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史”，包括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艰苦的四个时代：战国时代、三国时代、大分裂和小分裂时代。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价值极高。
清代顾炎武曾评价《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只是首先作为一个政治家，司马光为什么花费几乎一生的精力来修《资治通鉴》呢？
资治通鉴手稿勤奋好学的宋仁宗需要《资治通鉴》
治平四年（年），宋英宗逝世，年轻的宋神宗继位，这个年轻的皇帝是个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壮志雄心，非常想把大宋王朝带上新的高度，也希望自己的帝国能长治久安。受宋英宗的影响，宋仁宗非常爱读历史。
他请司马光为自己讲读《通志》（资治通鉴的前身，可理解为简单版本资治通鉴），在说“三家分晋”的历史，司马光说，当年周王朝虽然衰弱的不行，但各诸侯国仍然尊重周王朝国王，周王朝仍然可以号令天下，直到周王朝第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他干了件傻事，当时晋国赵魏韩三家族，瓜分晋国国土，请求分封，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为诸侯国国君，让他们从不合法变成了合法。
这简直无法理解，威烈王破坏维护自己统治的礼仪纲纪，从此，再没有诸侯国听命周王朝了，这简直是自废武功啊。
仁宗非常受触动，觉得历史经验真的太重要了，于是赐名《资治通鉴》，意思是一部对治理国家特别有帮助的中国通史，可将此书作为反省和启示之用。
政治环境促使《资治通鉴》的形成
宋神宗有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望，但现实很骨感，财政钱虽多，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因为打不过人家。自家兵将虽多，但狗熊一窝，可是还得工资，而且罪犯和难民也要编入厢军养起来，要不然社会不稳定，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因为赵家就是依靠文官统治的。
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确实着急，每天一睁眼一闭眼，都是缺钱。
于是宋神宗大刀阔斧的要改革，启用王安石，但司马光坚决反对他老板的改革思想，他不想改革，他崇尚古法，非常固执的维护现状。
司马光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人，也认为历史能带来社会价值，社会能从历史找到解决办法，也能从历史总结失败的教训。于是他一直有修历史书的想法，也一直陆陆续续在做修史书的工作。
既然皇帝爱看史书，他就有修书的动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虽然基本客观的写史，但是喜欢在史书章节末端里，呈现一个“臣光曰”，就是臣司马光想说的点评，时不时夹杂着他尊古法，不可变的观点。
《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和皇帝表明，正是威烈王，不尊礼教纲纪，才落得国破家亡，严格崇尚古法，才能兴盛，而现在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破坏礼教纲纪，非常危险。
所以司马光有《资治通鉴》的政治诉求。
司马光官场失意，理想未泯，退而著书
还是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宋神宗非常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大受鼓舞，激烈碰撞固有利益集团，甚至有些政策执行偏激，甚至偏离本意，害苦了百姓，但王安石不管，实行政治正确，只要对改革但凡说一个“不”的，都统统进行打击，罢官，毕竟有皇帝大招牌顶着呢。
司马光就是受害者，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老对手了，两人都是偏执固执的人，一个是为变法不择手段，另一个为废除变法，都病危了，还要爬起来骂人。
总之，王安石的得意时，正是司马光失势时，几经波折，司马光终于在“熙宁五年”在洛阳落脚，做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官。
司马光虽然被罢官了，但是理想一直都在，既然朝堂上失败了，那就换个“退而著书”的方式。
古代文人有个好习惯，就是习惯“退而著书”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但理想还未实现，于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著书，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价值能被发现。
写什么书？当然是史书，司马光在洛阳安心修书，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这期间闭门修书，绝口不谈政治。但似乎一切又是为了政治，为了政治做起了史官。
《资治通鉴》这篇鸿篇巨制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完稿，共有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王安石（左）与司马光（右）
总之，《资治通鉴》政治为因，文人习惯而起，最终因理想而成。
司马光回到宰相位置，基本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彻底废除王安石变法，他曾经说过：“恶法不除，死不瞑目。”只是他最终让王安石死不瞑目。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王安石最得意的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废除。消息传到王安石那里，王安石老泪纵横。这是他和宋神宗（宋神宗此时已逝）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非常周全。
王安石于一0八六年五月去世，司马光同年十月去世，王安石变法变成了一场短暂的风波，似乎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是，四十一后，发生靖康之变，北宋被金朝灭亡。
唯一留下的，只有这部《资治通鉴》鸿篇巨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