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瘕风刘云涛 https://jbk.familydoctor.com.cn/bjbdfyy_ys_1515/若干民国少年的“课外辅导班”说是若干,其实是以汪曾祺为主。因为这一篇,原是读《汪曾祺年谱》(后文称年谱)而冒出来的想法。后又想起一些,于是从书架上又翻出几本。据《年谱》而言,汪老是年夏天从幼稚园毕业,当年秋天入读高邮县立第五小学一年级,时年六岁。这已经和更早期的老先生,比如汪老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不同。汪老念的国文,显然是这两年翻印而为大家所多见的“民国语文老课本”。《年谱》中记录的国文课内容,也比较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年,也就是汪老上五年级的时候,这一年的暑假,开始明确记录了他的“课外辅导”情况:祖父汪嘉勋教汪曾祺读书、作文。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汪曾祺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隔日作文一篇,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寻常茶花》)所以大概11岁左右,课外读的是论语,不仅是辞章,而且应该初通义理。同年的秋季,汪老升入六年级。他的同桌许荫章(后改名许长生)晚年回忆:增祺兄天资聪颖,思维敏捷,有一目十行的不同凡响的功能,上课时偷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书。平时看不到他啃书本,但每次考试皆是名列前茅,深得语文教师高北冥、图画教师王延骧两位先生的称赞。从这个情况来看,汪老在这个年龄,对这一官一民两部小说还是兴趣蛮大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为这诸侯争天下、民反不得活的事迹作插画(尚无记录)——虽然他的美术很好。许长生回忆,汪老当时为自己作“树荫垂钓图”:画的是一老者垂钓,“钓线若有若无,寥寥数笔,神采奕奕颇具神韵”。在年夏,汪老小学毕业。暑假住在三姑父孙石君家,与表弟一起,受教于三姑父请来的乡中名儒韦子廉先生。这是汪老“桐城派几何”开始的先声,他后来回忆:小学毕业之暑假,我曾在三姑父孙石君家从韦鹤琴先生学。先生日授桐城派古文一篇,督临《多宝塔》一纸。我至今作文写字,实得力于先生之指授。忆我从学之时,弹指六十年矣,先生之生容态度,闲闲雅雅,犹在耳目。这是比较正式的课外辅导班了——而且请来了名师教学。看起来还是一个小班教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也在同一个暑假,汪老还随乡贤、名中医张仲陶读《史记》之“项羽本纪”。这是汪老的父亲特意带他去张先生家去学的。这里有一点地域和个人特色,《年谱》说高邮学士多读经部和集部,但张仲陶是少有的耽于子、史二部的人。这就是汪老在小学阶段的国文底子,除了他正式的学堂内的国文课之外,他所念的典型辅导班。后来汪老读初三的时候,他的教导主任顾调笙先生授初三几何,非常器重汪老,想加意辅导他进中央大学,学建筑。但是汪老画画没问题,但几何实在不行: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功夫,没有效果,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我的初中》()]从《年谱》来看,汪老也不是没有念过理科辅导班。但天公作美,这欧几里得,也归了桐城派。汪老不仅爱画画,也爱唱京戏。在初中期间已经开始唱青衣,直到西南联大还是活跃分子。另外初中、高中阅读面也宽了,高中开始倾慕沈从文,当时应该算“当代作家”,所以他不远千里,辗转海陆,要去考联大,这都是后来的事情。合上《年谱》,我不仅要先发一点议论。汪老念书的时候,正是民国正当时。如果是粗浅的、刻板的印象,我们所知道的——自五四以后就已经打到了孔家店了。这“《论语》辅导班”怎么还能开起来?!如果说再老一点的老一辈,那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沈从文先生。接下来要引入一些《从文自传》中的内容。沈老是六岁开始上私塾,这时候还是清末。私塾的课本,应该和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中所读相差不大。当然,至于学了什么,沈老有很长的两大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概括起来,应该就是两个字——逃学。(原文非常精彩,建议大家去读一读)这可见,如果从要上辅导班的角度而言,这沈老失败的很。但这里又不得不停下来讨论一下。有一次听陈平原教授的讲座,他专门提到——现在的文学教育不教怎么成为作家。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语文和文学教育的现状。可是也的确,“作家”应该怎么教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汪老曾经很笃定的提到,怎么教“作家”——沈从文先生很有一套。大概的意思,读一读《从文自传》的经历,再加上联大沈老的教法,这就是可行的思路。所以可见,这沈老的“辅导班”不仅不算失败,不仅仅可以让沈老走向文学之路,同时也可能具有一般性。对于文学创造的教育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不能算是失败,反而成功的很。有一次夜翻《牛棚杂忆》,季羡林先生在附录自传中提到了他上学的情景。其中详细记录了——念中学的时候他叔父辅导他课外学习并要求上辅导班的过程: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转》、《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这辅导班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英文对于睁开眼看世界而言,要算刚需。但他也没有说传统就是糟粕,应该狠狠的踩在脚下。这辅导班还得照上,对老师另给报酬。这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小课题来进行研究。把我们所能找到的民国“中小学生的课外辅导班”的资料,都一一找来。然后分门别类,按照各种视角去研究。但总而言之,应该不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些大师们,义无反顾的绝不读中国书。好吧,这就是我的一个导向。图穷匕见——大概是这个意思。即使在这新时代,即使在传统的废墟上,也离不开这废墟的泥土。至于该如何读,应该有很大一批人在努力。当年努力睁开眼的时候,为了斩断牵绊阻碍,为了能多看一点西方,当然可以说少读中国书。但在于今天,扁担的另一头已经重了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实打实的问一问自己,这个扁担应该怎么挑。关于课外辅导班,还有续集。《年谱》中记录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汪老的同学好友朱德熙先生,曾受聘担任何孔敬(后来成为朱德熙夫人)的弟弟何孔先的家庭教师。这个课外辅导是很有成绩的:何孔先后来就考取了昆明的名牌学校——天祥中学。但何父决定放弃入读天祥,继续延聘朱德熙教授何孔先。为了照顾朱德熙在联大上课的方便,何父特意在联大附近租下一小套厢房,供师生居住、教学。所以,这就是名校和“名师”的竞争,一对一的辅导竟然大胜名校。不过朱老肯定教的用力,也不知怎的连姐姐的芳心一并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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