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一场球了，曼城、切尔西大胜，皇马、曼联险胜，其实足球战术和军事战术很像的，有时间要不要谢谢足球战术呢？再议再议。巴萨两点半，要不要边写边等呢？这是个问题，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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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啊，上次忘了说了，诸葛亮北伐前篇写好就直接发了，根本没检查修改，导致错字、漏句很多，实在是抱歉。
今天说说周人的战略智慧。
《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个故事，说的是：“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佰﹑仲雍二人乃礶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礶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而《周本纪》里的记载也差不多：“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这就是所谓的太伯、仲雍让国奔吴的故事。
我要说的是，应该有这么个事，但未必是这么回事，这个故事的情节很可能是假的。这个故事是成年人版本的“孔融让梨”，宣传孝、仁、义、礼，非常符合孔子儒家的价值观，作为正能量宣扬宣传是挺好的，但是军事上可能故事情节不是这样，很可能是周人的战略。早有先贤提出这件事很可能是周人“剪商”战略，我来补充补充。
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很可能是几代领导人共同制定，并且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来执行的。在当时，周的发展战略的目标就是要崛起、灭殷商、取天下。作为这个领导层里的骨干力量，太伯和仲雍因为君主的继承问题，离开本族出奔万里之外，只是为了让老爷子的心愿得偿，而根本不顾本族的发展和利益，这不合逻辑。他们完全可以服从老爷子的决定，辅佐弟弟，为本族的战略发展做点事情。用得着跑吗？现在不仅跑了，还跑到万里之外，这不仅是不孝，更是不仁不义，完全不管本族死活了嘛。
在殷周之际，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口资源，这不用说。其次就是铜。商周两朝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一个王朝要保持它的强盛，铜资源的控制必不可少。而殷商王朝对中原的统治有很大一部分的助力来自于它对铜资源的控制。当是时，在商王朝核心势力范围黄河流域内的铜矿并不多，产量更不足以支撑整个王朝的需求。因而，势力范围边缘的长江流域之铜矿就成为原料的主要供应地。
商王武丁在位期间，为了掠夺长江流域的铜资源以及占卜用的灵龟、牛胛骨等资源，曾多次对“南土”，即荆蛮之地进行大规模的征伐行动，迫使一批小国归顺，加强了商王朝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渗透和控制。这在历史文献中也多有反映，殷墟卜辞中有“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辛亥卜，亘，贞乎取吕”等记载。故史有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其荆旅。”
为了达成有效渗透和控制，商王朝还在荆蛮建立了多个据点，比如在现在的湖北黄陂就建有盘龙城，作为据守南疆的据点，保障“铜路”的畅通。而太伯和仲雍出奔的正是荆蛮之地，其地有鄂东铜矿，正是商王朝的一个重要产铜基地。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根据太伯奔吴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荆蛮之地是太伯和仲雍出奔的第一落脚点，而吴地是他们的最后落脚点。从陕西到湖北到江苏，顺沔水从陕西进入湖北（途中可能还达到过四川东部），牧誓八国中的庸国（前面文章提过的上庸就是庸人的老家）、彭国（就是在上庸盆地的东面房县盆地）、卢国（也在房县盆地，和彭国相邻）、楚国（当时的楚国在河南丹江口市西北，正是沔水的上面一点，也就是卢国和彭国的西北方向）、往南还有濮国（长江以南，张家界的慈利县）以及四川的蜀国，都在这条线路附近。
然后再从湖北顺长江直下进入江苏，整条线路对太伯、仲雍来说是一个完全可行的行动路线。在湖北前往，又有些什么呢？
我们顺着长江东下，可以惊奇地发现，在现代考古活动中，湖北，江西，安徽这三省长江沿岸均发现了古代铜矿遗址。自盘龙城而下，湖北有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阳新县港下古铜矿遗址等，江西有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等，安徽有铜陵木鱼山、金牛洞等古采矿遗址、还有南陵大工山古矿冶遗址以及安徽长江北岸北起滁县南至安庆的沿江古铜矿遗址带。这些古铜矿有的已被考古证明曾为商王朝所开采，有的虽然未能证明，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和“太伯奔吴”这个故事最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一路上，遍地是铜啊，同志们。
同样，这一路上遍地都是盘龙城类型的商文化遗址。自盘龙城而下，有九江神墩、湖口县下石钟山、德安陈家墩和石灰山、新余席家山、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遗址等等。而考古中发现的商文化的遗址，正和这些古铜矿遗址分布相吻合，并且几乎都是冶炼和铸铜的基地。而这，正是证明那些古铜矿曾被商人开采过的间接证据。试想，如果附近没有铜矿，那要这些冶炼、铸造以及保护铜资源输送安全的据点干什么？
这些商文化以及古铜矿的遗址正和太伯、仲雍向吴地行进的路线吻合，难道又仅仅是又个巧合吗？
反过头来看看周族的情况。黄河流域铜资源本身就少，开采出来的质量又低，特别是周族所在的陕西，乃当时黄河流域铜资源匮乏之地。一个国家、氏族所拥有的铜的数量、质量在当时全面地反应了这个国家、氏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足够的铜，想取得长远的发展是及其困难的。
在那个时候，周族因为遭受到被商王朝战败的鬼方的军事压力，迁移到了岐山之南。周族到达岐南后，战败了原来居住在此的姜戎，并在此地迅速发展。而这个时候，商王朝对南土的开拓已告一段落，正集中兵力对西北方的诸戎用兵，以求获得西北边境的稳定和安宁。正是前面所说，鬼方就是被商王朝击败后迁移周族原来所在的地，才迫使周族南迁。表面上看，周族是被迫南迁，但因为西北诸戎被商王朝击败后实力大损，而周族南迁后获得了新的土地和资源，实力反而提升。在西北诸戎力量下降的基础上，周族反而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遇。而“太伯奔吴”之事，就大约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仅仅把此事看成是对君主位置的一个谦让，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映。
那么如果把太伯和仲雍出奔看成是周族发展战略的一个举措，之前的很多问题就能提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首先做为一个氏族国家周本身，如果我们是它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时要考虑什么？其实很简单，周族的战略目标可以分为两个，短期的是成为地区强国，长期的规划是夺取中原的统治权。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简单，它最大的假想敌是谁？自然是殷商王朝。
面对一个实力远远超过自身的敌人，做为弱小一方在制定战略是必然要考虑两个问题。一，发展自身的实力；二，削弱对方的实力。那么如何发展自身？我们现在说起来，发展靠投资。在古代也是一样，要发展必须有资源。但年前的贸易远没有如今发达，要获取资源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掠夺，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农业资源和矿物资源等等。这种掠夺自然不可能脱离自身触手可及的范围，越国越地域那是不现实的，肯定来自相邻的民族和小国。通过这样蚕食的积累才能最终积蓄起与殷商王朝相抗衡的实力。那么如何削弱对手？最直接的当然是进攻对方直接蚕食，其次是蚕食其周围小国形成战略包围，再次就是破坏殷商王朝与周围附庸国之间的联系，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削弱殷商王朝对周围小国的控制能力，进而削弱其对资源的掠夺能力。那么对当时的周来说，其实力不足以进攻殷商，也不足以蚕食其附庸，只能先以破坏为主，削弱殷商的影响力，加强自身的影响力，再而执行下一步的战略。这就是“远交近攻”之策，而“发展自身，削弱对方”这是“远交近攻”之策的理论建立基础。附带说一句，“远交近攻”之策绝对不是战国时期的发明，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的基本之道，战国时只是根据先人的经验明确提出了这个名词而已。
按照这个思路，太伯奔吴一事就显得非常清晰了。他们两人离开时应该带着这样的任务：在荆汉之地为周找到盟友；寻找在其地获取资源的可能性；破坏殷商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削弱其对该地区的影响；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在其地建立一个根据地，与岐山大本营遥相呼应。这些我假想的任务在历史留给我们的片段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比如在江西瑞昌古铜矿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墓葬中出土的带有先周文化色彩的陶器；武王伐纣时，在《尚书?牧誓》中的庸、蜀、彭、卢、濮等国都在蜀、鄂的交界处，如果没有长期以来交往而形成的信任感，这些小方国是不可能积极参加周武王的灭商联军的；西周早期龟骨中反映周楚密切来往的卦辞等等。楚国和庸、蜀、彭、濮等国一样，都是武王伐纣的积极参与者，而在历史文献中显示给我们的只有太伯、仲雍出奔一事能与这些国家产生联系。而且这些地方正处于太伯离开岐山后最后到达吴地的路线上，现在的考古发现也越来越多的反映出当时先周文化在这一带的活跃，这些证据正在形成一个证据链显示出周族“远交剪商”战略的基本脉络。
也许是为了进一步的实施战略、也许是遭到了殷商军队的围剿，后来太伯兄弟离开了湖北、江西和安徽，最终来到江苏的吴地。我个人倾向于他们遭到了殷商的军事压力，被迫转移到吴地，此地正在殷商势力范围之外，却又紧密地挨着其边界线，正适合在低谷时的蛰伏，以便后续的发展。而且结合历史事件来看，也正与当时的情势相吻合。
在太伯、仲雍离开岐山后，其幼弟季历继承了周国的王位，其在位期间对周围的戍狄部落发动进攻，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巩固了增强了周人的实力，甚至商王文丁也封其为“牧师”。其后，文丁处于遏制周人的战略考虑，杀了季历，其子姬昌即位。姬昌即位之初曾因杀父之仇忘掉了周人的既定战略而对商王朝发动过直接进攻，遭到了商王帝乙的痛击而惨遭失败。之后姬昌重新拾起“远交近攻”之策。姬昌伐商失败后，东夷部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使得商王朝的战略重心由西改向东。如果说这只是因为东夷自身的发展而导致与殷商的利益冲突的迸发，仅仅是个巧合的话。那我们来再看下一次。
在姬昌率领周人取得极大发展后，矛头开始再次东向，动手剪除商王朝的侧翼诸方国，在姬昌将对一个叫做黎的小国动手之前，商王帝辛（即纣王）曾考虑改变对东夷用兵的方略，全力解决西方问题，并在黎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演习，试图威吓周国，然而巧合马上跟着来了，东夷再次叛乱，帝辛被迫回兵征讨。如果说第一次是巧合，我信；第二次还说是巧合，我就不怎么信了。
能够让东夷部落如此默契地和周国达成战略呼应的是什么人呢？太伯、仲雍有相当的嫌疑。我们来看，其时，此二人应该已经来到了吴。而吴地除了紧挨着殷商控制的古铜矿区外还有一个邻居，就是其北方的东夷部落。根据我的猜测，此二人虽然因为殷商的军事压力被迫离开了铜矿区，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也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使命。对东夷的联络就是一个说明。
必须要再次指出的是，关于太伯出奔是周人“剪商”战略的提法并非我提出，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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