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瘕风刘云涛 https://jbk.familydoctor.com.cn/bjbdfyy_ys_1515/若干民国少年的“课外辅导班”说是若干，其实是以汪曾祺为主。因为这一篇，原是读《汪曾祺年谱》（后文称年谱）而冒出来的想法。后又想起一些，于是从书架上又翻出几本。据《年谱》而言，汪老是年夏天从幼稚园毕业，当年秋天入读高邮县立第五小学一年级，时年六岁。这已经和更早期的老先生，比如汪老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不同。汪老念的国文，显然是这两年翻印而为大家所多见的“民国语文老课本”。《年谱》中记录的国文课内容，也比较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年，也就是汪老上五年级的时候，这一年的暑假，开始明确记录了他的“课外辅导”情况：祖父汪嘉勋教汪曾祺读书、作文。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汪曾祺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隔日作文一篇，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寻常茶花》）所以大概11岁左右，课外读的是论语，不仅是辞章，而且应该初通义理。同年的秋季，汪老升入六年级。他的同桌许荫章（后改名许长生）晚年回忆：增祺兄天资聪颖，思维敏捷，有一目十行的不同凡响的功能，上课时偷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书。平时看不到他啃书本，但每次考试皆是名列前茅，深得语文教师高北冥、图画教师王延骧两位先生的称赞。从这个情况来看，汪老在这个年龄，对这一官一民两部小说还是兴趣蛮大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为这诸侯争天下、民反不得活的事迹作插画（尚无记录）——虽然他的美术很好。许长生回忆，汪老当时为自己作“树荫垂钓图”：画的是一老者垂钓，“钓线若有若无，寥寥数笔，神采奕奕颇具神韵”。在年夏，汪老小学毕业。暑假住在三姑父孙石君家，与表弟一起，受教于三姑父请来的乡中名儒韦子廉先生。这是汪老“桐城派几何”开始的先声，他后来回忆：小学毕业之暑假，我曾在三姑父孙石君家从韦鹤琴先生学。先生日授桐城派古文一篇，督临《多宝塔》一纸。我至今作文写字，实得力于先生之指授。忆我从学之时，弹指六十年矣，先生之生容态度，闲闲雅雅，犹在耳目。这是比较正式的课外辅导班了——而且请来了名师教学。看起来还是一个小班教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也在同一个暑假，汪老还随乡贤、名中医张仲陶读《史记》之“项羽本纪”。这是汪老的父亲特意带他去张先生家去学的。这里有一点地域和个人特色，《年谱》说高邮学士多读经部和集部，但张仲陶是少有的耽于子、史二部的人。这就是汪老在小学阶段的国文底子，除了他正式的学堂内的国文课之外，他所念的典型辅导班。后来汪老读初三的时候，他的教导主任顾调笙先生授初三几何，非常器重汪老，想加意辅导他进中央大学，学建筑。但是汪老画画没问题，但几何实在不行：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功夫，没有效果，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我的初中》（）］从《年谱》来看，汪老也不是没有念过理科辅导班。但天公作美，这欧几里得，也归了桐城派。汪老不仅爱画画，也爱唱京戏。在初中期间已经开始唱青衣，直到西南联大还是活跃分子。另外初中、高中阅读面也宽了，高中开始倾慕沈从文，当时应该算“当代作家”，所以他不远千里，辗转海陆，要去考联大，这都是后来的事情。合上《年谱》，我不仅要先发一点议论。汪老念书的时候，正是民国正当时。如果是粗浅的、刻板的印象，我们所知道的——自五四以后就已经打到了孔家店了。这“《论语》辅导班”怎么还能开起来？！如果说再老一点的老一辈，那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沈从文先生。接下来要引入一些《从文自传》中的内容。沈老是六岁开始上私塾，这时候还是清末。私塾的课本，应该和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中所读相差不大。当然，至于学了什么，沈老有很长的两大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概括起来，应该就是两个字——逃学。（原文非常精彩，建议大家去读一读）这可见，如果从要上辅导班的角度而言，这沈老失败的很。但这里又不得不停下来讨论一下。有一次听陈平原教授的讲座，他专门提到——现在的文学教育不教怎么成为作家。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语文和文学教育的现状。可是也的确，“作家”应该怎么教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汪老曾经很笃定的提到，怎么教“作家”——沈从文先生很有一套。大概的意思，读一读《从文自传》的经历，再加上联大沈老的教法，这就是可行的思路。所以可见，这沈老的“辅导班”不仅不算失败，不仅仅可以让沈老走向文学之路，同时也可能具有一般性。对于文学创造的教育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不能算是失败，反而成功的很。有一次夜翻《牛棚杂忆》，季羡林先生在附录自传中提到了他上学的情景。其中详细记录了——念中学的时候他叔父辅导他课外学习并要求上辅导班的过程：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转》、《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这辅导班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英文对于睁开眼看世界而言，要算刚需。但他也没有说传统就是糟粕，应该狠狠的踩在脚下。这辅导班还得照上，对老师另给报酬。这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小课题来进行研究。把我们所能找到的民国“中小学生的课外辅导班”的资料，都一一找来。然后分门别类，按照各种视角去研究。但总而言之，应该不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些大师们，义无反顾的绝不读中国书。好吧，这就是我的一个导向。图穷匕见——大概是这个意思。即使在这新时代，即使在传统的废墟上，也离不开这废墟的泥土。至于该如何读，应该有很大一批人在努力。当年努力睁开眼的时候，为了斩断牵绊阻碍，为了能多看一点西方，当然可以说少读中国书。但在于今天，扁担的另一头已经重了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实打实的问一问自己，这个扁担应该怎么挑。关于课外辅导班，还有续集。《年谱》中记录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汪老的同学好友朱德熙先生，曾受聘担任何孔敬（后来成为朱德熙夫人）的弟弟何孔先的家庭教师。这个课外辅导是很有成绩的：何孔先后来就考取了昆明的名牌学校——天祥中学。但何父决定放弃入读天祥，继续延聘朱德熙教授何孔先。为了照顾朱德熙在联大上课的方便，何父特意在联大附近租下一小套厢房，供师生居住、教学。所以，这就是名校和“名师”的竞争，一对一的辅导竟然大胜名校。不过朱老肯定教的用力，也不知怎的连姐姐的芳心一并俘虏。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grrz/58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