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手稿残稿，国家图书馆藏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编次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到五代后周恭帝显德六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为一编，首要工作是以历代可信文献为依凭，逐年逐月逐日地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清理历史脉络，还原历史真相。其编纂方法是先做长编，在此基础上分清主次，删繁就简。其中部分历史阶段是以编年体史书为基础编成，如汉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六朝有许嵩《建康实录》，唐有历朝《实录》与柳芳《唐历》等书，五代也有十多部《实录》。这些编年体史书都有各自的局限，如叙事过简、忌讳掩饰、彼此冲突矛盾，以及事件发生过程交代不完整等问题。没有编年体史书可以参考的部分，工作量更大。
司马光依靠三位杰出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的帮助，对当时可见文献作了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又以妥当的裁剪和精密的考证，完成了全书的编纂，前后历时十九年，司马光在进表中也称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由此，这部伟大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司马光能完成此书，我曾总结六条原因，曰皇家支持，曰知所进退，曰助手得力，曰史观通达，曰方法得体，曰亲力亲为，缺一则难以蒇事。
从《资治通鉴》全书看，虽然如书名所示，全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是要给当代和后世的君臣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但全书却将此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作了细大不捐的叙述，且于时间、人物、地点、真伪、制度等所涉细节，也都不辞琐碎地加以考证，可以看出司马光在追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方面，与现代学术之务明原委之精神完全相通，超越在他前后的几乎所有史家。当然，作为皇家支持的大规模纂著，司马光也要考虑现实的参考启发意义，以史论的方式，发表他对史事的看法。
在编纂《资治通鉴》前，司马光曾著历代编年简史《稽古录》，其中《历年图》部分，附有三十六篇断代史论，对周至五代历朝施政得失，对历代君主之能力性格、成败得失，都有具体而微的评价。虽然这种面面俱到的史赞为历代史书所因袭，但司马光显然觉得不能满意，他认为应就历代成败的关键问题，参考历代史家的意见，表达他独到的见解。
司马光所采前人之史论，计有荀子、扬子《法言》（三则），贾谊、荀悦（七则）、太史公、班固（十三则）、李德裕、班彪（三则）、袁宏（二则）、范晔（三则）、华峤、习凿齿（四则）、孙盛（二则）、陈寿、虞喜、干宝、崔鸿（二则）、裴子野（八则）、沈约（三则）、萧子显、陈岳（二则）、欧阳修（二则）（以在《资治通鉴》中出现先后为序），凡六十三则。所引崔鸿、裴子野、陈岳等所作议论之原书不存，其他原书大多具在，可以看到司马光在采择时非常慎重，且大多仅摘其要点，未必皆详加引录。
司马光本人所作议论，皆以“臣光曰”标出，是向皇帝明确表达他对史事的具体见解。通检全书，凡一百一十九则。后人评判读《资治通鉴》而后知司马光有宰相胸襟，主要是就这些史论而言。其中约半数是对具体人事的评价，读者比对叙事可以理解分析，这里不作罗列。约半数皆就历史和为政之重大问题发表见解，具体可作以下介绍。
司马光像
正统之争。是宋代史学争议的重大问题，更是编年体史书在分裂时期不能回避的关键所在。司马光的看法与他同时的欧阳修所见有异，与南宋程朱学术盛行后以蜀汉承汉、南唐承唐的见解也完全不同。他认为上古“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而“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即君之正统所在应得到举天下普遍之拥护，天下不违，人民拥戴。如果“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不能为正统。如刘备称中山靖王之后，刘裕称楚元王之后，南唐李昪称唐吴王恪之后，或族属疏远，或是非难辨，他皆不认可为正统，因而能在《资治通鉴》之三国部分以曹魏为主，南北朝部分兼叙南北，五代承认中原五朝之实际存在，不对任何一方作主观的拔高。正统确立，受天之命统治天下的君主如何治理天下、统摄群臣，即为君道，是司马光最重要的论述。
重视礼乐教化。司马光认为，人主统治天下，应重视礼乐教化，目标是使天下“动静有法而百行备”“内外有别而九族睦”“长幼有伦而俗化美”“君臣有叙而政治成”“诸侯顺服而纪纲正”，这是他认可的天下秩序。对叔孙通定朝仪，他认为仅得“礼之糠粃”；对汉光武帝征讨天下之际，尚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表示极大赞赏；对唐太宗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深不以为然。
司马光认为君主要成为守礼的典范。他对晋武帝颇有非议，但对其能守三年之丧，则极表赞同。从大的方面说，礼的大端是君臣各存分际，使上下不乱，则秩序可以维系。《资治通鉴》开卷即述三家分晋，痛斥周天子不能坚守先王之礼，使三晋犯礼侵义之行为得到合法的承认，造成长期大乱，根本在于“天子自坏”礼义，最终“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祸患无穷。类似情况则如唐方镇之祸，司马光认为肇始于肃宗之姑息苟且。他认为君臣“尊卑有分，大小有伦”，但肃宗幸而复国，没有为天下及时确定长久之纲纪，而是“偷取一时之安”，命将帅，授方镇，“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终至积习为常，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而不治其罪，以至“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进而“将帅之陵天子”，终至天下大乱。这段话对宋前二百多年之动乱，可谓诛心之论。
晋武帝像从小的方面说，则为能否善用刑赏，控驭群臣。司马光认为应“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对历代不知此者，批评最多。如批北魏允许勋贵不死为弊法，责梁武帝优厚其弟为枉“王者之法”，周武帝对高遵漏泄大罪不行戮而借伊娄谦之手赦之，违背了君主“赏有功，诛有罪”的原则。
人主必须有信。刘裕既据关中，初委王镇恶以关中事，复命沈田子以图镇恶，司马光给以严厉谴责，认为使臣下争斗而致乱，使中原故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再如唐武宗诛郭谊，在下诏鼓励昭义将士背叛帅而归朝后，对郭谊杀叛帅归朝，反追究旧恶而亟诛之，有失人主之信。进而则将信及夷狄。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历代多有赞誉，司马光则斥为“盗贼之谋”，盖以权谋虽得胜于一时，失信终贻患于无穷。对东汉段颖袭杀散羌的行为，他认为不能仅肯定他“克捷有功”，谴责他对边民“视之如草木禽兽”，任意诛杀，恐“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盗”。了解于此，也就明白他对牛、李维州纳叛事件的态度，赞同牛僧孺将归唐之吐蕃叛将悉怛谋归还吐蕃，是在唐与吐蕃修好以后，应坚守信义，不应贪图维州小利。此事今人多有歧见，在司马光是坚持始终，且于牛、李并无明显偏颇。
建储是王朝存续之关键所在，司马光本人也目睹仁宗晚年因东宫未立而造成的危机，在仁宗病重时劝皇子早入内，保证了英宗的顺利接班。“臣光曰”有多处涉及建储问题。如汉武帝已立太子，在钩弋夫人生子弗陵后，命其所居为尧母门，乃让奸人逆知武帝偏爱少子，欲以为嗣，遂危及皇后、太子，人为造成巫蛊之祸。隋文帝既知嫡庶多争，孤弱易摇，但又造成兄弟间“势钧位逼”的局面，司马光特举辛伯之言，认为内外宠及嬖子配嫡，为乱国之本。对“玄武门之变”之“蹀血禁门，推刃同气”，更有“贻讥千古”之痛惜。
宦官问题是汉、唐政治之突出问题，对宦官之祸的议论，历来以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论”最为精当，说“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自是东汉的景况。而唐代宦官专政绵历近二百年，却绝非幼主、女君可概括。司马光分析，宦官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君主对内臣、外臣亲疏有别，加上唐代宦者握兵，乃至“太阿之柄，落其掌握”。司马光赞赏太宗“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之举措，认为从玄宗“始隳旧章”，让宦者“进退将相”，乃至数代权宦“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乃至国事日非。他虽然认为宫禁寺人不可无，但君主不能过分借以权柄，是于北宋一些特殊现象有感而发。
君臣之际，大约是古今一大难题，司马光议论亦多。他对战国养士之风深恶痛绝，认为如孟尝君所为，“上以侮其君，下以蠧其民，是奸人之雄也”，绝不值得提倡。对东汉清流当四海横流之际，“臧否人物，激浊扬清”，他也深不以为然，感叹“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反而赞赏郭林宗之“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他对欧阳修的史观多有异见，唯独对冯道之批评，引为知己。司马光认为忠臣当“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若遇天下无道，可以灭迹山林，优游下僚，不可“依违拱默，窃位素餐”，更不应如冯道那样，“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斥此为“奸臣之尤”。在谈到西汉霍光家族之祸时，他认为关键在于人君之器为“人臣执之，久而不归”，终招大祸。对臣下结为朋党，他认为根子在于君主“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
对历代君臣，司马光多有评骘，所见大体公允。他对历代君主最赞赏之人物，应为后周世宗。他赞誉世宗有“宏规大度”，其所为“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在众多事件处理中都能见到他的处事得要，如“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蜀兵以反复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在统一战争中，“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指世宗征南唐，前后态度之变化，恰见有道君主的胸襟。
周世宗像司马光的史论，内容极其丰富，难以备述，以上仅举“臣光曰”所议论之大端而已。与司马光在其他论著中的议论可以互相参考，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详尽罗列，在此不备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年第2期“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