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的产生与发展：与文学自觉的过程同步
从现存资料来看，作为文体的序应产生于汉代，但其源头可能很早。刘勰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刘勰这样说，大概是因为《易》中有《序卦》的缘故。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中总结序的产生过程时说：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有后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
钱穆说：“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以上所提及的这些篇章，还处在序的前期状态，不是后世意义的序，但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和创作实践，它们影响了后世序文的产生，这是肯定的。这里面，对序的产生和创作产生直接而巨大影响的是《毛诗序》。《毛诗序》的作者和产生时代虽有很多争论，但一般认为其主体内容应产生于汉初。在它的影响下，序文在西汉陆续有所创作，最早自觉地以序来说明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创作意图的应该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小序”条说：
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对大序而名之也。汉班固云：“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书序具存，决非孔子所作，盖由后人妄探作者之意而为之，故多穿凿附会，依阿简略，甚或与经相戾，而鲜有发明。独司马迁以下诸儒，著书自为之序，然后己意了然而无误耳。
太史公的《自序》，标志着真正意义的序文的产生，此后，为文而有序，逐渐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不过，随着人们创作意识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序文的创作也有一个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大体而言，先有子史书序，后有赋序，诗序最后产生，这大体与文学的自觉过程相对应。
（一）子史书序：
自司马迁的《史记·自序》产生，此后的子史著作便大多有序，如《淮南子·要略》、扬雄《法言序》等。时至东汉，子史著作有序的现象更加普遍，如《论衡·自纪篇》《潜夫论·叙录》《汉书·叙传》《汉纪序》等，而且，随着著述意识的增强，著述目的更加明确。
（二）赋序：
从现存资料看，赋序的产生似乎较早，但西汉的赋序都不可信，可以说，西汉序文的创作，仅限于子史著作，在单篇的文章中，尚未见序的创作，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序》，乃后人以臆补缀；扬雄的《甘泉赋序》《河东赋序》《羽猎赋序》《长杨赋序》等，又都是截取本人传记中叙述创作缘由的段落，而不是作者有意创作的序文。东汉时期赋序开始大量出现，如桓谭《仙赋序》、冯衍《显志赋序》、班固《两都赋序》、傅毅《舞赋序》、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等，可以说，此时的赋序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地。
（三）诗序：
《毛诗序》虽然产生很早，并对后世序的产生有巨大影响，但它仅是当时解经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序。西汉韦孟的《讽谏诗序》，是史传中对本诗创作缘起的叙说，非自作之序。东汉时期的诗序虽有流传，但可靠者较少。如张衡的《四愁诗序》和《怨诗序》都不可靠，逯钦立已辨其伪，而《孔雀东南飞序》则不仅有争议，即使按其最早的时间，也已是建安年间了，可见此时诗序的创作尚在起始阶段。
序文的产生，意味着创作意识的明确，而诗赋序文的产生，则意味着文学观念的逐渐明晰和文学创作的自觉。汉代是序文产生和成熟的时期，其中最值得注意并具有标志意义的是《毛诗序》和《两都赋序》。如果说《毛诗序》是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美学观念的总结并标志着文学观念的初步自觉的话，那么班固的《两都赋序》则是当代文学发展和文学功能的总结，他所提出的“赋者，古诗之流也”，文艺可以“润色鸿业”以及辞赋创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说是当时文人自觉运用文艺手段为国家政治和百姓教化服务的宣言。
汉代人对于文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用的这种认识，既有文化传承的深层原因，又与汉代因经学昌炽而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因为汉代的许多文学观念，就直接来源于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与阐释。同时，统治者也自觉地利用文艺来巩固国家政权，润色鸿业。尽管汉代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对其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偏颇，但毕竟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展开思考和探索，这就为文学的自觉准备了观念基础和思想条件。
二、曹植的序文创作：魏晋文学自觉之力证
汉末建安时期，作为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序文的创作大为增加，特别是作为建安文坛领袖的曹丕、曹植兄弟，尤为典型。从现存作品来看，曹丕有赋序15篇，诗序三篇，此外还有《典论·自叙》。若考虑到作品的残缺和散佚，其实际数目当远不止此。曹植的序文数量更多，仅现存的就有6篇，此外，《责躬诗表》《卞太后诔表》虽称为表，但无论从其内容，在文章中的位置、作用，还是表达方式，都是实际上的序。特别是《卞太后诔表》，除开头和结尾有表所应有的套语外，其余与《武帝诔序》《文帝诔序》完全相同。这样一来，曹植的序文就有8篇。在这些序文中，赋序有17篇，诗序5篇，诔序5篇，颂序4篇，哀辞序篇，赞序2篇，文集序1篇，铭序1篇，可见曹植对序文的创作有明确的意识和目的并形成了习惯。
曹植的作品大量残缺和散佚，如其现存的辞赋，除《七启》《洛神赋》等少数几篇外，全是残篇，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则曹植的序文总有五六十篇，可见数量之大。这些序文是曹植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更重要的是，它们是魏晋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之一，所以值得我们做专门研究。
曹植的序与前人相比，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刻：
序的基本功能是说明作品的创作缘起和作品的主旨，也就是明确作品的产生语境，让受话人在接受作品时有更明确的指向性，从而使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更加有利于作品价值的实现。但在序文的实际演变中，随着语境的变化及说话人个性的不同，其内容和功能呈现出丰富和多样的特点，特别是魏晋以后的序文，而曹植的序文，在这方面有标志性的意义。总括起来，其序文在内容上主要有如下特点：
1、叙录史实，有助于作者生平及作品创作情况的考订。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作家，在由两汉文学向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转变中处于枢纽地位，但曹植的生平资料保存下来的却非常之少，以至于曹植生平经历中的许多环节不明朗，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作品的解读和接受。曹植的有些序文记录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及有关史实，为人们了解他的生平和作品创作情况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不足。
如《迁都赋序》：“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此序虽有残缺，但人们由此可以知道，曹植生平爵号屡易，共有八个封号：平原侯、临淄侯、安乡侯、鄄城侯（王）、雍丘王、浚仪王、东阿王、陈王，但真正就国居住过的只有三个地方，即鄄城、雍丘、东阿。弄清楚这一点，有关作品创作时间和地点的许多问题就可涣然冰释。由此人们也可以知道，曹魏时期诸侯王封号与实际居住地经常不一致，这可以解决作品理解上的许多实际问题。
如黄初四年曹彪封号是吴王，何以曹植在《赠白马王彪序》中称之为“白马王”，因为此时曹彪仍居白马，白马与鄄城同属兖州东郡，故可同路东归。这样，围绕这个问题所产生的争论也就很容易解决了。此外，根据曹植“连遇瘠土，衣食不继”的话，我们又可以知道曹植改封东阿前的诸侯王生活比较困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备受压抑，但肯定不至于“衣食不继”，这看他的《社颂序》便知：“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瘠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无所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按：即东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此序一则说“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一则又说“块然守空，饥寒备尝”，曹植的话显然有些虚夸。他黄初及太和初年的物质生活与以前相比可能有些艰窘，但绝不会如他所说是“饥寒备尝”。从此序又可知道，曹植初就国之地在鄄城而不在临淄。
再如《离思赋序》记曹操建安十六年西征马超，太子留守，曹植随征。《东征赋序》记曹操建安十九年东征孙权，曹植典禁兵卫宫省。这些都有助于对曹植生平和作品的了解。曹植有些序文记录了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及创作缘由，成为人们解读作品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资料。
如《洛神赋序》：“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这篇序文，引起了后人许多争论。有人说黄初三年史料无诸侯朝京师的记载，有人考证黄初三年曹丕不在洛阳，故无朝觐之事，都认为“黄初三年”有误。而实际上，所谓“余朝京师”不过是隐讳的说法，真实的情况是，黄初二年，曹植又一次获罪朝廷，获罪的缘由是曹植派人去邺城私祭父亲，却被仓辑、王机等人诬告为私祭甄后，曹植被召至洛阳，“待罪南宫”，等到事情弄清楚，曹植便于黄初三年春天回归封国，途中经过洛川，有感于甄后的不幸以及关于洛水的神话传说，于是创作了《洛神赋》，故而“黄初三年”不误。弄清了这一点，对解读《洛神赋》是至为关键的。
2、叙论文学发展现象，评价作家作品，表达自己的文艺观点和审美趣味。曹植通过序文，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思考和认识以及自己的文学观点和审美情趣，真正体现了汉末建安时期文学的自觉。如《七启序》：“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可知曹植曾经对古代作家、作品做过分类的比较、鉴别工作，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再如《鼙舞歌序》：
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
曹植的这篇序，成为后世研究乐府文学史的珍贵资料，人们不仅可以由此窥见乐府文学在建安时期的发展演变，而且可以考知曹植本人的乐府诗创作情况。更重要的是，人们从中知道建安作家，特别是曹氏父子依旧曲作新歌的事实，其文学史意义甚大。《画赞序》则阐说了文艺感发人心、教化百姓的政治道德功能，体现了曹植文艺观的一个侧面。自然，这并非是曹植的全部文学主张，更主要的是指出了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事实。《前录自序》是曹植为自己前期的赋集所作的序，虽然严重残缺，但仍可以反映出他的创作标准和审美趣味，反映了曹植在辞赋创作上的审美追求。
、体现了曹植的美学追求：雅、情、美。汉末建安时期，中国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在文学创作上也就有了明确的美学追求，这一点，在作为建安文学代表的丕、植兄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曹丕不仅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而且有《典论·论文》这样的文学宣言。而曹植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追求则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他的序文便多方面地反映了他的美学观念。
第一，追求雅正。“与雅颂争流”是曹植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内容雅正是保证作品有较高价值的前提条件之一。若内容不雅徒有华藻即会陷入肤浅，甚至陷入虚词滥说。《酒赋序》说：“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粗究其终始。”扬雄的《酒赋》今残，据其序所说是因为汉成帝好酒，故扬雄作赋以讽之，但扬雄用游戏的笔调叙写有关酒的功用和典故，则不仅没有起到讽谏的作用，反使人增加了对酒的兴趣和迷恋。这正是内容不雅所造成的。曹植认为，这样的作品尽管辞采华美，但价值不大。
第二，追求情感。追求情感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文学自觉的主要表现之一。曹植的创作“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达到了情文并茂的艺术高度。有感而发，文以表情是曹植自觉的创作原则。
《愍志赋序》：“予心感焉，乃作赋。”《离思赋序》：“意有忆恋，遂做《离思赋》。”《释思赋序》：“伊予以兄弟之爱，心有恋然，作此赋以赠之。”《离友序》：“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神龟赋序》：“龟寿千岁。时有遗余龟者，数日而死，肌肉消尽，唯甲存焉！余感而赋之。”《赠白马王彪序》：“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即使没有出现表示情感字眼的序，也同样充满着浓郁的情意，如《金瓠哀辞序》：“金瓠，予之首女，虽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赋。”虽未出现悲伤的字眼，但文中充满了一个慈父的悲悯爱怜的情感。正是因为注重情感的表达，才使曹植成为我国美文的创立者，使他的文章，即使是那些一般情况下用于应酬的公文，也成为情文并茂的文学作品。
第三，追求辞采。曹植为文追求情感的真切，也同样追求辞采的华美，主张“文义相扶”。他在《七启序》中说枚乘等人的“七体”作品“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肯定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自己要向他们学习。在《王仲宣诔》中他赞扬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在《前录自序》中，他主张创作要想象丰富，藻采华美。但是，他反对徒逞文辞而不顾内容情感，如他讥讽徒学司马相如辞赋之貌而不得其心的陈琳。今存曹植《与陈琳书》残篇：“夫披翠云以为衣，戴北斗以为冠，带虹蜺以为绅，连日月以为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于天，志绝于心矣。”揣其文意，这应该就是曹植讥讽陈琳的那封信的残存，讥评陈琳的辞赋徒事华藻，铺陈夸饰得无根由、无边际。曹植追求的是情文并茂，他在《答明帝诏表》中赞扬曹叡所作的诔“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哀动神明，痛贯天地”，这可以说体现了曹植的创作主张。
4、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曹植的性情个性和心态志趣。曹植天性淳真孝友，他又是卞太后之少子，自小受到宠爱，故而其性格中有阴柔善感的一面，这些都在序文中有较充分的显示。如《释思赋序》叙写对兄弟的留恋，《叙愁赋序》表达对妹妹们不幸遭遇的哀怜，《金瓠哀辞序》《行女哀辞序》则表达对爱女夭折的哀痛，《怀亲赋序》则显示了对父亲的怀念，这些序文所表达的感情，根于深心，真切感人。《神龟赋序》《离缴雁赋序》则表现了曹植对自然生命的爱怜，体现出他对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如《离缴雁赋序》：“余游于玄武陂中，有雁离缴，不能复飞，顾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怜而赋焉。”
《鹖赋序》则显示了曹植性格中尚武使气、刚健勇武的一面，《玄畅赋序》表达了曹植对人生态度的困惑和抉择，其中说：“夫富者非财也，贵者非宝也。或有轻爵禄而重荣声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异情，杨墨殊义。聊作斯赋，名曰《玄畅》。”人生实难，途路虽多，却并非任由个人选择，曹植虽轻视富贵爵禄而志在济世安民，却立功无门而不得不守柔处静，故而所谓“玄畅”，姑且自我开脱而已。由以上分析看来，曹植序文对其性情志趣的反映，有时比其他文体更深入、更真切。
（二）体式的多样和技巧的高超：
曹植的序文，往往根据内容的特点，选择恰当的表现形式，使内容与形式的配合恰到好处。
（1）体式多样，并随内容表达需要而变化。曹植的时代，序文的创作已经有了丰富的创作实践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章体式和表达方法，但作为优秀的作家，他并不拘守成规，往往根据内容特点和表达需要，灵活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做到因物赋形，随变生趣。他的序既有长达数百字的长文，又有短至数句的小品；既有信笔的挥洒，又有精心的构结。虽大多是抒写自由的散体，但也时常用形式整齐的韵文，使他的序形式多变，姿态万千。
（2）叙事、议论、抒情有机结合。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指出：“《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这是就序体文的一般情况而说的，在实际的创作中，情况往往非常复杂。曹植也有以说明和议论为主，表达某种思想观念的序，如《七启序》《酒赋序》等，但只占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是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的小品，而其形象性和抒情性尤为突出，特别是那些叙写亲情的文字，形象鲜明，情感真挚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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