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史”,包括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艰苦的四个时代:战国时代、三国时代、大分裂和小分裂时代。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价值极高。
清代顾炎武曾评价《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只是首先作为一个政治家,司马光为什么花费几乎一生的精力来修《资治通鉴》呢?
资治通鉴手稿勤奋好学的宋仁宗需要《资治通鉴》
治平四年(年),宋英宗逝世,年轻的宋神宗继位,这个年轻的皇帝是个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壮志雄心,非常想把大宋王朝带上新的高度,也希望自己的帝国能长治久安。受宋英宗的影响,宋仁宗非常爱读历史。
他请司马光为自己讲读《通志》(资治通鉴的前身,可理解为简单版本资治通鉴),在说“三家分晋”的历史,司马光说,当年周王朝虽然衰弱的不行,但各诸侯国仍然尊重周王朝国王,周王朝仍然可以号令天下,直到周王朝第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他干了件傻事,当时晋国赵魏韩三家族,瓜分晋国国土,请求分封,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为诸侯国国君,让他们从不合法变成了合法。
这简直无法理解,威烈王破坏维护自己统治的礼仪纲纪,从此,再没有诸侯国听命周王朝了,这简直是自废武功啊。
仁宗非常受触动,觉得历史经验真的太重要了,于是赐名《资治通鉴》,意思是一部对治理国家特别有帮助的中国通史,可将此书作为反省和启示之用。
政治环境促使《资治通鉴》的形成
宋神宗有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望,但现实很骨感,财政钱虽多,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因为打不过人家。自家兵将虽多,但狗熊一窝,可是还得工资,而且罪犯和难民也要编入厢军养起来,要不然社会不稳定,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因为赵家就是依靠文官统治的。
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确实着急,每天一睁眼一闭眼,都是缺钱。
于是宋神宗大刀阔斧的要改革,启用王安石,但司马光坚决反对他老板的改革思想,他不想改革,他崇尚古法,非常固执的维护现状。
司马光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人,也认为历史能带来社会价值,社会能从历史找到解决办法,也能从历史总结失败的教训。于是他一直有修历史书的想法,也一直陆陆续续在做修史书的工作。
既然皇帝爱看史书,他就有修书的动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虽然基本客观的写史,但是喜欢在史书章节末端里,呈现一个“臣光曰”,就是臣司马光想说的点评,时不时夹杂着他尊古法,不可变的观点。
《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和皇帝表明,正是威烈王,不尊礼教纲纪,才落得国破家亡,严格崇尚古法,才能兴盛,而现在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破坏礼教纲纪,非常危险。
所以司马光有《资治通鉴》的政治诉求。
司马光官场失意,理想未泯,退而著书
还是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宋神宗非常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大受鼓舞,激烈碰撞固有利益集团,甚至有些政策执行偏激,甚至偏离本意,害苦了百姓,但王安石不管,实行政治正确,只要对改革但凡说一个“不”的,都统统进行打击,罢官,毕竟有皇帝大招牌顶着呢。
司马光就是受害者,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老对手了,两人都是偏执固执的人,一个是为变法不择手段,另一个为废除变法,都病危了,还要爬起来骂人。
总之,王安石的得意时,正是司马光失势时,几经波折,司马光终于在“熙宁五年”在洛阳落脚,做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官。
司马光虽然被罢官了,但是理想一直都在,既然朝堂上失败了,那就换个“退而著书”的方式。
古代文人有个好习惯,就是习惯“退而著书”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但理想还未实现,于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著书,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价值能被发现。
写什么书?当然是史书,司马光在洛阳安心修书,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这期间闭门修书,绝口不谈政治。但似乎一切又是为了政治,为了政治做起了史官。
《资治通鉴》这篇鸿篇巨制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完稿,共有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王安石(左)与司马光(右)
总之,《资治通鉴》政治为因,文人习惯而起,最终因理想而成。
司马光回到宰相位置,基本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彻底废除王安石变法,他曾经说过:“恶法不除,死不瞑目。”只是他最终让王安石死不瞑目。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王安石最得意的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废除。消息传到王安石那里,王安石老泪纵横。这是他和宋神宗(宋神宗此时已逝)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非常周全。
王安石于一0八六年五月去世,司马光同年十月去世,王安石变法变成了一场短暂的风波,似乎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是,四十一后,发生靖康之变,北宋被金朝灭亡。
唯一留下的,只有这部《资治通鉴》鸿篇巨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