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的历程与格调

每次我在写作课上向学生提出“何为散文”这个问题的时候,刚刚结束中学生涯的年轻大学生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就是形散神不散的文章。

这个时候我就会反问大家:那么,《左传》里的文章,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算不算散文?先秦诸子的文章,比如《孟子》《荀子》《韩非子》里面的文章算不算散文?还有历史典籍,比如《史记》《汉书》《三国志》里的文章算不算散文?如果你觉得我以上提到的都是大部头著作,文体定义还有待商榷,那么我们来看看单篇的文章,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这些文章算不算散文?这些文章,在形式上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可以说是神形兼备,哪里来的形散呢?

甚至在进入白话文时代之后,中国现当代作家之中也不乏散文名家。那些用白话文写成的散文名篇也大多结构分明,气息连贯,和我们日常口语所说的“零散”“散乱”毫无关系。

所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关于散文的定义,“形散神不散”之说虽然流传甚广,却是一个望文生义的想当然的说法。

实际上,要一句话说清楚究竟什么是散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从古到今,中国散文的概念一直在随着它的应用发展而动态变化。

在中国古代,“散文”其实并不是一个文体概念,而是一个语言概念。散文是和韵文相对立的语言概念。韵文,简单来说就是讲究声韵和对仗的语言。散文就反过来,是在声韵和对仗上没有要求的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能够形成书面文字的散文虽然没有声韵和对仗上的要求,但不等同于语言上没有要求,至少要能够写成文言文。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低门槛的要求。很多人误以为把文言词汇用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连缀成句,再加上一些“焉”“哉”“乎”“也”的语气词,就可以叫作文言文。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文言文有自己独立的文法规则,和日常口语大相径庭。古人要能够写出通顺流畅的文言散文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专门训练的,今天能够写合格的文言散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关于古代的散文和韵文,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表达人生苦短、光阴易逝这样的意思,不同的作家在语言上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诗经·曹风·蜉蝣》)

《诗经》这个是韵文的写法。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战国·庄子《庄子·逍遥游》)

《庄子》这个是散文的写法。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宋·苏轼《前赤壁赋》)

苏轼这个是骈散结合的写法。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国古代散文,会包含古人经史子集里各种各样的文章,经部文献、先秦子书、历史典籍,甚至诰命、奏表、策论、碑志、序言、书信、笔记等这些在今天可以被归入应用文的文章。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散文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语言素材。《文心雕龙》所谓:“有韵曰文(韵文),无韵曰笔(散文)。”人们用不同的语言素材来写作各种各样的文体。这就像我们盖房子,需要用到不同的建筑材料,可以是木材,或者是钢筋混凝土,又或者是多种材料并用。如果把散文比作建筑,至少在中国古代,它对应的不是某一种风格的建筑,而是某一种建筑材料。

中国古人用散文这种语言素材写作文章,形成传统,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先秦至汉代的经部文献,以及产生于这个时期而被后世追认的经部文献。如《尚书》、《春秋》经传、三礼、《论语》等。

二、先秦至汉代的子书。如《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淮南子》等。

三、汉代史籍著作。如《史记》《汉书》《吴越春秋》等。

四、唐宋古文运动兴起以来,唐宋古文家的散文作品,如我们熟悉的唐宋八大家的作品。

五、明清小品文,如陈继儒、金圣叹、张岱、李渔等人的作品。

六、清代至民国桐城派古文。如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林纾等人的作品。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文学史的小知识。今天我们习惯把“古文”这个概念等同于“古代的散文”,这个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在古文运动兴起的唐宋时期,那个时候所谓的“古文”,其实是行文格调高古的古代文章,既包含散文,也包含韵文。比如说汉代司马相如的赋,文体上是韵文,但是写得格调高古,也属于“古文”的范畴。和“古文”相对立的概念其实是“时文”。时文主要是指用于科举考试的应试文章,也包含散文和韵文。不同之处在于,时文受制于规则和时间,在技术上很难自由发挥,格调上也乏善可陈。这两者的差别,类似于我们今天观念中古代诗文名篇和高考作文的区别。

清代桐城派古文兴起,影响力巨大。由于桐城派古文主要宗法的对象是司马迁的《史记》,在写作上主要用力的方向是记叙类文言散文,所以在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下,“古文”的概念逐渐开始和现代散文的概念产生比较大的交集。

但这种交集现象带有一定偶然性。现代中国人观念中的散文,尤其是现代白话散文,在文体功能上其实并不是中国古代作为语言素材的散文,而是来自西方近现代的随笔散文(Essay)。这是一种兼含记叙和议论功能的文体,大体上是指篇幅相对短小(相对长篇小说或长篇学术著作等大部头作品而言)、以记录真实经历或真实思考为主要内容(相对小说、戏剧的虚构性)、语言通俗流畅接近口语(相对诗歌的修辞繁复)的单篇文字作品。

这种随笔散文在欧洲近现代兴起,主要是因为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下,现代印刷技术和现代传媒体系得到了普及。报纸杂志的兴起为随笔散文提供了传播载体,并直接带动了这种文体的发展。

传播方式的差别带来了随笔散文和古代散文之间最核心的差别。我们今天读散文,习惯读成名作家合集出版的散文集。但在更早的时候,随笔散文主要是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和读者见面。我前面讲到,随笔散文这种文体,篇幅短小、内容相对真实、语言通俗流畅,这几个特点实际上就是由报纸杂志的传播特点决定的。

中国现代散文的文体观念虽然主体上是跟随西方而来,但更深层的原因并不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是因为中国紧跟时代的浪潮迈入了工业时代。

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超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古代散文在写作技法和文学格调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现代随笔散文的写作。经部文献的古质洁雅,先秦诸子的取象譬喻,史籍传记的伏线跌宕,韩潮苏海的铿锵奔涌,晚明小品的活泼俏皮,桐城古文的经营安排……这些精彩的写作手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白话散文写作之中依然被广泛而灵活地运用着。

中国古代散文为今人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并没有限制现当代作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自由发挥。在最近短短一百年的时间中,中国产生了像梁启超、鲁迅、张爱玲这样在白话散文写作上开创性极强的大作家,他们在结构形式和语言感染力上极大地拓宽了现代汉语散文表达的可能性,他们的文学创造能力丝毫不逊色于古人。一直到当代,像史铁生、王小波、李娟这样真诚的作家,依然在散文写作领域树立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

尽管中国散文在古代和现代都取得过非凡的成就,但是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我们又不可回避地碰到了散文写作的困境。简而言之,在写作上章法讲究、语言洗练的散文作品越来越少见。对于这样的现状,我也曾经在心里感到叹惋。那种感觉就像李安导演的电影《饮食男女》里,大厨朱老先生叹息着传统餐饮的没落:“人心糙了,吃什么都一个味儿。”

不过,随着生活体验的加深,现在的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看法。

随笔散文在纸质媒体发达的时代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普遍欢迎,是因为这种文体能够在短小的篇幅内承载比较具体(相对诗歌内涵的不确定性)、高效(相对小说叙事的烦冗)、富有阅读趣味(相对学术论文的枯燥)的信息。这是现代散文兴盛的核心原因。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超高速发展,我们今天日常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被更加具体、更加高效、趣味更加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大量取代,比如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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