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老庄和孔孟思想及其一系列基础的理论范畴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至今仍保有强大生命力。儒道两家在成为古代文学思想渊源起点的同时，也受到了后世儒生、道生的广泛传承。本文旨在探讨儒道两派文论对后世的渗透和影响及发现儒道两家在思想体系上的交叉和区别。儒家的文艺思想是以“诗教”为核心，故强调诗乐的教化功能，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文学的社会作用。《论语·子路》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记录了《诗》在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巧妙赋《诗》对于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汉代《毛诗大序》对该纲领有相当大的继承，《毛诗序》的中心内容便是强调诗歌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文章一开头便提出《关雎》一诗是表现后妃之德，接着阐述变风、变雅是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变化的影响，将文艺的发展同现实政治密切关系，并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范；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对汉赋的产生、兴盛以及政治意义和美学价值都作了系统论述，“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汉大赋正是在当时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上适应“润色鸿业”的需要而产生，且汉赋所表达的内容“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大体概括了西汉辞赋的政治特色，反映班固思想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白居易作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诗的最高标准是“美刺比兴”，突出强调了诗歌应“救济人病，裨补时阙”，通观《与元九书》全文，他胸怀天下，从同情人民的士大夫立场来观察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和黑暗政治，从文学批评高度首次要求诗歌关照民生疾苦，最终为实现“王道”、“教化”的目的而努力。其次，儒家的复古模拟色彩浓厚，封建说教意味较重。孔子在《论语》中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现孔子将六经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任何人的改革，尊崇古代礼乐文化的决心。东汉至南朝，皇权衰微，经学式微，使得南北朝文学脱离“正史之道”，在个人情性和形式美方面取得很大发展。隋朝建立之初，为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儒学复古问题便已提出，以李谔和王通为代表。初唐太宗李世民也明确提出过复古的要求：“朕虽德谢前王，而情深好古，伤大雅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故广命贤才，旁古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既出于统治者号召，唐初文人也多主复古，如王勃痛感几百年来“斯文不振”，倡言“激扬正道，大庇生人，黑出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强烈批判了齐梁文风“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执着于超越六朝而直复古道，故重于因袭而忽视创新，受到皎然“复多而变少”的批评。韩愈是继初唐复古思潮后散文复兴的又一面旗帜，中唐古文运动的主旨，即复兴儒学。在《答李翊书》中，韩愈首先强调了文章的复古问题，学习古文，应以古为法，因此提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时韩愈所倡导的“文以载道”，“道”即代表儒家维护礼制政治的观念。至于明代的前后七子，更是彰扬“文笔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主张，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云：“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可见王世贞仍坚持以秦汉、盛唐诗文为最高标准。从上述几批文学家来看，其创作主张都受到过儒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影响。最后，儒家对于文学的内容方面也是精益求精，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在创作优秀作品时重视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力求达到尽善尽美。这就可与中国惨淡经营的学风联系在一起。“惨淡经营，诗道可贵”，这种高贵精神不仅体现在文人创作中如“苦吟”诗人，亦彰显于古代文论家的理论上。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待诗歌遗产的态度是“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多师”就是广泛地向前人今人学习。从杜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对屈、宋、苏、李、陶、谢等前人都苦心学习，由此促成其攀上诗坛高峰。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首，论诗坚持多读书，学习前人的法度，并且特别重视用字造句，提出“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以追求字句的精雕细琢。大体而言，宋代江西诗派作诗殚精竭虑、辛勤摸索，是对先秦儒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绝佳继承。道家思想在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结构中一直与佛家联系在一起，这主要是由于意境和禅境有交叉之处。道家主张“绝圣弃智”、“虚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由此看来，道家可称得上是门寻求个人心灵自由，彻底解放的人生哲学。庄子有云：“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于是庄子运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的典故论证其“得意忘言”的主张。唐代司空图所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以及南宋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云云，亦不外是“文已尽而意无尽”的别样说法罢了，与庄子所追求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的观点息息相通。道家的文艺理论讲究“风骨”、“气韵”，提倡“妙语”，重神而不重形。庄子认为对一个人来说，其形体是存是灭、是生是死、是美是丑都无所谓，最重要在于其神是否符合“道”，这里的“道”不同于儒道，是一种超越观念世界的未知力量，是老庄追求的最高境界。受道家重神轻形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这种气无法经后天培养而是与生俱来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主张描写自然景物注重神似，认为描写景物不是抄袭自然，而要从深远的情志出发，去仔细体察吟咏万物之声色。真正“以味品诗”的首创者钟嵘认为“使未知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味”则代表作者从文艺创作的形象思维中感受到的美，有味则必定传神，寓含形象喻示的高妙，因此其重视事物的内在精神实质的观点与老庄是一脉相承的。根据上述两大看似无关联实则有联系的版块，我们更能发觉儒道两家在思想体系上的交叉与区别，从本质上看，儒道思想是对立的：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倡导“为统治阶级服务”；道家重视人性自由，儒家注重礼仪教化；道家重自然，儒家尽人事；道出世，儒入世。虽然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但“有无相生”“物极必反”，两者正因处处相反，才能相辅相成，给予文学和文论上如此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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