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知名度和历史地位，肯定是人尽皆知的，而它的作者司马迁更是一位千古名流，史学巨擘。
汉景帝中元五年，此时正经历着“文景之治”，文帝和景帝这两位皇帝在位时间加起来有39年之久，而司马迁就出生在这个“文景之治”的尾巴上。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正是国家实力蒸蒸日上的时候，彼时国无战事，社会稳定，农业兴起；大环境是这样，司马迁自身的祖辈也很不赖，他的祖辈们当过官，更多的是从事史官和天文学研究员的职位，古代常讲子承父业，司马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很大程度上也表示了他今后一生将要走的路也是同样的。
司马迁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他父亲司马谈便指示他去多多游历山河，增长见识，收集一些民间故事、旧闻，而因着家学渊博，司马迁自小也是熟读诗书，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被正直史学家的血液所浸润。
十九岁时，司马迁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去到长安，当时的长安不但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更是文化的中心。就在司马迁来长安这一年，汉武帝宣布天下大赦，同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打通了丝绸之路的枢纽国——楼兰；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长安，犹如现代繁华的大都市，令无数文艺青年心生向往。司马迁一进长安城，就像乡下小子进京，这里有番邦的驼队，异域的吆喝，三教九流，街巷趣谈，处处妙趣横生，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刚到长安的司马迁广交朋友，认识了许多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担心司马迁被外在的繁华迷乱双眼，被那些“奇谈怪论”动摇了他原有的文学根基，侵蚀了他的“文学三观”，于是就开始给儿子找朝中大儒，让他们来指点司马迁，这也让司马迁获益匪浅。
可以说在长安的第一年里，司马迁丰富了见闻，增长了阅历，这对他的人生格局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司马迁有个好父亲，因为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也顺利地在朝中为官，公元前年，汉武帝前往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此时司马谈病重，诀别之际，司马谈叫来司马迁，最后以慈父谆谆教导的语气嘱咐司马迁，要他继承自己的遗志，编写论著，整理文献典籍。司马迁含泪答应后，还未能守孝，便赶去泰山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
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家庭，好的初始教育是很重要的，司马谈身为太史令，一生从事文学工作，对于历史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端正且严肃的，他尤为注重史料的真实性，而这点，也言传身教到儿子司马迁身上。
身为父亲，司马谈虽然公务繁忙，但同样注重司马迁的成长情况，因此在对司马迁各方面的了解之后，才会让他出去游历、采风，让他见识更加广阔的大好山河和悠久的中华文明。
也许缺失的家庭也能出才子，但只有温情的、有责任感的家庭才能出心理健康、积极向上的孩子，也因为对父亲的承诺和志向的继承，日后司马迁才能在遭受人生巨大酷刑之后，咬牙坚持下来，最后成就名垂千史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