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知名度和历史地位,肯定是人尽皆知的,而它的作者司马迁更是一位千古名流,史学巨擘。
汉景帝中元五年,此时正经历着“文景之治”,文帝和景帝这两位皇帝在位时间加起来有39年之久,而司马迁就出生在这个“文景之治”的尾巴上。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正是国家实力蒸蒸日上的时候,彼时国无战事,社会稳定,农业兴起;大环境是这样,司马迁自身的祖辈也很不赖,他的祖辈们当过官,更多的是从事史官和天文学研究员的职位,古代常讲子承父业,司马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很大程度上也表示了他今后一生将要走的路也是同样的。
司马迁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他父亲司马谈便指示他去多多游历山河,增长见识,收集一些民间故事、旧闻,而因着家学渊博,司马迁自小也是熟读诗书,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被正直史学家的血液所浸润。
十九岁时,司马迁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去到长安,当时的长安不但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更是文化的中心。就在司马迁来长安这一年,汉武帝宣布天下大赦,同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打通了丝绸之路的枢纽国——楼兰;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长安,犹如现代繁华的大都市,令无数文艺青年心生向往。司马迁一进长安城,就像乡下小子进京,这里有番邦的驼队,异域的吆喝,三教九流,街巷趣谈,处处妙趣横生,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刚到长安的司马迁广交朋友,认识了许多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担心司马迁被外在的繁华迷乱双眼,被那些“奇谈怪论”动摇了他原有的文学根基,侵蚀了他的“文学三观”,于是就开始给儿子找朝中大儒,让他们来指点司马迁,这也让司马迁获益匪浅。
可以说在长安的第一年里,司马迁丰富了见闻,增长了阅历,这对他的人生格局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司马迁有个好父亲,因为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也顺利地在朝中为官,公元前年,汉武帝前往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此时司马谈病重,诀别之际,司马谈叫来司马迁,最后以慈父谆谆教导的语气嘱咐司马迁,要他继承自己的遗志,编写论著,整理文献典籍。司马迁含泪答应后,还未能守孝,便赶去泰山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
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家庭,好的初始教育是很重要的,司马谈身为太史令,一生从事文学工作,对于历史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端正且严肃的,他尤为注重史料的真实性,而这点,也言传身教到儿子司马迁身上。
身为父亲,司马谈虽然公务繁忙,但同样注重司马迁的成长情况,因此在对司马迁各方面的了解之后,才会让他出去游历、采风,让他见识更加广阔的大好山河和悠久的中华文明。
也许缺失的家庭也能出才子,但只有温情的、有责任感的家庭才能出心理健康、积极向上的孩子,也因为对父亲的承诺和志向的继承,日后司马迁才能在遭受人生巨大酷刑之后,咬牙坚持下来,最后成就名垂千史的《史记》。