎！
四、对“广陵五宗”之宗元鼎诗品评恰如其分。“广陵五宗”为清初广陵诗坛上五位诗人，宗氏昆仲、大小阮五位吟家——宗元鼎及其弟宗观、宗元豫、从子之瑾、之瑜是也，元鼎系名噪江左之执牛耳者。性喜恬澹，绝烦嚣。杭州学者钱林在《文献征存录》称其“乡居未尝至柴门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门，不则数月兀坐草堂而已”。一生酷嗜梅花，七岁即作咏梅诗，堂前古梅被称宗郎梅，明末清初兴化人，后迁居江都宜陵之南，隐居不仕，力耕而食。所居东原草堂名新柳堂，有芙蓉别业，相传为谢安旧址。康熙十二年，浙江名画师王耆为宗元鼎作《芙蓉别业图》，慕名前来瞻仰者踵至，一时若周亮工、曹溶、王士禄兄弟、邹祗谟等名流，皆不远千里，至其庐而访其人，叹为南阳高士。元鼎不特搦管作诗文，亦擅丹青。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他“工画着色山水”。明末清初之际，诗坛或尚“七子”，或宗钟（惺）谭（元春），然元鼎既不主张复古，亦不崇尚“深幽孤峭”的风格，而是“少宗晚唐，中年仰攀初盛，风格一变，古文、诗余、制艺亦工”。（《咸丰兴化县志·文苑本传》）诗尚温、李，风调绮丽。《分甘余话卷二·宗元鼎诗》云：“余门人广陵宗梅岑，名元鼎，居东原，其诗本《才调集》，风华婉媚，自成一家。尝题吴江顾樵小画寄余京师云：‘青山野寺红枫树，黄草人家白酒刍。日暮江南堪画处，数声渔笛起汀洲’。余赋绝句报之云：‘东原佳句红枫树，付与丹青顾恺之。把玩居然成两绝，诗中有画画中诗’”。文简评其诗取法晚唐，宗尚温、李，题材偏重闺怨别情，风格以秾丽宏敞为宗，与《咸丰兴化县志》编纂者刘熙载、陈广德等所云不谋而合。文简赞其诗画兼工，诗与画相通、相助，用笔描绘出景色，更能用语言表达出情景，既为丹青妙手，亦为吟哦巨匠。议者谓梅岑此诗可与元末名家倪瓒（云林）之诗画媲美，意境幽淡萧瑟，神思散朗，格调高古。吟家称梅岑取法晚唐，一如温、李之偏重别情闺怨，风格尚秾艳，确是的评！
《分甘余话》问世后，虽击节称赏者多，但亦有不尽如人意处。从贬左良玉为贼至过于压抑、贬损柳敬亭，使《分甘余话》的学术价值受到影响，令人深为惋惜！贬左损柳，不能不算是《分甘余话》这块拱璧上显眼的瑕疵。
《分甘余话卷二·柳敬亭》称：“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作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者，善说评话，良玉死，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余曾识柳于金陵，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而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岕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
柳敬亭何许人？明季泰州旧城南门外打鱼湾人，约生于明万历间，卒于康熙十年之后，享年八十余岁，后不知所终。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梅村为其作传并撰《敬亭像赞》称其“颀而立，黔而泽，奇丑面麻”，盖此公身高、额广、肤黑、面麻、髯美、貌丑，然尽得说话人之神韵，伶牙俐齿，眉目传情，以演说《隋唐》、《水浒》而“倾动于市”。明清小品散文大家张岱在《柳敬亭说书》中也赞他“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黄宗羲《柳敬亭传》称：“使人闻之，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神飞色动，令人陶醉，为之倾倒。柳成名后浪迹江湖，四海为家，辗转于苏、杭、宁、扬、淮献艺，晚岁北上京华，从达官显宦游。客宁时，东阁大学士何如宠、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范景文待之若上宾。与《板桥杂记》著者余怀（号曼翁）、《变雅堂集》作者杜浚（字于皇）为友，与东林、复社诸君子亦相过从。与宁南侯左良玉情深谊厚，崇祯季年入左军中彼此相见恨晚，不愿为官却参与机密，草拟文稿，所绘《左宁南军中说剑图》遍延名家若钱谦益、王猷定、陈维崧、冒丹书等题咏，堪称稀世之宝。左帅兴师讨马阮以清君侧，兵次九江，呕血数升，暴卒帷幄。柳若丧考妣，昼哭夜泣，柩前设祭。疾首痛心，泣尽继之以血。老友话及知己之丧，辄“偷声暗泣，咨嗟涕洟于恩门不置”。（夏荃：《退庵笔记卷七·柳敬亭》）
评骘柳敬亭，必先评定左良玉，特别是晚岁清君侧的左良玉。良玉一武夫耳！以骁勇善战为督师侯恂（侯方域之父）所识拔，以战功封侯伯，而左良玉专横跋扈，刚愎自用，军纪败坏，拥兵自重皆毋庸置疑，但南渡后马士英、阮大铖拥戴福王建弘光朝以令诸侯，祸国殃民，置外患、内乱于不顾。左良玉率兵清君侧，无可厚非。诚如道光年间泰州学者夏荃所分析的那样：“当南渡仓皇，士英等拥戴福王，推其心岂真为社稷计，为仇雠计乎？不过欲乘乱窃取富贵耳。福王抗颜承制，毫不以君父大仇为念，唯事征歌选色，夜以继日，渠亦知大势已去，无久享理，只好学信陵饮醇近妇，且图眼前受用。士英既窃取富贵矣，又欲大快其恩怨，罗织正人，结连死党奸邪，如阮大铖，命以蟒玉巡江三军，夺气东南，事尚可问乎？宁南当思陵朝开藩专阃久矣。杀贼有大功，拥戴后不失臣节，未闻其有不轨之谋也”。“况其时有太子王之明之事，闻者寒心，宁南为思陵旧臣，能默然乎？今读其《请诛马阮疏》及《除君侧奸恶檄》，皆欲甘心于马阮，略无指斥君上之辞，且所指陈，情真事实，至今令人发指”。夏退庵为左帅作辩词，先分析马、阮之罪恶目的，继指出弘光之沉湎于酒色，后揭示党争激烈。作为前朝宿将的左帅岂能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举兵前颁告天下的《疏》、《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清君侧得道、得人心，非犯上之举。弘光之亡，罪在马、阮而不在左。“马、阮罪浮于良玉，则良玉之罪可逭，彼马阮者居中以制，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势不可与争锋”。“而良玉苦无所挟，反兵而斗，虽身犯不韪而不辞，卒以愤死”。纵观左帅一生，不特战功赫赫，而且为性情中人。他“感侯司徒恩，终身执礼，如偏校时，其人盖一血性男子也。不忍负旧帅，独忍负朝廷乎？”（《柳敬亭》）左帅清君侧，虽可目之为义举，然战略失策却无法推卸，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左良玉一生功过互见而功大于过。褒左，则柳敬亭自不待言，柳敬亭是一位德艺双馨的爱国艺人，评话一代宗师。
然而，顺治十六年在扬州府任推官历官至大司寇的王渔洋却彻底否定左良玉与柳敬亭，“丑诋左良玉为贼，目其幕客柳敬亭为左党，深尤明季诸老为良玉左袒，并贬柳老技，谓与市井无异”。（《柳敬亭》）诋左为贼，夏退庵斥之曰：“周内”，即周纳，罗织罪状，陷人于罪。贬柳“尤谬”。“敬亭热肠侠骨，求之士夫中不可多得。故当时通侯上相、东林诸君子极重之。”“技即工，果足以尽柳老哉”？言外之意，柳老品高志洁，远超江湖艺人之上，岂可以演技衡之。
王渔洋为什么要诋诬左、柳，“抹宁南兼抹敬亭”？夏退庵真切地说：“渔洋官扬州司李时，年甚少，华胄早达，负其才气，凌铄一时，何有于柳老？而柳老周旋明季诸贤最久，迹其生平，长揖公侯，平视卿相，无丝毫媕娿，又何肯为渔洋下”？渔洋少年气盛而咄咄逼人，敬亭老自矜持而登山小鲁，于是各不相能，并为参商。退庵称“此情事之逼真者”。（《柳敬亭》）言之凿凿，谅非虚语。文简意气用事，未免失之于偏颇。综览明清志乘稗野及史料笔记，柳敬亭当褒不当贬。
不佞对《分甘余话》的抑扬褒贬乃一孔之见，是否有当，幸高明裁之。
主编：潘瑞凯
责任编辑：徐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